拾尘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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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了村西口，不远处，在通往县城的大路南边，有一座坐南朝北的观音庙。村里的人们，每月初一十五，经常到庙里上供，求菩萨保佑。保佑他们升官发财，全家平安，无妻有妻，无子有子，五谷丰登，六畜兴旺，仇家倒霉，自家快意，什么没也好，就是别没钱，什么有也好，就是别有病。三只手藏在自家袖里，青春痘长在别人脸上。总之，不管他人受罪，自家快活就行。除了极个别外，几千年来，大多数村民基本都是这么个想法。常言道：“无我即佛。”由于这些人所求都是为我，所以，也没听说谁灵验过。据村民传说，在这极个别人当中，曾有一个长工，每逢初一十五也经常到观音庙里求菩萨。可惜他只不过是只燕雀，没有鸿鹄之志，升不了官，发不了财，倒不求升官发财，而是求“黑了别明，阴了别晴，大小给个病，千万别要命！”不但可以不干活，并且还能吃上病号餐！其所求虽说异于他人，但归根结底还是为了自己！
他的东家好奇，想知道他求什么，那个年代也没有窃听器，就躲在菩萨的泥塑像后，听他说什么。一天，那个长工又去拜菩萨，东家在菩萨像后听他说：“黑了别明， 阴了别晴，大小给个病，千万别要命！”东家暗骂：“这小子真不是东西，不想干活却想白吃病号饭，就在菩萨身后答道：“黑了就明，阴了就晴，得病就死！”吓的那长工连滚带爬地跑了出去。
那个长工听到“得病就死”吓坏了，但是，在这极个别人当 中，还真有个不怕死的，专求“得病就死！”而且，这么多求菩萨 的，还就她求的灵验了！
六月的天，说变就变。今天正是十五，早晨起来还是满天朝霞，透过乌云，阳光四射。早饭后却电闪雷鸣，风雨交加。风越刮越紧，雨越下越大，一点儿也没有停息的意思。风裹着雨点，打的人上不来气。一个年轻村妇，披着一个印花的蓝土布包袱，左胳膊肘擓着一个竹篮，篮子里放着一个用粗布手巾包着的两个碗叩在一起，用右手紧紧地摁着。低着头，弓着腰，一步一滑地向观音庙走去。包袱早湿透了，和衣服缠绕在一起。两只脚，已经是“这一对绣鞋儿分不得帮和底，稠紧紧，粘软软，带着淤泥。”
这个年轻女子，是谁家的媳妇呢？她到观音庙里又求什么呢？
后来听人说，她就是达奶奶，又有人管她叫大奶奶。然而，是“达奶奶”还
是“大奶奶”呢，列位看官不要着急，请等下一步交代。她就是极个别人中的另一种人，至于她到观音庙求什么，就不用去费心了。因为乡亲们都知道，她每个
月初一十五，风雨无阻，到观音庙求的就一件事，和本文开头所说诸位的所求都不一样，和极个别之一的长工所求的也不一样，而是长工最不愿意听到的那句话：“得病就死！”
今天，她顶风冒雨走进庙里。跺了跺脚上的泥巴，解下早已湿透的印花包袱，用力把水拧干，再用那湿包袱揩了揩头上和脸上的雨水。然后，把竹篮放在供桌上，揭开湿漉漉的粗布手巾：香已经湿碎了，她皱了一下眉头，把一滩香泥，撮到供桌上，然后拿掉叩在上边的大钵碗，下边碗里放着三个煮熟的鸡蛋。她端出盛鸡蛋的碗，恭恭敬敬地放在供桌上，不慌不忙地跪在地上，双手合十，仍然小声念叨着：“愿菩萨慈悲，让我得病就死！”祷告完了，她再次向菩萨拜了三拜，起身把供品拾掇好，披上湿包袱，走出庙门。风小了，雨也慢了，她顺着来路，仍然一步一滑地向回走去。
达奶奶何许人也，听姥爷说，是本家东院的一位长辈。可是，如果说她是“大奶奶”，可她男人就独丁儿一个，没有弟兄排行，怎么能分大小呢。如果说在家族中排行吧，最大的是我姥爷的爷爷，而不是他。想问一下大奶奶之所以大的来历吧，那一代人又都去世了，无从考证。我绞尽脑汁，百思不得其解。琢磨
来琢磨去，大奶奶的“大”如果按排行解，实在讲不通。所以，估计“大”应该为“达”，村民不识字，即便识字，也不去讲究四声，何况，那年代也还没推行普通话呢！那么，“大奶奶”则应该为“达奶奶”了。
达奶奶的称呼问题解决了，至于她的所求——得病就死，那是她平生的弘誓大愿，至于她为什么发这样的愿，那是她心里的事，她不说，别人也无从知道。不管为什么，每月初一十五，风雨无阻，拿上三个煮熟的鸡蛋或摊三个咸食（一种用白面糊糊烙的软饼），供在观音菩萨面前，上好香，然后跪下来，双手合十，依旧求她的“得病就死！”年年如此，月月如此，直到她八十五岁寿终为止，就不屑再说了。
达奶奶就一个儿子，名叫李登科，又名李振高。振高生的身材魁梧，方面大嘴，满脸络腮胡子。他的妻子娘家也姓李，叫李阿娇，身材高大苗条，面目俊秀，按说不错，就是整天耷拉着个脸，唉声叹气地哭穷，很少见她笑。
听说，振高结婚时，一下轿，看热闹的人们说：“快看啊，阿娇嫁了个武举！”
振高年轻时不好农活，就爱结交朋友，吃喝游荡，把好端端的一片家业，变卖几尽。我小时候，他家只剩下三间破西屋和一间破南厦子。
听大人说，有一年轮着他摆会，可是手里没钱，土地已经卖光，这回只好卖房子了。妻子和他生气，不让他摆会，他却笑呵呵地说：“那不真成了‘吃起会摆不起会的’吝啬鬼了！”他让老婆孩子从五间大北屋里搬到三间西屋里，他登梯上房，砸房子卖。老婆坐在院里哭，他却一边哈哈大笑，一边“噹，噹，噹嘀
噹”，敲着花啦点砸房子！
他不识字，我三外祖开馒头坊，让他去卖馍馍，他连用羊角做的号都吹不响，只好喊：“馍馍嚎！”乡亲们就叫他：“馍馍嚎”。爱喝酒，酒量不大，就是吃菜。乡亲们又给他取了个绰号，叫：“菜饱驴”。
把家业败光了，就出去闯荡。本村人都说他当了土匪，但有一个参加过抗美援朝的老复员军人，说他没参加过抗美援朝，但是个地下党员。我童年没见过他，只见过他戴着大盖帽，左胸佩着“中国人民解放军”的胸章，大方脸，大嘴，活像朱德元帅的相片。解放后，他转到地方工作，回来看家，我才见到他。穿着一身便服，光着头，觉得他长得倒像后来京剧《沙家浜》里袁世海扮的胡传魁！不管是地下党员还是“胡传魁”，反正皇军和警备队总是抓他。有一次，县里的警备队搜查他，他没处躲，就跑到治丝庄村他岳父家，向炕上一躺，拿被子蒙住头，听天由命吧！警备队把治丝庄村包围了，到处搜查他。一个警备队冲进他岳父家要进屋寻找，他的小姨子站在门口，伸开双臂，挡住去路，说：“炕上躺着一个瘟疫病人，你惊吓坏了他怎么办！”那警备队一听是个瘟疫病人，怕传染到自己，扭头走了。等警备队全撤走以后，振高撩被起来，不慌不忙地向南走了。可他的岳父被吓疯了，每天围着治丝庄村跑，跑了三年，死了。
振高这一走，就到了徐州，还是经营老营生——劫富济“腹”，据他自己说，有一次，他们的团伙给徐州城里一家大财主递了黑帖，说某某晚要到他家“拜访拜访”，请财主做好准备。那财主看了帖子很紧张，就摆了一桌，把振高请去喝了一场，让他给弟兄们说说，要钱有钱，要物有物，就是别给家里添麻烦。并让人用簸箕给他端了一簸箕银元。振高一块也不拿，酒足饭饱，把嘴一抹，说：“一吃一喝，啥事没有！”起身走了。他这句话至今仍传为歇后语，每逢遇到有请人吃喝，才能解决的问题时，人们会笑着说：“振高爷讲话——一吃一喝，啥事没有！”
他跑到徐州，日本人的通缉令也就到了徐州。日本人认为，像振高这样的人，往往和警备队中的人有私人关系，捉拿李振高，不能只靠警备队。于是，在一个下午，日本人把徐州城四门都换成日本兵占岗，然后，满城搜查他。你还别说，日本人还真猜对了，他和一个警备队就是盟兄把弟。他找到那个警备队，说：“老弟，你得把你老兄送出徐州城！”“四门都换了鬼子站岗，查得很紧，我有什么办法啊！”“办法我有，只要你帮忙！”
二人商量好后，就到上次请他吃饭的那家财主家里，借了一辆燕飞的细车，套上两匹骡子。振高穿上毛布长衫，戴上呢子礼帽，架上金丝眼镜，坐在车里。那个警备队驾着骡子细车，把鞭子一摇，大晴白天向徐州城东门跑去。
刚出城门，就被日本兵用枪指住，问车上坐的什么人！警备队逮住牲口，把车停下，说了声：“太君！”振高也不答话，只把头向车窗玻璃的地方侧了侧，让站岗的日本兵看了看。日本兵一看是‘太君’，举手敬了个礼，退到一边，李振高就大大咧咧的过去了！
常说，常在河边混，没有不湿鞋的。跑出徐州，振高又回到北方活动，不知道是在辛集还是在藁城，日本人终于抓住了他。
被日本人抓住，就得“死啦死啦”的，和他同时被抓的还有两个，都“死啦死啦”的了，连个骨殖都没落回来。他们的老婆死了，安葬时无人并骨，只好用一个砖，刻上他们的名字埋入坟中。不知为什么，日本人没把振高“死啦死啦”了，而是把他押到三岛，做劳工，下煤窑去了。1945年日本投降，他“凯旋”了，也没见瘦，大大的长方脸上仍旧长满络腮胡子，坐在院里的圈椅上，大大咧咧的给来人讲，他在日本国下煤窑的经历。
“下煤窑的不光是中国人，日本男人下，日本女人也下。吃的是南瓜叶和麦麸子抟的糰子，没病时叫你没命三关的干活，如果生了病，不能干活了，就把你弄上去，给你向心口注射一支毒针，人就会抽成一团死去！”
怪不得毛泽东说，帝国主义要想侵略他国，奴役他国人民，必须先侵略、奴役本国人民，果不其然！
振高还拿出日本女人戴的花肚兜，让村民们开眼，并解释说：“日本投降后，联合国让在日本干活的各国劳工，自由三天，这是从日本女人身上解下来的！”今天想来，这些对日本侵略者充满仇恨的劳工，一定也对日本花姑娘“塞古塞古”了！他们已经放下武器，束手待辱。天理昭彰，报应分明！但是，冤仇易解不宜结，过去的就让他过去吧，双方都不要算脑后账了！可叹的是，而今日本国内的右翼分子，不甘心失败，借钓鱼岛的所有权大做文章，到处煽阴风，点鬼火，东跑西窜地搞反华活动，难道他们还想蹈二战时，日本法西斯分子的覆辙吗！
为了解放全中国，1945年征兵，振高已经三十八岁，他请人把络腮胡子刮得干干净净，笑着说：“打扮年轻点，好不容易当个兵！”
他真的当了兵，随刘邓大军南下了，据说,在陈锡联的部下。
解放战争胜利后，据他自己说，又参加了抗美援朝战争。在一次战争中，他被抓了俘虏。连他一共抓了11个！
“我看跑不了啦，就把军官证徽撕下扔了。李承晚匪军知道，中国人民志愿军战士绝不投降，当天下午，就枪决了10个。看我年岁大，问我是干什么的，我说是伙夫。他们不信，怀疑我是军官，准备接着审我。晚上，把我关在朝鲜人的民房里。夜里，我把窗子扯开，跳窗逃走。”
他见人们听地出神，就接着讲：“战时，两军驻地很近。我悄悄跑到村口，看到两个哨兵，抱着枪睡着了，就抓住其中一支枪，猛一拽，把那匪军闪了一跤，我 拿上枪就跑。另一个匪军就开枪朝我逃跑的方向射击，我也趴在地上还击——原来是支空枪。我摔折了空枪，一气跑了回来。光着脚，也不怕蒺藜扎了。第二天，我带人又杀回去，端了他们的老窝！”
是否真有这事，这是振高自己说的，也找不到证人。但振高参加过解放战争，却是货真价实。是军官，也是货真价实。不然，解放后，就不会把这个字不识的“馍馍嚎”，分配工作了。
解放后，振高被分到山东省潍坊市清水供销站当站长，回来看家，上衣口袋里还别着钢笔。走在街里，逢着他的同辈人，老远就喊：“菜饱驴，过来看看，你的笔帽下边有笔杆没有！”他哈哈笑着，也不说有，也不说没有，忙把香烟递了过去。
我想，他可能识字不多，但在中国人民解放军这所大学校里混了这么多年，说一个字也不识，只挂了一个钢笔帽唬人，也不见得，不过是同辈人的玩笑话罢了。
振高离家时，就生有二男三女，他在山东工作，阿娇去找他，去一回，回来就生一个儿子，一连又生了三个儿子。就是振高不在家，缺少严教，女儿都随其母，穷嘴瓶子。儿子又俱多乖舛，老三最为顽恶，经常打架，专拣弱小同学欺负。小时候下井掏小麻雀，被井口的石头翻下，砸死在井里。
几个孩子都大了，女儿出嫁，儿子成家。家里没事，阿娇就经常在山东住闲。有一年，阿娇在清水供销站的卧室里屋纳鞋底，一个警卫坐在外屋的门限上擦枪，不知道枪里有一颗子弹，走了火。子弹打在外屋什么地方，碰到硬东西，折射到里屋，打在阿娇的左肩上。
其他警卫有人把走那个走火的警卫绑了起来，有人跑到办公室报告：“李站长，李站长，某某枪走火，把太太打着了！”振高一边从办公室向外跑，一边摇着手喊：“放了他，放了他，我在枪林弹雨里混了一辈子，子弹就没打破过皮。
现在太平年间，人家在外间屋门口擦枪走火，她在里间屋做活打着，该着，该着，没事，快向医院抬人！”
到了医院里，把子弹取出，弹头已经碰弯了，打得并不深，伤好后，振高就把阿娇送回来了。
只顾得说振高夫妇的事，把达奶奶忘了，这里来补充一下。
振高不在家，一个女人领着一群孩子过穷日子，缺吃少穿。晚上睡觉少铺缺盖，往往两三个孩子同钻一个被窝。达奶奶和十一岁的长孙凤绶同衾。一天夜里，凤绶睡醒了，一伸腿，发现奶奶身上凉了，赶紧喊他娘。他母亲过来一看，婆婆已经去世，就急忙叫凤绶唤本家人过来料理后事。
我的外祖父在家族平辈人当中为大，凤绶先来唤他：“大哥，大哥，快起吧，咱奶奶死了！”外祖父耳朵背，没听清，对外祖母说：“快起吧，咱婶子死了！”
“你想教咱婶子骂你，达奶奶死了！”阿娇一冬天闹病，老是咳嗽，外祖父认为是她死了。
“吃晚饭时，奶奶还给我们讲牛郎织女的故事，怎么说没了就没了，呜呜，呜呜……”凤绶一边和来人打招呼，一边哭着说。
达奶奶求了一生，终于落了个得病就死——睡死了！至今村里还传为佳话，也有的说，振高闯荡一生，转危为安，化险为夷，也是沾了他母亲拜菩萨的光！他母亲拜菩萨，已经得到回报，他怎么又能沾光呢。难道这就是俗话所说的“人若积善，必有余庆；人若积恶，必有余殃”吗？
“文革”，后，振高退休回家，每天没事干，就是喝酒下象棋。酒量不大，就是好喝。有一年正月，他们几个“衣锦还乡”的人邀了几个乡亲相聚喝酒，把我也叫去了。正好，我东向，振高西向，正好和我坐了个对面。他坐在圈椅上，一边站着一个儿子。他给我倒满三盅酒——村民叫‘马铃铛盅’的大杯子。我不想喝，推说不会。振高瞪大眼睛，把桌子一拍，说：“这家里的外甥子，敢说不会喝酒！”别人也劝，我就端起来喝了。他又给我倒了三杯，我怕他又喊叫我，就又喝了，他再给我满斟三杯。我还没喝，席上有人喊：“菜饱驴，你欺负孩子吗，你让他喝，你陪仨！”他说他陪，我就又喝了仨”。他端起杯子，一口气喝了仨，身子就像面条一样软，出溜到桌子下边去了。两个儿子，一边一个，架起他走了，旁边的人们乱笑起来。
他还有时邀我下象棋，我轻而易举地就赢了他，我不干了，说他棋不行。他哈哈笑着说：“你敢笑话我，我两次出国留洋（到日本当劳工，入朝作战），你出了几次国！”
两次“出国留洋”也不行，终因饮酒过度，老了双目失明，不久就去世了。人们渐渐地把他的故事也忘了，只留下那句歇后语——“一吃一喝，啥事没有！”一直流传到今天，正好和前几年社会风气吻合，还不时地被人们提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