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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若栋：内宴奉诏作》、《赠德缘》与《句·其十》——让诗学回归历史现场〉首发于〈西府〉2023年01期01卷）
——从某种视角，诗学与历史有着互补的背影。
在《玉壶清话》中文莹以“翰能诗，有《玉关集》领金吾日，当直，太宗召与语曰：朕曾览卿诗，有“曾因国难披金甲，耻为家贫卖宝刀，他日燕山摩峭壁，定应先勒大名曹”。颇佳，朕每爱之。’翰因叩谢”为记载。
传而至今日，不论史学家或文学从业者对于曹翰这位军旅出身之人存世不多的诗歌研究都绕不开这句内容。
《内宴奉诏作》、《赠德缘》，仅有的两首作品被摆上书案。后者创作的年限稍晚了些，历代对于其记载与探讨更为稀缺，“二十年来访道人，奔波寒暑备艰辛”。辞藻朴素而开阔，腔调沉稳恬淡，全然已瞧不出有分毫大将军之意气了。在官方史料中完全无甚记载，哪怕在文化繁盛的宋帝国中期，也鲜有文人收录或提及。
信息缺失严重，凭空的构想与结合历史的构想成为了为数不多留给后人的思考方式。
故此看来，前者《内宴奉诏作》更可被赋予其代表作之意义。同时两首作品所揭示的或许也正是两个时期的心境。
曹翰，五代中早期生于河朔之地，青年际遇万千，先后历经后汉、后周两朝辗转，终以宣徽使之任出镇地方。而其彻底发迹走向丹青卷章的磅礴殿堂则在乾德年间宋帝国建立后。
“三十年前学六韬，英名常得预时髦。
曾因国难披金甲，不为家贫卖宝刀。
臂健尚嫌弓力软，眼明犹识阵云高。
庭前昨夜秋风起，羞睹盘花旧战袍。”
“六韬”即为古代兵书名。传为周朝吕尚所著。全书分《文韬》、《武韬》、《龙韬》、《虎韬》《豹韬》《犬韬》六部分，因此得名。诗歌首联中便较为直接的点出了故事，“三十年前”当是指曹翰昔日初从军之时的年华。
“英名”、“时髦”等都是年少浪子或青葱儿郎所谓青云志向与保家卫国的最初蒙昧理解和憧憬。而颔联的名句更是被原封载入了《宋史》其本人传记中，可见精湛。唐末乱世群雄并起，江淮以南尚且陆续以十国分立鼎足，中原更是胡马横行刀光剑影不休。
几十载夹河对峙，庄宗（李存勖）终灭后梁，然而七分天下已有其四仍崩塌瞬然，石敬瑭的“儿皇帝”帛书上割让着“卢龙、振武”二镇（即所谓幽燕十六州），后汉之国祚甚至不足十载之数。
世宗（柴荣）早逝，周朝继而易主。乾坤世界在无数种更迭方式中更显迷离模糊。在这样的岁月里，曹翰悲悯过、思考过、麻木过、失望过，但他似乎从不曾彻底放弃过。所以在多年后回想经历这一切的千帆过尽，如此从容而厚重的句子才能留在诗歌中。被落墨。
《宋朝事实•类苑》等书中曾有记载类似内容“宋初将领曹翰平定江南中获取了战功，待卫京城多年，数年未得升迁，依然原地踏步。”（白话版原篇）
而今尚未有定性标准的研究成果或准确的创作时间考证，但在史学家们的大致推论判断下，曹翰之诗大抵是写于太平兴国初年的。此刻的宋帝国自太祖朝一统后蜀、荆南、南楚故地、南汉、南唐后，太宗朝又兵不血刃将吴越、福闽泉漳等地纳入中央政府体系之下。
文官集团得以在天下大部一统的局面中欢欣发展，甚至迅速膨胀，而武臣的刀戈则也随着和平日久，无征战、无烽烟而趋于沉郁。
曹翰此刻之心，是压迫与无奈交杂的混合情绪，太宗陛下虽尚未颁布偃武修文之明诏，但宫廷围乐、吟诗作赋之举愈发频繁。一次偶然际遇，曹翰借机写下了此篇。其中颈联与尾联里“臂健尚嫌弓力软，眼明犹识阵云高。庭前昨夜秋风起，羞睹盘花旧战袍。”无比形象生动。一副廉颇未老，尚能持械驭马、弯弓骑射的模样透出纸张，目睹着长夜秋风萧瑟呼啸，望去昔日锦袍铠甲已渐而斑驳，不禁满目愧然。
公元924年曹翰降生，假如依其诗中逻辑时间顺序，幼年即开始习武，年方十余岁进入军旅二十余岁（21-24）稍有拔升得以学习部分兵书军事典籍，再三十载后曹翰应时值五十余岁（即公元976载前后时期）。是时为宋太祖开宝九年，也即是太祖皇帝在位最后一年。
宋帝国的统一之战自962年（荆湖水战）至975年（正式灭南唐）间大小战役不断，间歇期几乎短暂，更兼有继承五代以来北方中原的武德充沛，故此在这一时期武将的意义可谓重大而光耀。
然而随太祖殡天，宋帝国开始了长达近四年时间的休战期，对南对北几乎无甚兵戈举动，加之杯酒释兵权的早先发生，勋贵集团的意志逐渐崩解在了悲欢与京城无数烟花柳巷和繁华声中，部分怀有功业之心者（例如曹翰）则是举头伤神，困待时机天日重开。
我随之将提及的第二首作品《句·其十》与《内宴奉诏作》则有着近五年的间隔，其作者诗人则是宋帝国太宗皇帝赵炅。
“一箭未施戎马遁，六军空恨陈云高。（亦有版本记载为“六军空恨阵云高”，本文且依照前例）
銮舆旷紫塞，朔野阵云飞。”
当年，辽帝国数万铁骑南下席卷边境，数万乃是五院精锐与幽州军队，其后更兼有十余万乃至数十万大军（仆从军、部族抽调军、熟女直等）。攻克宋廷北部防线，雄州城危亡一夕之间。太宗迫不得已亲领大军集结精锐跨越黄河入驻北京（大名府）。宋辽博弈之间微妙与火花瞬息万变，辽军碍于宋廷已有所防而撤军，此后的岁月里两大帝国延续着长达二十余年的战争。
在这次遥相对峙中，率军驻屯大名府的太宗赵炅得知辽军班师消息传来时，赋诗一首，便是此篇。
一根箭矢尚未射出敌军却已匆匆遁去，六军士卒空望遗憾相距甚远。
后世对于太宗的批评不可谓不多，其统治时代下的高梁河北伐、雍熙北伐等等战略宏图，包括瓦桥关、岐沟关、君子馆等具体战役都成为历代以来遭受无数指摘的指挥艺术败笔与不通军事的代名词。
但在赋诗的此刻，太宗赵炅蓝图绝对立足于战，而非其他手段，武臣当必须被重新倚重。烽火席卷冀北大地，执锐之士夜不卸甲，甚至后来为补充兵员八丁抽一的方式都被险些祭出（被劝谏并未具体实施），而这一切仅仅与曹翰的《内宴奉诏作》所著时代相距不过五年时光。
我私以为，互补、融汇贯通的内涵隶属于文化。诗歌将历史一次次具像化表达，历史把诗歌的抽象与跨越感一次次连接解答。
从“庭前昨夜秋风起，羞睹盘花旧战袍。”到“一箭未施戎马遁，六军空恨陈云高。”万象更迭山海隔世，仿佛朗朗乾坤颠覆于两处世界，诗歌的缺隙需用丹青填补。
期间发生着什么，又或者说历史的车辙如何连接着这两首一君一臣的诗歌？
答案是北汉之役、太平兴国北伐，前者是序曲亦是诱因，后者便是串联诗歌关系的大戏。帘幕掀起，让诗学回归历史现场。
（史）
公元979年夏，自宋廷灭北汉收取河东之地后，与辽境几乎北境全线接壤，西起麟、府二州以及代州雁门一带，东至易、雄及三关之地，临海而止。
宋辽两国大量边防军事力量云集，双方在近数月间再未互相增派外交使节，对峙之势，似战火即来。
五月中旬，太宗并未照例班师回朝，而是滞留于河东地区，当月下旬检点全军并随即挥军东向，十余万大军屯驻于镇州，太宗入居行宫。
此时，太宗于廷议时吐露自身谋划，其所言便是类似于五代时期惯用的战略方针，快速奔袭直驱北境。
对于此时天下局势，宋廷君臣已是了然于胸，南方大定而西北无患（党项尚且据定难军原五州之地，名义为附于宋帝国藩属），惟有北疆旧土未收，此为心中块垒欲早除之。
当庭之上诸多帅臣意见相左，而首相赵普及枢密使曹彬同样并不赞成，《东都事略》中不乏记载。
对于以赵普、曹彬为首的文武重臣反对意见太宗不置可否的态度僵持一日。缓兵而战的战略大致是太祖朝的主流。而此时的太宗考量完全却不同，即位数年便弹定北汉收取河东十三州，其兵锋正劲认为完全有能力继续北上作战，与持重维稳不同，后世部分史学家认为太宗较其兄长对于大战略稍加忽视而更注重于战术上的实质成果。
时任殿前都虞侯崔翰此时上奏赞成乘胜北征，引据《宋史》“所当乘者，势也；不可失者，时也。乘此破竹之势，取之甚易”。此番言论正重太宗心意，于是正是颁诏北伐。
公元979年六月初七，宋庭一诏震动天下，太宗亲征北上欲一战而功成，收幽蓟之地完成自汉唐之后的再一次全国性统一。
太宗诏谕调发河北、京东诸州县粮秣器械补给军需，同时连续命多路转运司官员及冀中驻军先遣部署，集结近七万河北禁军会师太宗于镇州。
太宗麾下已是尽聚举国之精锐，除却分守驻留外仍有近二十万机动力量。并且此时上至两府二衙，下至地方诸军帅臣包括诸镇节度使、观察使等几乎是朝廷辅弼悉数于此。
这或许就是太宗敢于急行北上的本钱，自晚唐以来最好的后勤补给与强大的中央军事武装为支撑。
昔日后周世宗将中央禁军精简后得精锐十万之众，高平之战泽州城外的快速机动便是其军队的卓越体现。令人生畏的即战力和机动性是一战破敌挽回危局的关键所在。
引据《五代史·符彦卿传》的不少资料皆可佐证。
宋廷几乎完整的继承了后周的军事力量，整合原太祖麾下宋州节度使辖军后，约十五万精锐成为了北宋朝廷的中央禁军。后来十余年间，南北征伐为统一战争做出极大贡献。
当年六月十三日，待驻军齐聚整编完毕，太宗迅速挥师北向，同时沿途接受大量补给资重。仅六日后，抵达此时宋庭最北边境，入驻易州金台屯。
自石敬瑭失卢龙、振武二镇后，后晋、后汉、后周三代以来，几乎都以易州为东段防线的最北端前沿（战略突出部），作为军事边防重镇易州城池坚固外环易水，具体可见《宋史·地理志》中。
此时宋军就地招募百姓为向导百余人，自后晋失北境以来近四十年后，燕云民心仍向中原，望王旗而至，箪食壶浆之状不鲜。此类景象的出现，更是坚定了太宗用兵之心。
六月二十日，大军开拔越过边境，渡拒马河正式进入辽国境内，兵锋直指辽庭设立的边防要塞东易州。宋军自冀中地区集结的优势兵力开始彰显作用。
辽岐沟关不足一夜即破城，山前之地门户洞开。
两日之内连续攻克诸城池，自原宋辽边界线向北推进最远已逾近百里。
辽朝东易州刺史刘宇献城归降，随后涿州判官刘厚德同样归附宋廷，仅二十二日当天，东路偏师便轻取涞州、新城两地。
此时，除去本身据有的关南三州外，几乎自胡梁河、刘李河为界以南州县全数并入宋境。六月二十三日，前军再取良乡城，几乎打开了北上幽蓟的通道。
自此辽南京析津府（幽州）包括整个燕山以南平原（山前七州）完全暴露在了宋军兵锋之下，已是无险可守。
同日太宗亲征行营抵达幽州城南，驻跸宝光寺。宋廷全军皆至屯驻于此，幽州城已近在眼前《宋史·太宗本纪》颇详记载。
此时幽州城内宰相韩德让领军主持军政，同时权知南京马步军都指挥使耶律学古，以及辽北院大王耶律奚底与统军使萧讨古等军在城北屯扎，与城内呼应屯驻。
辽军精锐悉数至此，大致不下十余万，实力与宋军相当，成对峙之势。
宋军诸路皆至，粮秣物资由水陆源源不断而上。
时任宋军先锋东西班指挥使傅潜、孔守正巡哨于城北，在沙河突遇辽军，随即迅速以先至的兵马与之交战。
焦灼之时后军抵达，而后崔彦进、李汉琼诸军齐集加入战斗，大败耶律奚底、萧讨古及乙室王撒合诸军，宋军斩获甚众，仅生擒敌将便达五百余人。
这属于典型的突发性遭遇战。此战之后，辽北院大王耶律斜轸被迫率军退守至得胜口一带驻扎，收拢溃军残部避开宋军锋芒，同时坚守待援。
二十五日宋辽再度交锋，侍卫司精锐自城西杀出斩杀辽军数千，而辽军自绕后渡过清沙河伏击宋军后部，得以成功扼制局势，宋军退却。之后，宋辽两军大致沿清沙河南北对峙。
宋军曾两次涉水而过主动出战，皆有所斩获，确保了相对优势地位，宋军大致依河而守部署预备攻城。
二十六日太宗亲赴城下督战，同时召开御前会议，部署军机。鉴于当前战局，只留下一部兵力与辽军对垒于清沙河，而大军则全力围攻幽州城。
《辽史》中用“围城三周，穴地而进，城中民怀二心”来形容幽州的局势。
太宗诏谕诸将，系统性分派部署作战任务。大致如下：
由定国节度使宋偓与尚食使侯昭愿，领精锐万余攻东南城；由河阳节度使崔彦进与内供奉官江守钧，攻西北城；由彰信节度使刘遇率冀中主力攻东北城，由定武节度使孟玄喆引两厢精锐及边防诸军攻西南城。以潘美知幽州行府事，总控诸军调遣。枢密使曹彬则受遣返回中军行营，与太宗共掌总略。
太宗诏米信、田重进诸将率领本部清缴各路辽军。自此，石敬瑭失卢龙、振武二镇后近四十年，汉家兵马再抵幽州城下。
自唐德宗建中二年（公元781年）河朔三镇跋扈，卢龙镇独立以来，近两百年后中央朝廷大军再度经略幽燕。
当月三十日，太宗再度亲临前线指挥攻城作战，左右两厢殿前司亲军进展迅速，当夜便有近三百名宋军成功登上幽州城楼，但被随即反应的辽军击退。
辽南京步马军都指挥使支援激战彻夜，勉强抗住宋军连续冲杀，幽州围城数日之久，宋军势在必取。同时自燕山以南，辽国诸州县震动，受太宗派遣的围剿诸军也于此时对辽开展多点打击。
辽北院大王耶律斜轸部将渤海帅达兰罕率部归降，太宗册封其担任渤海都指挥使。以及铁林军都指挥使李扎卢存等辽朝中级别将领纷纷率所部改投宋廷。
由于宋军对守城辽军多方招降，使城中人怀二心，辽军动荡。直到原在城外的辽御盏郎君耶律学古入城增守，与韩德让等共谋守御，安定反侧，守军才军心渐稳。
而辽顺州守将刘廷素、蓟州守将刘守恩相继率部归降，自榆关以西几乎完全落入宋军之手，辽庭震动。
引据《高丽史》“是岁，渤海人数万来投”此刻的幽蓟之地，已几乎为宋廷所有。《辽史》中甚至出现了“议弃幽蓟，以兵守松亭、虎北口而已”等言论。
诚如赵昌言所说，此刻宋廷取幽州易如“热鏊翻饼”绝非虚言。
此时的太宗，刚刚即位三年时间，“高台讲武，临轩选士”雄心勃勃的要再创汉唐之盛，如前朝太宗一般。
远在上京临潢府的辽景宗耶律贤再度收到前线战报，危机之势萦绕辽廷。景宗当即下旨以耶律休哥为统帅，同时南府宰相耶律沙配合作战，调取三京兵马以及首府精锐南下，全力挽救局势。
辽军进军速度极为之快，集结主力抵达长城沿线，辐射范围之广，几乎包纳了对燕南地区的完整的范围打击。
据《辽史》记载，当时远在辽阳前线剿叛女真部族的东征部队，都抽调大部南下增援，大致屯驻于营州一带，作为随时的即战力补充。
七月初三，辽军南下前锋部队已越过古北口一线。此时宋廷近二十万主力仍全力围攻幽州，太宗一日间数次亲临战地鼓舞士气，抽调殿前精锐亲赴西北城外，于前线对峙增援部队辽军。
至五日，幽州城防已几乎于崩溃边缘，城中粮草资重所损殆尽，辽军守城士卒最后的士气也仅仅来源于所望不远处的增援部队。然而宋军诸将同样疲乏，近十余日的来回攻防消耗作战，致使宋军战力大为下降已似强弩之末。
此时，南府宰相耶律沙所率侧翼部队几乎与耶律休哥合兵一处，战场局势发生一定程度上的逆转，宋乏而辽以逸待劳。
整个太平兴国伐辽之役在七月初六这日将抵达拐点，高粱河之战的始末至今仍是史学界对于宋初历史以及十世纪大战略研究的重头戏。
宋辽所博弈的是几乎双方最为精锐的军事力量，宋廷几乎集五代以来中原王朝的百战之师，以南伐北，辽庭手握几乎继东突厥、薛延陀之后整个漠南漠北草原及辽东最为完备的军事武装。
此战同时也是双方国力的消耗之役，宋坐拥江淮、巴蜀及荆襄地区自古以来统一王朝最为倚仗的农耕文化与商业富庶发达之地，同时囊括黄河两岸、关中平原（唐中晚期后关中人口已较前朝剧减）人口相对的稠密区。大可不必以战养战。
而辽则也与传统意义上的奴隶制番邦政权有着本质上的区别，完整的封建官僚制度、优秀的地域划分管理、多元化的民族治理政策，再加上手握燕云地区的资本，所控早已逾越传统的阴山、燕山界限。
故此历代皆有史家认为，此时的宋辽对峙，大有新南北朝之势。如此视之，大局瞬然醒目，东亚风云已驺起。
对于辽军具体的行军路线，《辽史》与相关文献中均未曾细致记载，仅是寥寥数笔带过，但后代史家依然通过分析大致得出了端倪。
在王曾瑜教授的著作中，不乏对于其间的猜想和大胆的假设，曾瑞龙先生更是直接性指出了此役是如同“五代模式”的最后一场战争。
大纵深突破战术和兼行速进的方式在五代屡见不鲜。仿佛一击即溃的目的，在此战的双方战略中，都有所贯彻执行。
七月初六，辽庭所征发大军大致抵达幽州城外，耶律沙屯军于高粱河彼岸与宋军对峙，两军对垒之近已是剑拔弩张，同日太宗集结麾下御营精锐及西北、正北方面主力部队，亲赴前线督战，宋辽两军于高粱河处遭遇，双方迅速进入激战状态。
宋军已是强弩之末，然而士气之旺仍旧呈现近乎压覆之况，此战以辽军不支而退败，宋军战力亦是颇为折损，此战几乎是宋辽精锐的第一次直接性交锋，战场形势在瞬息万变之中来回，为后来的决战埋下了伏笔。
胜利的天平开始逐渐倾斜，宋廷境况愈发不明朗。其余主力及精锐虽然都悉数集结在前沿，但过半的主力都在幽州城下担任着攻城任务已十余天之久，如果再算上先前收取北汉的战役，诸军将士已是近月未曾卸甲修整了，可谓战力大损。
而辽庭精锐则是快速机动奔袭而来，兵锋正劲，故此看来于高粱河第一次遭遇战的胜利宋廷已是不易。
对于此次辽军的出动部署，历代史书中未曾有过精确的记载，但依据辽廷的规律，我们能够大致进行判断。
辽军的组成与宋有着很大程度上的不同，在体系上以中央五院精锐为核心组成，这支近十万规模的军队直接听命于辽国皇帝。辽廷武装大致还分为：渤海军队、奚族及扶余等部落军队、以及屯驻于可敦城隶属于西北招讨司的五万军。
除此之外，对于东北女真部族及幽蓟地区的汉民也按制规划了军队，故此辽廷武装不下于二十万而不逾三十万之数。
此次南下作战，辽军五院之军悉数调动，规模大致与宋廷相当。（集合多学者认为，规模区间应在7-15万或5-10万之间）
当日刚刚入夜，辽军耶律休哥部自得胜口（疑松亭关）、居庸关两路南下，与耶律沙合兵一处。耶律休哥令麾下军士人均手持火把两柄，宋庭哨骑遥相望去，火光延绵而不尽。
引据《宋史》军旅窥见，即是相隔一定距离，仍就在行伍间产生一定大的波动。
此夜，正是十世纪风云际会的拐点，自燕山以南辽军席卷而下，宋庭十余万诸军沿高粱河畔枕戈而待，一切山雨欲来。
可以稍作些更细致设想，辽军帅帐内，数位骁将皆主张急攻战术，欲以诸军携南下之锐气，一战破敌，这一议意得到了耶律休哥的首肯，于是实施。
辽中军主力由耶律沙指挥，径直与宋庭主力开战，两军短兵相接。耶律斜轸率领步骑沿大阵左右穿插，重点对于宋军侧翼的牵制。
耶律斜轸久临沙场，在《辽史》中单独列传叙说，可堪是为大将帅才，指挥手段老练沉稳，此役与宋军大开大合的激战，军容不见慌乱。
宋军此时，由于士卒疲弊之故，诸将皆请求据守高粱河沿岸而驻，进则可长驱打击，退则亦可击敌于半渡，不失为中策。
直至夜半辽军发起攻势，宋军于是由守转攻迅速交战。太宗麾下御营忠勇精锐，所以即使近月以来的折损，依旧在此战爆发了极强的战斗力，东、西两厢侍卫司精锐来回冲杀，完全遏制住了几乎被辽军击溃的侧翼。
两军数个时辰内难分胜负，境况异常焦灼，后世史家对于此战亦是大费笔墨，亦不为过。
对于战场形势的改变，任何突发的情况都举足轻重，尤其是数十万规模的大战时，在通讯远不如今日发达的年代，指挥官调度部署本就实非易事，如同塔楼之角，瞬崩其一，则全势已殆。
柯林斯（john collins)在其书《大战略：原则与实践》中大抵是阐述了这一点，就好比纸上谈兵者，纵有无数种或依据或无凭的假设，在沙盘和沙场的概念完全不同。
正是两军激战之时，耶律休哥亲率数万骁骑自西山而出，杀至宋军侧翼，战场形势在这一刻发生了彻底的扭转。
辽军横击宋廷大阵的成功，致使宋军侧翼呈现溃堤之势，中军也随即慌乱。原先被精锐遏制的耶律斜轸辽军也趁势突进，宋军彻底溃败。
对于耶律休哥出西山而突袭的战术，根据《宋史》的描述，太宗早在初抵幽州时，便有所防范，且算得上是针对性防范。
太宗划出部分精锐（疑似虎捷、龙骧左右卫等）交付予曹翰统率。手谕令其率军屯驻幽州西北城外，作为预备队不参与攻城和对辽直接作战，已备后方稳定与迅速增员。
如通过地形图即可以看出，耶律休哥出西山后首当其冲的应当遇到枕戈待旦的曹翰军，而不是如入无人之境地突入宋阵。一切都看似如此妥当，然而问题就出在了三日前。
前线攻城吃紧进度虽迅，却奈何幽州城坚更胜太原。引据《宋史·崔翰传》“掘地而见蟹，甬道破土而未破城。”太宗过早使用了作为预备队的曹翰，将其投入到了攻城作战中。
于是西山险阻无设防，于是辽军得以突入，于是幽州一梦难成。
当夜，宋军几乎是在极短的时间内便全军溃败而散，太宗本人正督战于幽州西北城，连中两矢伤势甚至不能骑马，而乘驴车撤退。
辽军趁势掩杀，几度超出宋军溃阵，反复冲击。正是此时，宋军殿前司部队溃而不乱、诸将压阵殿后这才稍缓战事压力。
李继隆于此时脱颖而出，其麾下全军几乎完好且战且退，与崔彦进等成功阻击迟滞了辽军前锋，耶律休哥亦是身受重伤不能骑马，辽军追杀至涿州而止。
自燕山以南，宋廷所收取各州县悉数再度丢失，幸在田敏、李敬源、荆嗣等诸将或在辽军未至前撤离，或在局部交战后全身而退，七分主力得以保存，锐气未绝。
太宗回退涿州后收拢残部，再返易州随即退入宋境。由定州自大名府归汴京。八月初二，太宗正式廷议总结此战，对同返诸将或无责免或稍降职勋。
同时留下殿前都虞侯崔翰与定武节度使孟玄喆屯兵定州，河阳节度使崔彦进屯兵关南，云州观察使刘廷翰为都钤辖与彰德节度使李汉琼屯兵镇州，作为边防契丹南下的部署。
这一番安排算是十分妥当，几个月后的会战给出了确切的答案。（满城之战宋军胜辽）
高粱河之役后，宋辽大致维持战前边界，辽景宗的谋欲关南，与太宗不忘的声言取燕，为两朝七年后的再度大规模交手埋下伏笔。
（诗）
太平兴国五年北伐之役后曹翰卸甲到了地方任职，一而再再而三的横征暴敛、政事荒废等发生，成为了太宗对其忍无可忍而最终将其流放登州的缘由。又近五年后即雍熙二年（985年），曹翰被再度启用为右千牛卫大将军，回归政治核心区域，列席两京之地。再之后两年，他入朝受封数额极为丰厚，赏赐恩宠不断。
直到淳化三年（992年），曹翰去世，终年六十九岁，受追赠太尉。他带着两首诗的故事，离世。
“二十年来访道人，奔波寒暑备艰辛。
谁知此日圆通会，便是今生出世因。
炉里有丹欣得遇，法中无语幸相亲。
如何至诀容传受，免向迷途强问津。”
没有具体年代记载，没有更多文牒玉圭的篆刻，没有类似随之下葬或千丝万缕般游走人间的传闻，这首诗读起来，是安静的。道观、香灰、洁净、纯粹、无波澜，构成了意境与所谓的画面感。
使我初读时，有种放下或不得不放下的脱手感，略微的失重感，醇厚的怀念感。我大胆佐与史料的毛孔和细微表情，加之诗人惯有的嗜好杜撰的秉性，我猜测，此作应写于晚年。
太平兴国后，李继隆（李处耘之子）、石保吉（石守信之子）等一大批年轻少壮（950年后出生）或第二代的将领逐渐登上历史舞台，米信、曹翰、崔彦进、党进等“20后”（指920-930年出生）逐渐淡出，谢幕。
家国兴盛，华夏一统，汉唐复兴，这些是否实现？不曾。
哪怕当日幽州城下已然距离胜利咫尺之遥，哪怕能够再煎抗辽军数个时辰，或许一切就有所转机… …但诗歌可以有幻想与超脱现实的东西，历史却从不曾有。
现实二字，对谁都是当头一棒。
从羞愤于战甲斑驳而无法勇立军功，到暮年沉寂一心叩道问礼。曹翰的两首作品本身是独立存在的，在文学意义上而言，每一首诗歌都是单独且完整的思想情感，可共融，亦不可。而当我站在历史的卷轴中联系他的人生画卷，一切都以更加明了的姿态出现在眼前。
今人所读的不只是生动的诗歌，更是背后活生生的人、人的一生。
尘埃落定，落款是《赠德缘》。
站在太宗赵炅的卷章中，仿佛高梁河畔的失败身体与心理上的打击都是并存的。不只可以解释其后来一系列史书中发展的举动行为，更可以对那首赋于大名府城头的诗做一个合理区间的解释。
首先谈历史影响，军事信念的固化，与热鏊翻饼的战略取向不再适用时，宋廷典型惯用的零和游戏（zero-sum game）模式，便难再成功。五代遗留传承而下的战略思维改变，成为了历史潮流的必然。
克里斯·麦克纳伯（Chris.McNaber）在其作品中阐明着一个观点。在战争过程中，最高统帅对于具体战术的过多干预，都容易起到适得其反的作用。
利弊往往是相依相存的，唐纳德·丹尼尔（Donald Daniel)在《战略军事欺骗》和马克·劳埃（Mark Lloy）所著的《战争欺骗的艺术》中就都提出过战争风险与收益的问题。
《宋史·太宗本纪》中有所记载，在高粱河溃败后，太宗负伤退往涿州与军队主力失散。此时乱军之中未寻到陛下身影，诸将竟然提出了临时拥立太祖子嗣赵德昭登基。
这一切军事上、政治上、模式上的危机都被历史所一一揭露。该战役结束后数年，赵德昭的意外离世扑朔迷离，其背后深究原因历代史家都有着大致相似的推断，类似阴谋论的学说正解释着“阴谋”。
当距离高梁河城下七年后雍熙北伐之时，太宗决意不再亲征，而是派遣曹彬将大军北上。是否是当年的箭伤之创隐隐作痛与内心伤害难以消弭。或可更深层次讨论些，太宗第一次御驾亲征北上的目的大抵就不单纯，至少是不单一。
立威、压服勋贵、掌控军队等等或许都是其目的。上述聊到曹翰等“20后”将领在太平兴国之役后陆续成批的退出军队实权掌控，是否有一种可能因为这一批开国功勋之臣与先帝即太祖有旧，当日幽州失事推举赵德昭嗣位的正是这群将领。
毕竟五六十岁的年纪哪怕确实略显老迈，但汉唐两代仍不乏毅立军旅者，李绩、苏定方、郭子仪、李晟等皆如此，老将稳若泰山的气度与资历应是一面能够很好约束和带领军队的旗帜。至于宋太宗之举动的背后，历史的叙述抛给了世人无限猜想。
那么接着谈诗歌。
太宗晚年曾对宋琪追忆起当初自己亲征的经历。（即太平兴国北伐）“昔者，朕既克并、汾，观兵蓟北，方值年少气锐，至桑干水，绝流而过，不由桥渡，往则奋锐居先，还则勒骑殿后。”
赵炅的老来回首过往，这段历史的记载中恰好给诗歌提供了答案。为何会“一箭未施戎马遁，六军空恨陈云高。”那大概是源于“年少气锐”吧。
长生永治、繁华福泽、四海一统、江山万年。这大抵便是自古以来封建帝王矢志不渝追求一生的四大理想，第一项与第四项停留在幻想，第二项宋帝国做到了（基本做到），第三项成为了太宗一生的痛与遗憾。
三十七岁即位，数年间纳下泉漳、吴越等政权，四十一岁亲征北汉，直至五十八岁含恨离世。生命最后的十七年里与辽帝国的战斗不曾熄灭，历代史家对于其军事才能与战略观等多有批判，乃至风调都近似统一。这一层观点我持有认同，但转换身位后我再以诗学的角度望去赵炅的篇章，更艺术化、理想化的东西被渲染而出。
“燕、蓟不收则河北之地不固，河北不固则河南不可高枕而卧也。”
屡战屡败，不忘复燕。在《宋史·本纪第五·太宗二》中以“帝沈谋英断，慨然有削平天下之志。”来形容赵炅。
刘昉、柳开、张齐贤等人的建言他不曾忘记，《北伐谕幽州吏民诏》中字迹沉重，天朝的国威与正统的脊梁是赵炅一生都必须端起的排面与朝廷浓重的必需品。
我想，这一点他做到了。
当初攻伐北汉完成河东地区统一时，赵炅于华茂殿接见辽使,回绝之言可谓精绝。写给辽廷的诏书是如诗般宣言“河东逆命,所当问罪,若北朝不援,合约如旧,不然则战。”
年少、中年、不至六十便戛然而止的人生。赵炅的生命是问题与问题的嵌合体，从成为开封尹到爵封晋王，从烛影斧声的谜团到急于统一的志气，末了，为储君的嗣业还几许操心。他不曾诞生在宋帝国诗歌最为盛大的时代，也不曾完开拓之君扫平四海的伟业，但却依旧是《宋史》上本纪的顺位第二号君王。
我们能做的，不应只是评判与否，而是让他们诗歌的灵魂回到历史现场，不被剥离。
最后用一句太宗昔日的作品作为收尾“轮走蹄轻多少意，世途常似梦中人。”诗歌是一场梦，历史是一场类似梦幻的际遇。
古往今来，人们因好感于音韵与便于记诵而读诗，人们因欲知新替获悉前车之鉴而读史。其实或许二者结合的文字才是人们最为所需，一个生动婉转且波澜真实的故事。
诗学是历史挑灯的身影，史学是诗歌灵感的月明。
部分现代参考资料：
《辽朝经营与开发北疆》·林荣贵；《宋辽关系史研究》·陶晋生；
《遼朝史の研究》·岛田正郎；《阵图与宋辽战争》·吴晗；
《经略幽燕》·曾瑞龙；
部分古代参考资料：
《旧五代史》·薛居正等；《宋史》·脱脱等；
《辽史》·脱脱等；《东都事略》·王称；《东斋记事》·范镇；
《太平御览》·李昉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