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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凤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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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评论
202010/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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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亲爱的南方》:时代镜像的立体呈现

高凤华

鄂籍旅粤作家楚云的长篇小说《亲爱的南方》(北岳文艺出版社,2020年7月出版),不仅是一部充满悲怆的草根奋斗史,更是中国在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中真实展现城市边缘群体生存状态的现实图谱。小说选取一群农村青年(包括原籍农村的大学生)在海都奋斗拼搏的坎坷经历,通过发生在他们之间辛酸而感人的故事,以作者一贯的、贴近生活本身的个人叙事方式,再现打工时代的宏大历史场景;以一群社会底层人物的命运,以他们的血与泪、情与恨、爱与诚、苦与乐,以及仇恨、报复、堕落和扭曲,勾勒时代背景下农业文明和城市文明的碰撞、交锋;从资本和体制的角度,谴责拜金主义、黑恶势力和特权对肉体和精神的钳制、摧残,表达了城市化进程中的迷惘、失落、愤懑和回望;以田园牧歌式的乌托邦想象,试图为社会转型时期不可避免的理想缺失,寻找理想的出路,是当下文坛一部不可多得的批判现实主义作品。

一、时代镜像的立体呈现

作为时代和社会的一面镜子,文学作品与现实生活互为镜像关系,这在《亲爱的南方》中更能突出直观地体现出来。楚云通过一群背井离乡、辛苦挣扎的打工者的形象塑造,动用了他旅粤近二十年的生活经验,以平民视角和深情的笔触,去描摹小人物在时代洪流中沧桑变幻的面孔,去诉说他们跌宕起伏的命运,并试图客观还原乡村治理之前的中国,展示社会变革与时代发展冲突磨合的疼与痛。纵观整个文本,具体表现为以下几点:以写实和文化隐喻延伸、人物生存环境的实录及穿插议论文字来完成原生态的真实,从而印证写作背景下的现实生活。

正如埃德加,博登海默论“正义”,“有一张普罗透斯似的脸,变幻无常”,世界也因为人们在不同的时代从不同的利益关系和道德视角出发,“可以随时呈现不同形状并具有既不相同的面貌。”也就是说,每个人对世界的理解各不相同。号称“写实派”的作家作品,能得到读者的首肯,大众的呼应,才能称得上真正的现实主义作品。楚云致力于表现上世纪末贫穷落后封闭的乡村镜像,用“中国无数的打工者”对正月初八出行寄托的“发财梦”写民工潮,写岳阳火车站的拥挤、混乱,写每个人脸上不同的神色,写“黄牛党”、火车晚点、车厢里的臭味及敲诈勒索,甚至广州站楼顶“统一祖国,振兴中华”八个大字,无一不给人客观真实中的感受;在《花谢中秋》那部分,写空气里油菜籽的味道、泥土气息,写葳蕤野草、打兔子和猎狗阿黄,写故乡土地的深沉,使文本在回忆性的主观意识里达成真实;《初出江湖》写教育产业化后,大学生严峻的就业形势,高度符合历史的真实;此外,作者还使用大量的文化隐喻和打油诗、顺口溜、流行歌曲,以及招工启事、管理制度等,比如“海都中秋的月亮被高高的楼尖挤得可怜兮兮的,它在城市狭巷的高空中游荡着,一直想挣脫回到广阔的天空中去,但是又舍不得海都矽的繁华”,这个“月亮”就是不甘心失败而被现实击碎梦想的打工者,还有《城市泥鳅》里江城手抄打油诗“为了工作几乎不睡…….”,《兄弟的救赎》吴文在网上搜到的讨薪歌,都在有力地佐证着当时的时代环境。

楚云的小说真实不止于日常描述,而是以丰富多元的叙事局面呈现时代镜像,诸如生存界域、社会风俗、人伦关系等生活实录,使得人与世界的关联更加紧密,近距离的观察达到世相的真实。比方《沦落风尘》祝春秀靠卖淫供弟读书,侧面印证农村的贫穷、扶贫政策的缺失和农民的走投无路;而名牌大学毕业、分配到江汉平原某中学教书的祝涛,却被县教委用香烟支抵工资,也是当时地方财政困窘、拖欠教师工资及官场腐败的现实写照。至于打工遭遇饥饿、抓“暂住证”以及“砍手党”,都是南方城市治安管理救助一度出现过并不可辩驳的历史的真实。《拉长之争》阿娟的趁虚而入,打工者之间残酷的竞争,还有江城被吴霞欺骗而夭折的爱情,以及有毒工厂、文学的式微、文人相轻,至今犹在,显示了生活的真实。

另外,楚云还擅长用生活经验深入现世,解读现世,不知不觉地把自己置入红楼里脂砚斋的境界。文本里他那近似于绕口令的妙语,嘻笑怒骂,指向世间百态。比方“狗咬人不是新闻,人咬狗才是新闻”,剑指媒体为吸引眼球片面追求经济利益而弄虚作假标新立异;“你要打工,那么请你出卖尊严,打工与尊严无关。如果你想打工又想拥有尊严,那么请你出卖灵魂,你把自己卖得越彻底,你就越有可能出人头地”,作者用冷峻的语言来触摸底层人物被碾压的真相,体现了作家宝贵的探索精神。由于涉及本文第二部分内容,诸如此类,恕不一一列举。可以这样说,从2004年出版第一部长篇人物传记起,到之后的几部小说散文,楚云都是在为实现自己记录“真实世相”的理念而努力。

二、风骨和温度:写作是为活着寻找理由

一如萨特所说,“逃避存在,依然是存在。存在是一个无法脱离的真实体。”事实上,我们无力规避现实存在,不可能漠视那一群人的痛苦、挣扎、奋斗和绝望,因为那一群人中,有我们的儿女,有我们的子弟、亲人,甚至是我们自己。所谓文学,就是人的情感需求的外化,是精神世界的延伸。文学的任务,就是表现人生、表达情感。作家就是用语言表现和表达人生或人的情感的艺术家。

《亲爱的南方》这本书,作者除了带给我们残酷惨烈切肤之痛,还有一丝淡淡的忧伤。书中人物在共同的宏观背景下展示的不同命运,或者是同一命运,都带给我们强烈的震撼。楚云的个体书写、情感倾吐,他的独特思想与群体意识的冲突,使他的作品充满无限张力,有别于其他的“打工文学”。他在书里表现的都市批判,对痛苦的展示,对人类灵魂的拷问,体现了作家的良知和作品的高度。他的宽容、关怀、救赎和探索,则归根于他对生活的温度,对家国的热爱和饱满的理想主义气质,他的真诚信仰、开阔识见和深透洞察,构成了《亲爱的南方》的基本底色。

海都是一座哭城,满城笙歌下流动的是无人看见或已遗忘的飞溅的泪雨。海都是一座空城。一座人的空城,一座心的空城。

这里的每一所关隘、每一条街、每一条道、每一条巷弄……都掩藏和继续上演着数不清的悲喜故事。

在海都,只有两种人。

一种是闲得愁花钱,一种是忙得愁赚钱。

--------《胭脂泪》

城市犹如一个魔障,兵不血刃地将人劈为两半,使人一半沦为物欲的奴隶,另一半则成为游荡在奈何桥上无可归依的亡魂,戴着黑锃锃的镣铐,随着诡异而莫名的节拍在都市德1边缘舞蹈。

---------《镣铐之舞》

在海都,每个人都戴着几副沉重的有形或无形的镣铐,在欲望的都市里挣扎、沉浮。有人从地狱爬到了天堂,春风得意马蹄疾;有人从天堂跌到了地狱,苦泪长垂与东流。天堂在彼,海都在岸,欲海在中间,芸芸众生在这欲海中挣扎。

当一切都已被镀金,清高与操守便沦为道德废墟中破碎的瓦砾。所以在海都,你不要羞于谈金钱、美女,否则你不是一个极顶傻冒,便是一个患有精神病的疯子。

------------《镣铐之舞》

像婉雪的病亡、祝春秀的自杀、叶岚与林赫同归于尽,甚至祝涛的出走,雷军和强子的堕落,洇染了强烈的悲剧色彩,而作者的指向,都是这个罪恶的城市。

马才是作者精心设置的一个人物,他始终游离于红尘之外,像一个先知先觉者,如《白鹿原》里的朱先生。在《快餐爱情》这一章,作者借他之口,海都“像个大粪坑,再香的人跳进去了也会变臭。它能叫好人变坏,坏人变鬼,就连那个空气都是臭的。”表达了强烈的愤恨之情。显然,作者为了突出痛苦展示和都市批判,而忽略了城市对人物的“改变与提升”,是作者视野局限之处。因为任何国家的改革进程都不是一帆风顺的,都有分娩的阵痛,都会有一定的负面情绪。回过头来,这些尖锐凌厉的文字,反衬了作者的执拗性情和写作勇识。

尽管这本书让人读得悲伤,读得绝望,作者仍然不忘剥开人性的一道道残缺来呼唤人性的真善美,从人性的深处审视灵魂,从人物的缺陷和有限处引导精神回望,完成超越、拯救和忏悔。比如祝春秀自杀前留下的一封信,“你读书受了很多很多的苦和委屈,但是你不要因此而恨社会,你要怀着一颗感恩的心去生活,去对待你身边的人和事。”对江城的某些偏执,予以正面肯定和解释,“江城正义善良幽默热情能干,他的玩世不恭,倒不如说是对现实某种无奈的自嘲。”还有对阿娟的谅解,《义释蟊贼》“在陌生的南方,在冷漠的他乡,在漂泊的路上,在尔虞我诈的职场,没有什么比真情更稀缺和珍贵,更温暖人心”,于灰暗中见亮色,于沉沦处见提升,那种欣喜是无以名状的。

难能可贵的是作者的理想主义气质。楚云在小说的结尾,设置了一个回归乡村的结局,试图为“留不住的城市,回不去的故乡”的生存尴尬和“城市人眼中的农民,农民眼中的城市人”的“模糊身份”寻找出路。他这种反理性反历史的回归,与索尔仁尼琴、托尔斯泰和巴尔扎克,何其相似。值得说明的是,小说文本是在九年前就已尘埃落定。九年间,中国乡村已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扶贫攻坚已上升到国家层面,精准扶贫战略正在稳步推进,一个美好的时代正呈现在眼前,势不可挡的现代化进程并不欢迎田园牧歌式的乌托邦镜像。如此,作品貌似有杞人之忧,与时代发展方向背道而驰。作为文学作品,这一切毫不影响楚云探索者的形象,表现了一个成熟作家应该具备的精神高度。

三、鲜明丰沛的女性关怀

文本旨在通过人性幽微的呈现,如粗陋、肮脏、病态、恶俗来完成对人类灵魂的拷问,寄托作者宝贵的批判意识。同时,面对观念冲突、利益矛盾和历史惯性作用下对女性的围困,面对性别歧视、男性欲望、权力、经济拮据和孤独感,楚云从女性主义的视角,竭力表现男权社会对女性的压抑和侵害,充分展示女性个体存在的绝望、恐惧和孤独,以及努力摆脱和实现精神超越的可能性。以上集中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传达女性的隐忍和伟大,二是用死亡来加剧女性的悲剧境遇和悲剧情愫,三是以破碎的爱情婚姻来记录男权世界里女性生活的真实、身心的煎熬和精神的困境。

祝春秀是文本中最为悲情的女子。她的父亲在她十九岁时坠亡,整个家庭的担子落在她肩上:体弱多病的母亲和正在读高三的弟弟祝涛要靠她养活。她用打工所得供弟弟读完高中,用贞操换来弟弟的大学报名费,用卖淫所得供弟弟读完大学。她的天资是美丽聪慧的,“像藏在深山中亭亭玉立的白桦”“三个月后,广东话、电脑样样皆通,接着在张大富豪的唆使下又学起了英语”。这样一个可爱的女孩,却牺牲在男权话语体制下。她不仅是个劳动者,更是奉献者。她的自杀原因,竟部分来自于她的弟弟祝涛。祝涛窥视她的秘密之时,便是她的死亡之日。祝涛的不理解和指责,加剧了她的死亡进度。从祝春秀被时代裹挟的命运,从祝春秀离世的遗书,传递出中华女性的隐忍和伟大,作者对那些被岁月遗弃的平凡女子给予了深刻的悲悯和同情。

死亡是这部小说最为震撼的主题,也是许多作家探讨人生价值的媒介。“以死亡为镜面,对普通人命运遭际的思考与陈述,实际上也是对所有生命形式最切近的隐喻(柳冬妩《打工文学的整体观察》)。”《亲爱的南方》写了三个女子的死亡,一个是祝春秀的羞愧自杀,一个是婉雪的病亡,一个是叶岚的报复自杀。三个女子,作者有意地把她们置于左中右的地位,其中叶岚的自杀带有很大的犯罪成分。她们的经历,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女性意识在男性话语霸权下的无力和渺小,女性的基本生存权力、愿望被男权主义所剥夺和抹杀。也不难看出,生存困境是底层人物产生绝望的根本因素,而绝望极有可能造成暴力和犯罪。即便是叶岚,作者也没有一味地去责备她。而是对三位女子给予深深的同情。除了归罪于功利化的社会,缺乏人文关怀的现世,也对婉雪的突然离世寄予无奈和感伤,整个文本充满虚无、荒诞、不确定和宿命感。

爱情婚姻是作家女性思考从未回避的问题。纵观改革开放后的新一代乡村女性,较之于先辈,有着良好的教育经历,因而具备较强的文化适应能力和语言沟通能力。但进入城市后,只有极少数人侥幸获得成功,更多人由于职场竞争激烈而从事劳动密集型产业或服务型行业,收入低,欠缺社会福利保障,从而陷入经济拮据自卑状态,亦由于城市对外来人口的排斥,断层式嵌入在思维方式、行为表达及价值观念的难以融入带来的焦虑,职场性别歧视,孤独感等,致使爱情空间狭小,性随意而离婚或犯罪者增多。《亲爱的南方》写了三对恋人:祝涛和马丽芳、吴文和婉雪、江城和叶岚。三对都是有情人未成眷属,使文本充满浓烈的爱情悲剧色彩。如此,作者却直接把原因归属于人口流动中的女性,背负物质与精神贫乏的双重枷锁,面对背井离乡的孤独无助,因经济依附而至的畸形情感,同时以祝涛的追随表达自由回归的理念,使写作达到了自然主义的高度。而阿娟与阿明、江城与雨宫樱子,以及天时厂宿舍的苟合,作者都是坚定地站在打工者的立场,对弱者寄予了深深的同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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