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亲

母亲生于1923年农历四月初十，逝于2002年六月初六日，享年80岁。

据乡媪说，母亲年青时貌美而性格刚烈，特善女工。母亲是否貌美，这我不知道，当时，日寇占领华北，强化治安，柏乡县是“模范县”,警备队的大队长就是我村的，横征暴敛，汉奸肆虐，民不聊生。父亲带着祖母到高邑南关，给人扛活打工去了，母亲带着我和大妹在姥姥家避难，天天以泪洗面，母亲那个凄惨的面容，今天回想起来，似乎并不太美。她的性格刚烈，我倒是深有体会。不知是她的穷气，怨气，怒气，火气没处发，专向我身上发，一旦逢我淘气，她不是用巴掌打，而是用手在我脸上狠狠地拧，拧得我腮帮子肿得象饼子，一连好几顿吃饭都不舒服，总是惹得姥姥和她吵嚷一顿。说到母亲的女工，在我村，起码在我们那一片儿，那真是没的说的。我小时候，经常看到别家的孩子在街里玩，穿的破破烂烂，齘皮露肉，鞋遢邋，袜遢邋的。而我和弟妹七人，穿得从来是整整齐齐，干干净净的。我有一个前房姐姐，比母亲小五岁，她有六个孩子，都和我的弟妹大小差

不多，姐姐女工慢而拙，而其婆母又严厉，因此，姐姐经常挨批评。受了气，她就向母亲哭诉，母亲除了安慰外，就是替她把孩子们的穿戴做了。姐姐的公爹抱着孙子在街里玩，逢人便夸：“孩子姥姥做的，孩子姥姥做的！”平时，母亲津津乐道的是做军鞋，“我做的军鞋，哪次不受区长的表扬！”

这里附带说一下，电视节目里常出现继母虐待前房子女的情况，

在我的母亲和姐姐之间从来没有发生过，直到母亲去世，母女俩从没吵过嘴。母亲病重卧床，而姐姐的公公也90多岁了，都需要人照顾，姐姐白天侍奉公公，晚上过来侍奉母亲。母亲年老时患“脑萎缩”,脾气时好时坏，听到亲生女儿说话不中听，就阴着脸生气，但见了姐姐，就会和颜悦色，有说有笑。这样就招来闲话：“没见过亲的还没后的亲！”

我在“祝老姐七十诞辰”的诗里说的“七六慈萱百岁翁，前街后巷两匆匆。最教阿姐心难放，犹有茕然一弟兄。”就指此事。

1945年，我们家乡解放了，父亲和祖母从高邑回来了，母亲带着我和大妹也从姥姥家回来了，一家人绝路逢生，受了三年苦难后，又欢天喜地地团聚了。堂兄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是地下党员，成了我村最早的党员之一。当时，在北边的元氏县汉奸顽伪还苟延残喘，时常夜里回村杀害党员和农会干部。土改时，堂兄暗中是党支部书记，明任民兵队长，父亲当时是军属委员会主任，母亲则是妇联会积极分子，经常把我和大妹交给奶奶，她去开会。回到家里也是精神勃勃的，一边干活还一边低声哼着：“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西邻奎叔来串门，笑嘻嘻地说：“这么高兴，又发‘打婆子棍儿’了吗？”母亲只是暗笑，这时，奶奶就装样子把脸拉下来。这个时候，我觉着母亲就是美，我想，在我们村，母亲一定是最美的人了！

后来，我不知因为什么原因而患病，左腿胯上长了一个大疮，解

放初期，农村医疗条件极差，我的疮怎么也治不好。大便时，母亲在

炕上放一个凳子，让我扶着站起来，我颤颤巍巍地站起来，脓就顺着腿流下来，而母亲的眼泪也顺着脸流下来，她唉声叹气的对伯母说：“真是个要债的转来了，能成个人吗？”伯母也是无奈地长吁短叹。后来，为了“躲灾”，我再次被送到姥姥家。

母亲的奶汁非常丰盛，除了供我的弟妹吃饱外，住在我家西边的昆志婶子的几个孩子也时常吃她的奶，因此，我两家的关系很好，他们家的孩子常和我的弟妹在一起玩，直到现在，都各自成家立业了，也还来往着。

母亲心善，好怜惜孤寡。1958年至1972年，在这个穷困、纷乱而又漫长的岁月里，父亲与世长辞了，家里穷得连埋葬的棺木都没有，找乡亲们帮忙，连吃的粮食都没有，我从姥姥家拉来棺木，弄来粮食才得埋人。守孝期满，我又回到姥姥家，还得和年迈的姥姥相依为命。母亲自己带着六个未成人的弟妹，靠乡谊帮助，在饥寒的生存线上挣扎。母亲虽然过着这样的艰苦生活，但她仍然拿出我和二弟穿过的旧衣服、旧靴、旧鞋送给自幼没有父母的孤儿穿。母亲的艰难岁月，一直到“文革”后期，我在1966年因抗地震而复发的腿病痊愈以后才告结束。

1972年，国家的混乱局面基本安定下来，柏乡县委决定解决多少

年来一直解决不了的白楼村的“老大难”问题，县委书记高文会和县常委、政治部主任黄德盈亲率工作组进驻我村。以往工作组进村，都

是站在支部书记和大队干部一边，打压群众，而这次，他们根据群众

的反映，到我家里来和我座谈，听取了我的意见。1973年，改选了村支部和大队干部，让二弟玉玺当大队长，自此，民气焕发，各生产队长干劲儿十足，当年就摘掉了“老大难”帽子。从1974年开始，一步一个台阶就上去了，事迹屡见《河北日报》，一时，成了河北省的名村。这年，母亲虽然说已经五十多岁，但身体仍很康健。

二弟已经成家，并且生了一个儿子。我家共有10口人，每年秋后分红1000余元，是村里的领尖户，把地震中震坏、一逢阴雨天就“外边不下里边下”的旧房子也翻修了。赵恒锡县长和二弟开玩笑说：“你们家一年的开支，超过固城店一个生产队。他们一个队，一年开支300多元，而你们家，一年就得开支1000多元。”

由于家里人多，我家做饭用的大铁锅也比别人家的大得多。那个时代，地方上常搞生产竞赛，组织参观等活动。来我村参观的，一来二、三十人，可村里又没有饭店（那个年代除了县城有饭店，村乡都没有）。做饭的担子就落在母亲的肩上了。平时，高、黄二人下来指导工作，我和二弟不在家，他们就亲自告诉母亲：中午做上饭，我们

不走了。母亲总是乐呵呵的答应下来，从没有说过麻烦和累的话。高、黄二人调到行署工作后，国家的形势发生了变化，我们县里，村里的形势也随着变化了，我家里的形势也发生了变化——我们分了家。母亲也老了，她的承包田由两个弟弟分种，他俩给母亲些吃用，母亲就只跟我一个人生活，除了给我做做饭，刷刷筷子洗洗碗外，就是坐在大门外，和她一辈儿的老太太磕磕牙，就没有他事了，我的责任，就是给她买些好吃的东西，每周给她改善两次生活就可以了。

母亲没上过学，不识字，别的老太太玩叶子牌，我叫她去，她不。我说她不会，她笑着说：“我当姑娘的时候，和你几个老姑经常在一块儿玩，我赢了就笑，输了就哭，你老姑们大笑着把钱又退给我！”“那你不去玩？”母亲说，因为我们兄弟都在社会上做事，嫌影响不好，我也就不再说什么了，只是有一天，邮递员给送来一块镀金的匾额，上书“当代中国人”和我的姓名。邮递员大声说话的声音把母亲引了过来，她说：“我就没想到他能成人，还‘中国人’，别人都是外国的吗！”邮递员笑了：“大娘，不是你那个意思。”

母亲体格健壮，一生很少患病。三妹说：“咱母亲给了咱姊妹一个强壮的身体，咱们才能为国家工作，才能建立幸福的家庭。”

母亲老了以后，生活基本是幸福的，三妹夫和四妹夫陪她出去旅游过一次，到过山海关和北京，看过孟姜女庙，坐过溜索，参观过毛主席纪念堂，唯一的心事就是我没成家，她常忧心忡忡地说：“没了

我，你怎么过啊！”

我村东南边的龙华村有一个傻子，人们都叫他“冷子”，说话结结巴巴的，常到高邑集上去讨饭兼讨酒吃。他父亲老了，对他说：“冷子，没了我，你怎么过啊？”冷子说：“咱试试吧？”这事在我们这一片传为笑谈，真所谓“妇孺皆知。”有一次，母亲又对我说：“没了我你怎么过啊！”我笑着说：“咱试试吧？”“王八羔儿。”母亲笑骂道。

好长一个时期，母亲不再说：“没了我，你怎么过啊!”

在临去世那几年，母亲患了“老年痴呆症”，翻翻答答地麻烦人，经常引起左邻右舍和她平辈的几个妇女的玩笑。有一年冬天，我给她生了炉火，母亲不小心把手烫伤了，让我们兄弟花了几百元的医疗费才治好。有了这次教训，我不敢再给她生火，买了一条电热毯，可又怕她弄湿了触电，便用一个双层的塑料薄膜装起来，给她铺上，为了防意外，我兄弟三人每晚轮流值班，等她睡下，拔掉电源才走。前街的表姥姥过来和她闲聊，母亲非常高兴地向她炫耀电热毯的功能，并夸奖做儿子的孝顺，她对母亲说：“你要小心点儿，我晚上出去坐夜，回去晚了，电褥子起火了。”母亲就把她的话记在心里了。有一天晚上，轮着二弟值班，我和几个乡亲在我的房间里说话，二弟没事也过来了。忽然，母亲拄着手杖，身穿单衣，急匆匆地走过来，一边走一边怒气冲冲地大骂：“坏王八羔儿，打算把我烧死？着火了！”二弟赶紧跑了出去，我紧张地问二弟：“你没拔插销吗？”“拔了，拔了。”他边跑边答。到了母亲的房间里一看，哪有的事？母亲又说糊涂话呢！乡亲们哄堂大笑。

母亲老了，越来越糊涂，有一天，她向椅子上坐，坐空了，蹾在地上，把她抬到炕上，就再也起不来了。我因患“脑血栓”留下的后遗症，行动不便，就由两个弟弟和四个妹妹轮流侍候她，姐姐除了照

管公公，也抽时间过来侍候母亲。农忙季节，就由我白天和她作伴，有事就打电话通知值班的人。渐渐地，母亲一天不如一天，也不吃不

喝了，就由我当医生的外甥给她输液，后来，液也输不下去了。终于，在2002年的农历六月初六日，母亲去了！那天，天气非常热，帮忙的人们给她换好衣服，就把她放到早已准备好的玻璃棺里了。

弟妹们由我决定安葬日期。我们这一带有一个传统说法：人死在夏天，逢着打雷，尸体会“烘”的，我就决定，只停灵三天，初九下葬，妹妹们有意见，但听了我的解释，也都同意了。

在母亲去世前头三、四天，前街姓任的家里死了一个老太太，由于天气太热，起灵的时候，拖拉机上烫得送殡的人无法坐。而我母亲六月初六去世，初七晚饭时下了一阵小雨，天气很快凉爽下来，晚饭后，元氏县的歌舞队来演出，街上站满了看节目的人。到了初九安葬那天，头起灵，天空忽然升起一片云彩，把太阳遮住了。因我不便行走，姐姐不让我去上坟，我由两个表弟扶着，泪眼望着西去的灵车……

晚饭后，小妹夫任连春过来说：“我二哥在村里当干部难免得罪人，过会儿，到坟上看看去，防备有人发坏。”刚说晚，忽然传来几声巨雷，瓢泼大雨倾盆而下，不大一会儿，满院里的水就向大门外拥

挤流去。

我们村的公墓，在京港高速路的西边，在高速路下留有一个桥孔，人从下边过，下雨时，水也从下边流过。我问连春：“你看，现在谁能从桥孔里过去呢？”

第二天，堂侄兰奎过来说：“到了坟上，刚把棺材下到墓里，掉起雨点儿来，我对二叔说‘快点烧纸吧，看下湿了’。可是，从坟上

回来时，到了高速路东，连一个雨点儿掉在地上的痕迹都看不见。

我们这里有一个谚语，说：雨浇墓，辈辈富。这句话对不对，我没考证过，后来，逢见村支书白广志，他拉住我说：“雨浇墓，辈辈富。你们的事，叫不叫“雨浇墓？”过事儿那天，耿家庄（邻村）的人都过来看了，连说：“看人家的时气，看人家的时气！”我说：沿着改革开放的大道，人走正路，谁家也会富起来！雨浇墓不过是偶然。

末了，让我用十首《床前吟》中的四首来结束我这篇回忆母亲的文章吧。

一

岁月艰难受苦辛，犹施衣物怜孤贫。

老来偏患痴呆症，絮絮叨叨打搅人。

二

半天输液半天针，儿女床前汤水勤。

寿数难知何日是，但凭天意尽人心。

三

慈亲百日病沉疴，诸药难医渐萎缩。

一气犹存忽展眼，叮咛诸妹惦阿哥！

四

壬午值年丁未月，甲申日遇正壬申。

一息不至春晖冷，儿女忍教哭断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