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上中学

终于等来了好消息，我考上初中了。那是1965年的秋天，我十二岁。

按我不太突出的学习成绩来说，我能考上初中，实属幸运。因为我们全班同学中，能升入中学继续读书的不到三分之一。我们村庄里，只有我和哥哥两个人同时升入中学。这既是一件让我们非常高兴的事，也是让我们全家，甚至整个家族都感到十分荣耀的事。我看着那端正且散发着墨香的入学通知书，往日那种忧虑郁闷的情绪一扫而光，我仿佛在山重水复的迷途中，突然看到了柳暗花明的前景。我做好了入学前的一切准备。

县属中学共有三处；县城中心一处，城南区一处，城北区一处；县城中心中学设有高中，城南城北只设初中。我就读的中学在城南区大辛庄中学，距离我们村大约有三公里的路程。虽然不远，但在过去交通不便的农村，我还是第一次来到这里。

学校坐北朝南，四周有土筑的围墙，围墙外面是很深的壕沟，用于阻隔外人进入。围墙内侧是两排茂盛挺拔的“钻天杨”树，郁郁葱葱，生气勃勃。由于树木高耸粗壮，在平原地区，很远的地方都能看到。它既像学校的城墙，也像仗剑的武士一样，护卫着校园。

走进学校大门，映入眼帘的是一排青砖瓦房，这是教室。教室后面，有一片开阔地，种有花草树木。花草树木后面有一排房子，是老师们的单身宿舍。再往里走，又有一排房子，是学生宿舍。学生宿舍后面,是一片菜地，菜地上种有玉米大豆和各种蔬菜，用于补贴学生们的伙食。学校的东北角处，有三间平房，房子边上，有一口水井，这里是学校的伙房。

面对着这崭新的一切，我暗下决心，一定要珍惜这来之不易的学习机会，通过自己的努力，来实现梦想中的目标。

初中一年级，顺风顺水，心情不错，学习成绩也不错。升入二年级后,发生了一件震惊全国的事件。1966年3月8日凌晨，邢台地区隆尧县发生6.8级强烈地震，学校距震中约60公里，有强烈震感，部分房屋毁坏。

当时，我在住校。地震那天凌晨，我在睡梦中被颤抖摇晃的大地惊醒，紧接着听到噼里啪啦的响声。同学们放在窗台上橱柜里的生活用品，被震落在地。大家都是第一次经受地震，虽然有些害怕，但没有人意识到会有危险。全班同学都在土炕上躺着不动，你一言我一语互相述说着地震时自己的感受。更为可笑的是，班干部站出来制止大家不要吵闹，保持肃静，继续睡觉。正在我们不知所措的时候，老师站在窗户外面，呼喊我们赶快起床，离开宿舍。

突如其来的地震，使学校的正常秩序被全部打乱。教室内不能上课，宿舍里也不允许继续住人。

为应对地震灾害，国务院总理周恩来，在第一时间乘专机飞抵邢台，亲自指挥救灾，看望慰问灾民。我们学校虽然受灾不重，但余震不断。人命关天，谁也不敢大意，学校立即进行紧急动员，搭建防震棚，以解决学生们上课住宿的临时之需。

就在大家正在为防震忙碌的时候，1966年3月22日，邢台地区宁晋县又发生了更为强烈的地震。震级7.2级，烈度10度。这次地震时间是下午，学生们正在操场打篮球，地表剧烈的摇晃使大家站立不稳，有的同学索性蹲在或坐在地上，惊恐地看着教室房顶上的瓦片被甩落在地上。

第二次强震，使大家稍微松弛的神经又快速紧绷起来，整个学校，又重新陷入慌乱和恐惧之中。

经过近一个月的忙乱，学校的教学秩序慢慢恢复正常。虽然上课住宿都要在临时搭建的棚子里，条件很艰苦，但大家都没有怨言，毕竟我们又可以继续读书了。

然而，残酷的现实，再一次打乱了校园的平静。1966年5月16日，“文化大革命”爆发。这次是全国性的“大地震”。所有学校，一律要“停课闹革命”。教学秩序被彻底颠覆。

在学校，我每天被“文化大革命”的洪流和狂飙所挟持着，脱离了原先的学习轨道，满怀激情地和同学们一起“早请示，晚汇报”；跳“忠字舞”，写大字报；参与批斗老师，上街游行，宣传最高指示。这时候，学业已完全荒废。

“大串联”开始了，红卫兵们要“进京闹革命”，接受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检阅。哥哥要去北京，我也想去，但家里人认为我年龄小，怕我走丢了，不让我去。“大串联”的学生们都走了，剩下少部分学生留校继续“闹革命”。我留在学校，除了写大字报和翻唱革命歌曲之外，没有其它的事情可做。

父母亲听说学校不再上课，便让我回家，帮家里干一些力所能及的活。我的梦想中断了，我不知道接下来还能不能继续读书。

初三那年，毛主席发出号召：“文化大革命已经三年，现在以安定团结为好”。这时，学校来了通知，让我们立即返校“复课闹革命”。

回学校后,课是上了,但上级要求:“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学校便让我们匆匆忙忙毕业。

毕业证虽然拿到手，但课本上的知识只学了一半，我想复读已无可能。我想读高中，没有学校可上。这时,全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开始了。我虽然算不上“知识青年”，也不用像城市知识青年那样“上山下乡”，因为我一直就在乡下,但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却同样“很有必要”。

就这样，我一边在村里接受“再教育”，一边寻找着能继续上学的机会。

秋天到了，地里的农活忙完了，我想上学的愿望更加强烈起来。一天，一个初中的同学告诉我，在他们村可以上高中，我很高兴，立即前往。

学校设在邻村的一所小学里，一间阴暗潮湿的小平房就是教室。教室里有几张破旧的长条桌并排放在一起，周围有几条长凳,像工厂组装零部件的工作台。同学告诉我：这就是教室。

这样的学校让我有些失望。我正想离开，进来一个穿绿色破棉袄的人来上课。同学介绍说：“这是老师——王老师。”

王老师显然听同学们说了，知道我要来上学，他和蔼地问：“愿意在这儿上学吗？”

我顾及到老师的面子，违心地回答：“愿意······”

“那好，回去后让村里开个证明介绍信,明天来校时交给我，你就算入学了,记住了吗？”

我回答说记住了，王老师宣布说：“那好！现在先上课！”

全班算我在内一共六名学生，课程全部由王老师一人担任。他开始严肃认真地讲，我开始漫不经心地听。

我心存疑虑：

“就这几个学生，能算是学校吗？”

“他教过书吗......？”

“看那件破棉袄！哼！······”

下课了，王老师在课堂上讲得什么，我几乎一点儿也没记住。我想走，王老师把我叫住了：“怎么样？能听懂吗？”

“能······。”我敷衍他。

“那好！把作业完成交给我。”

作业？我自然完不成，我按照同学的作业抄了一遍，交给他。

我想，学校虽然不算正规，但总归比没有学上要好吧！我打算先凑合着试试看。

第二天，王老师把我叫到他的住室兼办公室，缓缓地说：“抄，也是学习！没关系，但要弄懂。”我感到脸上一阵热。

“不要紧！”王老师觉察到我的窘态，说：“这样吧！你来的晚，拉下了一些课程，课余时间，我给你补补课吧！”

就这样，王老师给我补完了因“文革”耽误的全部课程,我也逐步打消了想退学的愿望。

半年后，乡里要成立正式高中班，全乡所有的初中生都去参加考试，我们几人考的成绩不错，王老师很高兴，他也因教学成绩突出调到乡中任教。从此，我一直在王老师的教学下读书。

有一天晚上，我和几个同学出外玩耍，回学校时，天已经很晚了。当时，学校里没有电灯，校区内漆黑一片，唯独王老师宿舍的煤油灯还亮着。处于好奇，我敲开了王老师的门，我以为他在备课写教案，他说不是，教案他早就写好了，他在复习他上大学时的所有课程，并重新整理学习笔记。这令我大惑不解，他解释说：“学过的东西再学一遍记得更牢。”

“您已经毕业了，为什么还要学呢？”我更加不解。

他说：“毕业了，不一定把学过的知识都掌握了，多学点知识不好吗？”

回到宿舍，我睡不着，翻来覆去地想着王老师的话。我终于想明白了：学海无涯，知识的积累，永远没有止境。

王老师成了我心目中崇敬的偶像，学习上的样板。从此，我学习的脚步，开始迈得扎实。从王老师那里，我知道了大学，我开始编织我的大学梦。

1970年秋,我高中毕业。我感到收获多多，信心满满。我期待着下一个梦想的早日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