脚蹬棒槌

一个穷愁潦倒、吃了这顿没那顿，衣不蔽体，房不遮雨的穷小子，不知是天上掉馅饼，还是地下挖金砖，忽然富了，人们常会说：“这小子脚蹬棒槌——翻过运了！”还别说，住在我家西边的贾新建，天上没掉馅饼，地下没挖金砖，可是，最近就真的‘翻过运了！’

小时候，记得在我家西边，住着一家三口人。男主人叫三户，长着两个眼，其中一个是斜的；一张嘴，是歪的。每逢说话，眼、鼻，口非常配合。眼一斜一斜的，鼻子一抽一抽的，嘴一歪一歪的，还流着哈喇子。小孩子家见了，总有点害怕。女主人的头发，没见过她梳过，但也没见过她像今天的摩登女郎，把发披在肩上，而是了了草草的一挽，村民叫做“堂堂纽”的东西，耷拉在脑后。不知她的脚是后天残疾还是先天生就，反正走起路来，一抹拉一抹拉的，她走过的地方，不用拿扫帚扫，地面就干干净净了。

他家和我家不是同姓，按乡亲辈分，父亲叫他三户叔，而我，则应该叫他三户爷了。

他夫妻俩有一个儿子，听乡亲们说，他们的儿子叫“新建”。来我家串门的大娘婶子们时常笑着说：“新建的娘说：‘新建建，蜜罐罐，扭回头来再看看！’”

我自幼多病，被送到姥姥家‘躲灾’，因为不在家，也没叫过他们三户爷，三户奶奶。后来听说，60年食堂解散了，但“三年自然灾害”的余波仍在，人们依旧吃不饱肚子。三户就把祖上留下的三间房子拆了，今天卖几根檩条，买点东西吃。明天卖几根椽子，买点东西吃。慢慢的，房子卖光了，到后来，索性把地皮也卖了，就在大街边上搭个窝棚栖身。不知是因为饿还是因为病，或者是饿

而加病，等到再也没东西卖的时候，夫妻俩前后脚走了，就剩下一个十来岁的新建，跟本家一个没儿没女的哥哥过。

那年月，也不是新建一个人的童年命赖，我的时运也不强，姥爷去世了，没人再支持我上学。辍学后，在外祖村任生产队会计。

外祖村紧邻高邑县，属高邑县管。按农历说，高邑县每月逢三、八是集日，人们常说“三八大集”。食堂散后，每逢集日，在高邑南桥头的地方，有几家露天卖饭的去处。有一次我去县城开会，走到南桥头的地方，看到一个半大孩子，拿着一个破碗，在饭桌旁乞讨呢。留心看看，这不是三户爷的儿子新建吗！因为我

很小不在家，和他见面少，他也不认识我，互相没有答话，就过去了。

1966年，我因抗震劳累过度，腿疾复发。回故里养病，才听说，新建的本家哥嫂都没了，新建也已经长大成人，能够独立生活了。生产队在旧年间“天棚庙”的地方，给他盖了两间表砖房，给他点吃的，总算得到了温饱，凑合着过吧。

外祖母老了，不能照料我的生活。1970年，我把户口迁回老家——柏乡县白楼村。听新建所在第八生产队的队长说，新建很仁义。白楼村是全地区有名的“老

大难”，口粮少，吃不饱，社员们都靠偷生产队的庄稼度日。新建挖生产队的山药

（红薯），只挖两块。队长看到了，不但没批评他，让他多挖些，他说，两块就够吃了！

1972年柏乡县委工作组进驻白楼，工作组的负责人、县拖拉机站的站长连长志同志，和我商量如何摘掉“老大难”帽子的事。根据群众的要求，改选了党支部，重新安排了大小队的干部。队长们对我说：“卖了孩子买蒸笼，不蒸馒头蒸（争）口气”。社员们的干劲空前高涨，到1974年，我村已经成为远近有名的富村，事迹都上了《河北日报》，新建也当上了第八生产队的饲养员，生活自然不成问题了。

后来，县委常委、政工组主任黄德盈同志带领县委工作组进驻我村，我们俩相处关系很好。他鉴于我病后体弱的情况，把我安排在学校工作，担任中学负责人。对我说：“你村的“老大难”帽子摘了，你去把学校的“老大难”帽子也摘了吧！”

白楼的中小学，分了三片，校舍破旧，光线黑暗，一逢雨天，外边不下里边下。当我知道黄常委在县里的具体分工是主抓教育和卫生后，就蘑菇他，请他让县里拨款，翻新校舍。黄主任笑着说：“全县各村的校舍都破，都该翻新，上边没有拨款，我也是巧妇难为无米之炊。不过，为了支持你的工作，这样吧，我给县煤窑说说，让他们支援你们几十吨煤，你们到县砖窑换些砖吧”。“可以，可以”，我大喜过望。和支书白广志商量后，就在白楼村东头，紧挨八队牲口棚的地方，建了四十十八间卧砖房。自北向南，共有四排，中间是甬路，每边六间。最北西边一排，从中分开，每三间为一个中学教室。东边则分西头三间做中学教室，最东头两间是会议室，会议室和教室中间一间为校长室。南边三排，每六间则分两个两间小学教室和两个卧室。此外，还有一间男老师厨房，一间女老师厨房。师生厕所则建在北边旮旯里的东边。除去校舍，南边就是中小学的两个操场。沿着甬路两侧，栽了两行白杨。北边旮旯里是洋槐，榆树。春夏时节，绿叶蓊郁，花香沁人，和本县其他村的学校比起来，虽然说没有天壤之别，但也是一番新貌。环境好，教师工作热情高，恢复高考后，年年向国家输送人才，引得附近村的村民，通过“后门”送子女来上学，弄得初、高中班，人满为患。

新学校和八队牲口棚只有一墙之隔——八队用黄泥垒了道矮墙，时间长了，土墙倒了一个豁口，学校和牲口棚就通了。八队牲口棚经常住说评书，算卦的盲人。新建当饲养员，没事互相聊聊天，慢慢地，他们就成了朋友，听说，最近住着一个盲人叫张恒春。

某个星期日，轮到我值班，自己坐在办公室里，阅读我函授的大学文科教材，

新建过来了。“德鑫，德鑫，有事吗？”他喊着我的名字——因为他是叔辈，不必叫我老师。“没事，看书呢。”我放下书，掏出香烟来，递给他一支。“老张没事，

让咱们抽牌呢”。我笑了笑，“那玩意准吗？”“管它准不准，闲玩呢，又不要钱。”

“要一毛钱也不是大事，不过，没意思。”“去吧，去吧，别光看书，休息一下。”

我跟新建抬腿迈过短墙，过到牲口棚那边。盲人老张正蹲靠在北墙根的玉米秸上，在春天暖融融的阳光照射下，静静养神呢。听到我二人走来，他坐了起来，我递给他一支点燃的烟，说明了来意。老张一边吸烟，一边从一个小布袋里取出一沓像老太太玩的叶子牌的东西，问道：“你们谁先抽？”我让新建先抽，他却让

我先抽。我开玩笑说：“我先抽，把好牌抽完了，你抽时，就只剩下坏牌了！”新建哈哈大笑，说：“你别唬我，你抽过后，得把牌还给老张，重新续好我才抽，好牌一张都不少！”既然这样，我就先抽，顺手从边里拿了三张，递给老张。第一张，画着一个头戴乌纱的官员骑着马，老张摸了摸，说好。我记不清那张牌的名称了，

好像是走马夸官。第二张，我还记得，是‘二仙送米’，当然还是说好。第三张，画着一个女人，伸开两臂，站在门口，做阻拦状。老张说：“‘血腥鬼拦门’，你还没成亲呢。”我一边说是，一边把牌还给了他。

老张续了续牌，让新建抽，新建便从中挑选了三张。老张翻开头一张用手摸，我在一旁瞧见——牌上画着一个死人。老张急忙把它翻到最下边，没有解释。我也不知道那是张什么牌，但根据老张的动作，知道那一定不是什么好货。第二张，还是我刚才抽的那张‘血腥鬼拦门’，老张便对新建说：“你也没成亲呢！”新建哈

哈大笑：“我们俩一样！”第三张，画着一个人脚蹬棒槌。老张说：“脚蹬棒槌，熬着吧，慢慢就好了！”

我和新建抽牌的事，不知怎的，被乡亲们知道了，他（她）们说：“年轻时能干还混不好，老了没儿没女还能弄好？不是脚蹬棒槌，棒槌一轱辘，摔个仰八叉吧！”

癸巳年正月初九，上午下了半天雪，路面结了冰，非常滑，我哪里也不想去，就独自坐在屋里练毛笔字。忽然听到屋门响，扭头一看，是新建，他满脸笑容地走了进来。我急忙放下手中的笔，招呼他坐。桌上盘里有刚煮熟的鸡肉，瓶里有酒，我就请他一起喝酒，边饮边问他享受低保的情况。他说：“连低保带五保，一年两千元，听说，今年还要长。承包的二亩地也转让给他人，每年安安生生坐收两千斤小麦和玉米，吃不清就粜了。”我问他的钱够花了吗？他连连说：“够了，够了。真的感谢党，感谢政府啊！”接着他问我：“你还记着咱俩抽牌的事吗？”

我说：“当然记得！”“我脚蹬棒槌——终于翻运了！年前买了几张伟人像，贴在屋墙上，表表我对共产党的感激之情！”

我听了也非常高兴，满满地敬了他三杯！告诉他：“我们的国家会越来越好，好日子还在后头呢！等到农村变城镇后，你的农村户口变成了城镇户口，你的又低又矮的表砖房，变成了七、八十平的楼房，到那时，你真的是“新建建，掉进‘蜜罐罐’里了！”

新建哈哈大笑。不知是几盅酒下肚还是太激动了，笑容挤满了他发红的脸：“过去老人们盼了一辈子都没见到的事，今天靠党的领导，终于实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