刘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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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年龄的增长，我越来越不适应城市生活，尽管居住在小县城，但大小城市的特征如出一辙：楼高、车多、人嘈杂，空气难闻。
每逢周末或者假期，逃离城市，回归家乡成了我最向往的，乐此不疲。虽然我的家乡在深山老林，只剩一个空虚的地名——十年前政府实施了整村移民，使数以万计蜗居深山的山民们彻底告别了行路难，致富难，住进了宽敞整洁，交通便利的新农村。曾经养育了三四代人的数十个关山林缘村庄逐渐退隐于草木之中，不再有炊烟袅袅，也不闻鸡鸣犬吠、村童嬉闹。
尽管如此，我还是执拗地回到了家乡。
寂寥的村庄
十年前的整村移民，我的家乡人去屋空，空留数十座年老颓废的土坯房。那些土坯房的年龄不尽相同，有修建于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也有建于七八十年代的，最年轻的也有三十多年了。这些土坯房一律石基础，板土墙，木结构上间，屋顶抹泥，再苫上青瓦。这样的房子比起我的父辈们初到关山栖身的茅棚来，简直就是宫殿了。由于高寒阴湿，雨水偏多，土木结构的房子大多在历经三十多年的栉风沐雨之后，就老态龙钟，东倒西歪，摇摇欲坠了。人迁走了，房子没拆是因为房子还有用场：栖居山村六七十年，祖先的坟茔在此，每逢清明、年末，总要回老家祭奠祖先，祭奠祖先总要有个印纸（用钱在白纸上干印，据说这样一弄先人们就能收到钱）的地方，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寄托眷恋，尤其是那些上了年纪的人，在新居待上一段时间后，总会不由自主地回到老屋，熬一罐苦茶或者随意溜达一圈，慰藉一下对故土的思念。
人是房子的魂，房子需要烟熏火燎。长期受潮，使原本就不硬朗的土坯房日渐颓废，陆续坍塌。到2020年春末，从沟口到我们庄的十里长沟，四十多座老屋，几乎坍塌殆尽，剩下的三五座也是风烛残年，苟延残喘。恰逢县政府“消除土坯房”行动，我家四十多年的老屋终结了它的使命，挖掘机的长臂轻轻地挥了几下，我家的老屋就变成了一堆尘埃。
所有的土坯房拆除之后，不再允许修建永久性住宅，理由是我们村位于城区水源地，也不允许一户两宅。别人家不再修房子倒没啥影响，可是我们家不修不行啊——老房子拆了，老父亲的寿材（棺木）苫着篷布在露天放着总不是长久之计。我们东奔西跑，要求请求恳求主管部门以人为本，从实际出发，准许我们重建老屋，使老父亲在百年之后能够叶落归根，魂归故土。谢天谢地谢政府，虽然费了些周折，我家的老屋总算得以重建，一座砖木结构，玫红色琉璃瓦的新居矗立于青山绿水之间，蓝天白云之下。之后，左邻右舍们以生产用房为由，陆续修建了自家的彩钢房，一个新的村庄又诞生于废墟之上。
数房子有七八家，实际上常住的没有。邻居家虽然也是砖木结构的房子，但是常年大门紧闭，偶尔有主人回来暂住一两天，他们都有各自的工作，很少回来。其他几户人家，也是偶尔回来转转，并没有耕种土地，之所以修建所谓的生产用房，只是为了把根留住，心里觉着还有一个老家存在。回老家最勤的就是我，尽管也在上班，自家又没有车，但我总是尽可能地挤时间回老家，回老家的间隔稍长，就会心神不安，失了魂魄一样。
我随意游走在杂草没过脚踝的村道上，检阅连绵的群山和葱茏的树木，高亢激越的鸟鸣是唯一的伴奏。我从小马滩走到大马滩，只有我的影子陪伴着我。我们村由大马滩小马滩和晏家湾三个自然村组成，大马滩是队部所在地，也是曾经最热闹的地方。上世纪七十年代，柴油发动机带动的磨面机粉碎机就安装在大马滩，虽然磨出来的面粉黑黜黜的令人不满意，柴油味臭得令人窒息，柴油机的声音震耳欲聋，但毕竟是现代化的机器，窝窝嘴老奶奶和豁豁牙老爷爷稀罕得不得了，从早到晚守在磨坊门口看。遗憾的是柴油机不仅耗油量大，还动辄耍麻达，轰隆了多半年时间就被大家嫌弃了，宁愿跑五六里路，也不嫌水磨慢，磨面又到吱吱扭扭的水磨上去磨。大马滩曾经住着十来户人家，在清除土坯房的时候，全部夷为平地，现在只有茂盛的蒿草林在晚风中摇曳。
爬上一段陡坡就到了晏家湾，这是我们村的向阳地带，生产队时候是小麦的主产地，就是洋芋，面气也比大马滩小马滩的饱和。曾经的麦场已经被沙棘侵占，茂密成林，密不透风，我试图钻过去，绕了一大圈才明白是徒劳的，只好放弃。晏家湾曾经住着七八家人，现在已经看不到一丁点人间烟火的痕迹了，映入眼帘的全是茁壮的蒿草和丛生的沙棘。晏家湾的王老蔫是个瘦弱矮小的人，他在我的记忆中绝对是一个传奇人物。我六岁多那年一个夏天的傍晚，晏家湾的梁卯上人声嘈杂，惊动了大马滩和小马滩的人，只见晏家湾崎岖的山道上尘土飞扬，人们的惊叫声追逐着尘土，远眺的人们只看见山道上一个黑影被一个红影追逐着，后面扬起的尘土遮天蔽日。后来才知道是生产队的公牛突然间疯了，饲养员王老蔫准备牵它去饮水，没想到它一头把王老蔫撞了个趔趄，王老蔫一看架势不妙撒腿就跑，那枣红色的公牛竟然紧追不放，最终王老蔫被一块石头绊倒，左大腿根部被公牛的犄角剜了个深坑，昏死过去公牛才悻悻离去。王老蔫被连夜送到公社卫生院治疗了二十多天，医生说太玄了，牛角再往上剜两厘米，王老蔫的命根子就废了。包产到户的前一年，王老蔫突然病重住院，在县医院被诊断为胃癌，医生说最多有半年的活头了。当时癌症一词对于老百姓来说陌生而新鲜，不明白具体的内涵，只晓得王老蔫得了绝症。王老蔫的老婆是个哑巴，两个儿子还年幼，家境贫寒，吃饱饭尚且困难，哪里有治疗癌症的钱呢？王老蔫很坚决地出院回家，该干嘛继续干嘛，想吃啥还是吃啥。谁都不会想到脸上皮包骨，瘦死连筋的王老蔫在医生给判了死刑之后竟然多活了三十四年，到七十八岁的高龄才寿终正寝。
晏家湾的土地肥沃，那些坍塌了的房屋遗址上蒿草干比大拇指还粗，我试探着走进去，被蒿草林淹没了，惊起三五只野鸡，扑棱棱掠过我的头顶。我捂着狂跳的心赶紧钻出蒿草林。
散落的记忆
我那在深山辛劳一生的老父亲，和我正好相反，他最不愿意回到故土，他说家乡的一块石头一棵树在他眼里都是悲愁的记忆。我能理解老父亲，他从二十来岁落户到山林，为一家人的生计，为供我们上学，除了耕种田地之外，进林割扫帚，上山采野药，含辛茹苦，透支体力，最终多病缠身。家乡每一块土地都洒下了父亲辛劳的汗水，每一片山林都印有父亲跋涉的足迹。
我在家乡生活三十余年，虽然经历了饥饿的煎熬，饱尝了贫穷的滋味，但是家乡于我，仍然是最眷恋的地方。尤其是人到中年之后，回想起诸多和家乡有关的记忆，尽管清贫甚至困苦，却纯粹清澈，我心里就是满满的温馨。
我们小马滩是个只有十来户人家的自然村，大家和睦友爱，守望相助，亲如一家。我们村虽然小，祖籍却复杂，涉及两省六县，一律是外来户。外来户虽然适应山林生活缓慢，与当地老户相比显得笨拙许多，但外来户经多见广，尊崇知识。不管祖籍哪里，当时落户深山老林的初衷就是活命，当性命得以苟延、下一代出生之后，我的父辈们不约而同地把子女送进学校，尽管当时的日子也苦焦得很，家无隔夜粮是普遍现状。我们家人多劳力少，日子一直紧巴巴的捉襟见肘，念小学还能将凑，到上中学就成了大愁肠事——我们每周都要拿生活费。我们距离中学四十多华里路，背馍馍多了就坏了，只能吃灶上的黄面疙瘩。一周两块钱的生活费经常出现断档，每当我们被困住的时候，邻居王姨和左奶奶总是施以援手，解燃眉之急，就是在乡邻们的帮衬下，我们陆续读完了中学。
我念初中一年级的时候，夏日的周末回家途中遇上了瓢泼大雨，前不着村后不着店，只好冒着大雨回家。到家之后，我整夜高烧，昏迷不醒。第二天一大早父亲请来赤脚医生，他号了脉，翻看了我的眼睑，告诉母亲说我这是要出“花”（天花）了，不能见风，睡哈等着花出来就好了。左奶奶闻听之后拄着拐棍，颤颤巍巍地拿来了几粒葡萄干，说是熬点水喝上花出来得快；王姨拿来了十几粒红玉米颗，说是煮点水喝上解表，花就出得快。那是我第一次见葡萄干和红玉米粒，我知道那是左奶奶在外公干的儿子带回来的，她锁在箱子里，轻易不动的。红玉米更是稀罕，我们山里不出产玉米，平时见过的也是黄玉米。后来才知道，那红玉米是王姨远嫁宁夏的女儿探亲的时候拿回来的，满共也就四五十粒，是女儿特意孝敬娘的。
每年的腊月是我们最幸福的时候。平常的日子清汤寡水的，到腊月八之后，年猪们挨个被宰，我们不仅可以吃十来天的肉菜，还能尽情地耍猪尿脬。不管是谁家杀猪，全村的人都会被邀请去吃一顿杀猪菜，如果谁家有年迈的老人行动不便或者卧床的病人，主人家就会送去一老碗或者一小盆杀猪菜。我们的杀猪菜很有特色：以萝卜菜为主，夹杂手擀粉条，血馍馍，肥肉片，解馋而不过分油腻。这种习俗在我们村持续了四十多年，成了约定俗成的惯例。猪尿脬先是被反复揉搓，吹成一个大大的球，被我们争来夺去地玩上几天，之后皮囊发硬，卡里咔嚓地响，漏气吹不圆，不能当气球抛着玩了。我们再把猪尿脬在水里泡软，剪去尿穗子，把它蒙在破搪瓷碗或者搪瓷缸子上，做成一面小鼓，截两根竹棍敲打起来，嘣嘣作响，乐在其中。
邻居左老伯退休前是县供销社的领导，退休之后他毅然回到家乡，致力于野生药材驯化。左老伯在每年的中秋节前都要酿一缸野果子酒，有一年是酸梨酒，有一年是五味子酒，还酿过山酊子酒。到了中秋节晚上，全村的人聚集在左老伯家的院子，明月高悬，山峰隐约，大人们品酒谈闲，我们每人也能品尝一杯野果子酒，那滋味酸甜适中，口舌生津，回味无穷，天下没有第二。几十年过去了，那清爽甜美的味道一直鲜活在记忆里。
我八九岁上领我演《杜鹃山》的书魁哥已经逝去三十多年了，我们的社火母子占喜老哥，不光装了一肚子社火曲子，还拉得一手好二胡，他虽然大字识不了一箩筐，却有着超人的音乐天赋，不管是歌曲还是戏曲，只要你给他唱一遍，他就能用二胡给你伴奏，可惜，占喜老哥病逝也有八九年了。我的发小老四，个子是我们几个里面最高的，高得弓腰马跨的，瘦得像一株白杨树苗子，一双长腿丈量遍了方圆数十里的山林，一杆土炮百发百中，我没少吃他打的野鸡野兔。令人揪心的是，他因心梗过早地辞世，他的生命停止在三十九岁，是我们同龄人中走得最早的一个。还有那常年赤脚上山跋洼的贵生，还有即就是天阴下雨也能猜中时间，当了三十多年放牛娃的丑娃，他们都病逝多年了。当年大队剧团的台柱子王家二姐，扮演的梁秋燕，那唱腔那扮相赢得了多少人的赞叹啊，现在她已经是奔七十的人了……不管是逝去的，还是健在的，我曾经熟悉的乡亲们纷纷出现在我的记忆屏幕上，男女老少，亲友街坊，一蹙一笑，一举一动，一如当初的模样，没有丝毫的褪色和模糊。
蓝天高远，群山肃立，一声两声的鸟鸣使得村子更加寂静。我走着，遐想着，两行热泪源源不断地流淌着。
茂盛的草木
人走了，地盘就是草木的了。也就是十年多点时间，被遗弃的村庄已经被蒿草淹没，村子周围早先稀疏的林木也葳蕤葱茏，茂密成林了。
山林原本就是草木的地盘，它们才是真正的主宰，栖居在此数十年甚至上百年的人们，仅仅是个过客，人是耗不过草木的！
关山林海里草木数以百计，种类繁多，树的名目有近两百种；草更是难以计数，且大多数草还是中草药。虽然有靠山吃山一说，但真正生活在山林里的人们对草木不会轻易杀伐，就是烧柴也主要是捡枯枝，砍伐也以灌木荆棘为主。所以我们能够叫上名字的草木并不多，几乎十分之一都不到，只有那些非常熟悉的草木才能叫上名字，而那些名字也不一定就是学名，多是根据其外形而约定俗成的叫法。
草里面最熟悉的是蒿草。蒿草遍地，不管肥沃贫瘠，向阳背阴，随处可见蒿草。蒿草根系发达，生长迅速，是草里面的大哥大。蒿草初萌，是牲畜啃青的首选。秋天又是引火、烧炕的不二选择。地里干活的人吃饭没有筷子，顺手折两根蒿子就是一双筷子。苦苣是草也是菜。在饔飧不继的年代，家家户户至少有一缸浆水酸菜，酸菜的主力就是苦苣。这种叶子狭长，边缘有齿，起苔后开黄花的草，从春天一发芽就被望眼欲穿的主妇们剜到采篮子里，投进浆水缸里，成为一家人果腹的主要支撑。苦苣头茬剜了第二茬又出来了，甚至第三茬第四茬，直到芒种过后，叶子老硬根发黑才被人们放过。蒲公英不仅可以果腹，还能卖钱，只是我们不大喜欢吃它。林子里有一种空心菜，我们叫筒筒菜，它主干中空，叶子狭长有齿，叶柄上有绒毛，多生长在灌木丛和林子边缘。筒筒菜脆爽清淡，开水焯了凉拌或者清炒，都是百吃不厌的。蕨菜有点娇生惯养，一直等到谷雨过后，它才姗姗露头，需要一场春雨的濯洗，它才显出亭亭的身姿，好在它一直可以吃到夏至以后，算是弥补了它迟到的不足。蕨菜鲜食主要是凉拌，干蕨菜炒腊肉应该是绝对的美味，遗憾的是那时候吃凉拌蕨菜也就是一撮盐的调料，只有在过年的时候，才能吃一两顿干蕨菜炒腊肉，虽然次数不多，但那独特的滋味始终抹不掉。上世纪八十年代开始，供销社腌制的蕨菜出口日本，使得蕨菜声名大振，身价倍增，一斤鲜蕨菜卖到一元多，一斤干菜卖到四五十块。村子里王大哥在供销社当营业员，曾经送我两把腌制出口的蕨菜，过年的时候我很郑重地端上餐桌，老婆娃娃只吃了一口就吐出来再不肯下筷，我搛了一筷子送进嘴里，啧啧啧，那个咸啊，简直不能下咽。我真佩服日本人的口味重，那么咸的蕨菜竟然出高价钱进口。
养活了我们的草还有许多，譬如马樱子、芨芨草、贯众苗等等，还有好多我叫不上名字的草，但是它们的恩情我至今铭记在心。
认识的树里面大多是结果子的，因为填饱肚子的原因。高寒阴湿的家乡没有果树，村子里左奶奶家有两棵杏子树，长得倒也粗壮茂盛，只是杏子指头肚大小，肉薄核大，中秋节前才能吃。没有果树并不等于我们没有果子吃，山林里的野果子不仅解馋，还能饱腹呢！最早被我们品尝的是毛榛子，就是野榛子。白露过后，毛榛子就熟圆了，我们三五成群到林子里采摘。毛榛子树不高，欺不住我们，用早就准备好木勾搭勾低树头就能摘到毛榛子了。性急嘴馋的先摘几颗，小心翼翼地剥去外皮，掰出白白的榛子丢进嘴里，“喀嚓”一声，外壳被咬烂，白生生香喷喷的榛子仁就吃到了。榛子仁清香脆爽，我们吃了一颗又一颗，不知不觉间肚子就吃圆了，只是吃过毛榛子之后，手指头上扎满了细密的毛刺，手要痒痒好多天呢。后来我们发明了把毛榛子烧着吃，经过火烧燎之后，毛榛子的毛被消灭了，味道更加醇香，好多时候大人们都闻香而至，被吸引来了。
酸梨紧随毛榛子之后，经过霜杀之后的酸梨，不仅颜色俊艳，味道更加酸中带甜，入口软糯，回味悠长。酸梨有大有小，大的有小鸡蛋大，小的也有乒乓球大，颜色有黄的、红的、也有红黄一体的，酸味为主导，甜味辅助。打回家的酸梨倒进一口大缸，上面苫上麦衣或者树叶，捂上十天半个月，颜色变黑，果子变软，一气子吃十几颗，肚子鼓胀，腹部热呼呼地舒坦。吃酸梨的那一月多时间，我们的饭量大增，真是“半大小子吃死老子”。赤脚医生老陈说酸梨有健脾开胃的功效，所以我们的饭量增加了。成人之后知道酸梨就是野山楂，确实有健脾开胃的效果。松子轻易是吃不到的，松树都长在高耸的石崖上面，好多人望而生畏。对于我们自幼上山跋洼的愣头青来说，那简直就不是个事，甚至因为刺激而乐此不疲。打松子不仅危险，还又脏又累。松塔塔都悬垂在树枝末梢，松树枝软而脆，要摘到松果很不容易。我们把松果叫松塔塔，长的一尺有余，短的也有一拃长。打松塔塔稍有不慎就会踏断树枝坠落山崖；松树上有松脂，松塔塔上满是松胶，松胶粘在手上好多日子洗不掉，粘在衣服上就成了终身的印记。尽管如此，松子的清香足以令人忘记危险和苦累。中秋节前的十天半月，我们除了去学校，剩下的时间几乎是在松树上度过的。刚摘下的松塔塔结构紧密，需用狠劲砸才能得到里面的松子，生松子又不能多食，吃多了生松子嘴里一直是苦的，哪怕噙个洋糖在嘴里也是苦的。鉴于此，我们就把松子弄熟吃，一种是烧，把松塔塔架在火上烧，烧焦了外壳，在地上轻轻一磕，散发着香气的松子就纷纷跳出来了；另一种就是把松塔塔堆积在墙角旮旯，让风和阳光把松胶凝结，一月半载之后，松塔塔的鳞片自然张开，用木棒敲打一番，松子脱落出来，再把松子或炒或煮，就没有口苦之忧了。
给我们解嘴馋的还有树莓、草莓、面栗子、山酊子和滴溜吊，它们或甜或酸，或是酸甜混杂，味道独特，久吃不厌，成了我们味蕾上最顽固的印记。
整村移民之后，家乡仅仅是一个地域名了，虽然我们家的老屋得以重建，但长期冷落下去，谁又能保证屋子能和草木抗衡呢？在这里生活过数十年的父辈们，大多已经和这片土地融为一体，我们这一代也步入了老年的序列，我们的子女虽然有在此生长的经历，毕竟是蜻蜓点水，转瞬即逝，何况山外的世界对他们是五彩斑斓的诱惑。
毋庸置疑，再过几十年，这里将全由草木主宰，是鸟兽的天堂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