救星共产党，恩情比母亲

文|高录祥

我出生在三年国民经济困难结束的时候。我四五岁那年秋末，我们生产队，常在一起玩耍的四五个小孩，突然发烧咳嗽。好像感冒，孩子们先轻微咳嗽、接着发烧，继而肺部深度感染。吃药打针，病情却越来越重！有的开始高烧、呼吸困难，熬到第六天，在县医院接受治疗的一个六岁男孩，呼吸衰竭，孩子因为呼吸不畅，双手不停地挖着自己的胸腔部位。在痛苦地挣扎中，小手永远地停在了半空！经县医院确诊：属肺结核感染！

此刻，生产队里已经有六七个孩子，都不同程度地发烧、咳嗽，明显感觉是呼吸系统疾病！才七八天时间，整个生产队就有七八个孩子患病。那个秋末异常寒冷，空气紧张得令人窒息，人们惊慌失措无所适从，在自家门前拉起红绳红布警戒；家家掩门闭户深居简出，唯恐把病菌带给他人！

“肺结核”来了！病毒戴着死神的面具，张牙舞爪肆无忌惮地猛扑过来，无情而残暴地缠咬我们弱小的孩子！那时，新中国成立才十几年，医学很不发达，国家防疫、医疗、卫生，基础设施薄弱，治疗手段相对落后，农村疫情应急意识淡薄，防范经验少、隔离灭活技术差；加之，经济条件限制，农村没有幼儿园、和供孩子们游戏玩耍的场地、设施。从刚刚学会走路的幼童，到没有上学的学龄前儿童，基本是一个生产队的孩子，都被大人带在田间地头、谷场饲养圈舍，一边劳动，一边照管；有的家长，就把孩子关在有老人在家、且比较宽敞的人家院落，让他们自己玩耍。孩子们一起跳绳、捉迷藏、溜面面土、折纸飞机、看小人书等等；因此，遇上这种传染性疾病，总是小孩子传染大孩子，学龄前儿童传染上学孩子，出去玩耍的传染在家的，近处的传染远处的；还有一点，就是那时农民生产热情普遍高涨，生产队劳动比较紧张，几乎各家都有一个或几个小孩，家长时间精力有限，照顾孩子的时间很少，孩子们理所当然地混在一堆。这就给病毒交叉传染，互相传播，留下一定的空间；另外，生产队里没几个人了解传染、隔离、以及防护知识，当发现孩子患病、感染非常严重时，病情已经悄悄弥蔓到了一定范围！

你一定也在担心：我们这个生产小队的孩子，这些天已经接触过多少，外小队、外大队、外公社、外县的孩子！病毒传染源头在哪？传染途径是否切断？为什么这种病毒，只传染小孩，不传大人？其实，在当时农村，这些问题根本引不起人们注意。现在看来，是个很严重的问题，是因为人们普遍具有这方面的意识了。

这可恶的病毒，藏得深，来得急，传得快，病得重！它来势凶猛，传染具有隐蔽性！孩子们来不及躲闪，人们懵懵懂懂，失手无策。我清楚记得我有个弟弟很小，很可能是两、三岁，长相很甜，很帅气，惹人喜爱，他比我小两岁。我患病早，母亲寸步不离的陪护，父亲也把重点放在县医院住院的我的身上；而外婆来我家照顾我的弟弟。我还没来得及康复出院，可怜的弟弟就已经不得不入院治疗。不幸的是，弟弟住院两天，就病重了，第三天小手挖着胸部停止了呼吸！

那个年月，通讯靠嘴“传达”，交通几乎凭双腿。我不知道各级政府之间是怎么通讯联络的，我只记得，父亲对我和母亲说：我们小队五六个小孩被诊断为“肺结核”开始，中央、省、市、县各级部门的文件指示，像雪片一样源源不断飞来。村子里的各个街道小巷，各户的角角落落，有撒石灰、喷药水、打扫卫生、除“四害”的社员、大小队干部，村里到处是不知从哪里来的领导、穿制服的、穿白大褂的、还有穿军装的，当时真是全民皆兵！不管哪家有患病小孩，总有几名县、公社、大队干部，亲自督阵，昼夜守护；不知是生产队委派的、还是自发的，总有七八名社员，有跑通讯联络的，有专门运送物品的，有轮流看护的，有烧水做饭的，还有由民兵尖刀连组成的担架护送队、架子车队等等；同时，由各级部门组织打预防针，吃免疫糖。在我们这个普通农村、名不上经传的大队，关爱病人，抢救生命，消灭病菌，很快就形成了一呼百应团结一致的人民群众的铁壁铜墙，到处“坚壁清野”，让病毒无处可遁！

在县医院，在每一个长夜，每当我睁开眼睛，就看到我躺在母亲的怀抱里，她双目闪着晶莹的泪光，忧心忡忡地看护着虚弱的我。不光是那段特别的日子，即使我成年长大，母亲地呵护，时时陪伴着我，直至她生命的最后！我还清晰地记得，在弟弟住院、外婆照顾我的那段日子。每当夜幕降临，在昏黄的电灯光中，外婆给站在炕头上的我，解掉我开裆裤的扣子。那扣子非常紧，外婆要费好大的劲，我就哭，哭上几声才肯睡觉。外婆给对面窗户的婶子说：“这娃，每晚都要哭几声。”

病发第十四天，在有七座教室的大队小学校里，来了七八辆非常庞大的轿子汽车，车径直开进学校。车上下来了好多身穿白大褂的医生学者，还搬来了好多医疗设备。事后听大人们说，是党中央毛主席、周总理，派专家学者下来了，由中央、省市、地方组成的特别医疗队，来到了疾病一线！不但要救治患者，还要消灭病菌，杜绝传染！我更记得，在我们患病的几年后，国家对流行性脑膜炎、传染性肺结核、天花等传染性疾病，终于得到有效控制或彻底消灭！我们大队的小学校，成了临时“医院”，教室里搭建成医护病房、研究中心、工作人员休息起居的地铺。抗疾病、消灭“肺结核”病菌、保护孩子、拯救生命，一场组织严密的人民战役打得紧张而有序，场面如火如荼！

学校门前有一道白色警戒线，显得肃杀。校院里几株杨树嗖嗖掉着落叶，让人一望生畏！医护人员把一个个病人接进去，然后，就紧张地忙碌了。“医院”很静，从破旧裂缝的大门看进去，谁也不会想到：这所学校，正在发挥着医院的强大作用；虽然看不见硝烟，却有近一百名医疗工作者、白衣天使，聚集一起，发起歼灭“结核病毒”，守护生命，和死神搏斗的激烈战斗！

我要进“病房”时，心里感到很害怕。只见一位叔叔从父亲手里接过我，笑着说：“叔叔是医生，是党和毛主席派来的，是看病救人为人民服务的！”病房里早住了几位“病人”，都是平常一起玩耍的小伙伴，小伙伴们在一起，欢乐是无限的。才才妈拉着我母亲，对我母亲说：“真是吓死我了，这下好了！医疗队救命来了！我们家只有这一个儿子，不像人家三五个儿子的。我才才要是有个三长两短，老天爷，怎么了啊？”才才妈像从噩梦中刚醒过来，眼泪断了线似的，吓得我不敢张望。

母亲流着泪既是安慰、又像自语道：“共产党派医疗队来了，我娃病就彻底好了。小儿子没运气，硬是没等上，走得急了。我们来的路上，看见新刷的标语，“讲究卫生，预防疾病”；撒石灰的说，他们撒石灰、洒药水杀灭病菌；还有宣传队快板里说：“传染病不可怕，全民严防消灭它。得了病不要慌，党和政府保护咱！”

来来妈插嘴道：“我来来强多了。前天进来时，头嘀嗒在我肩上，抬都抬不起来，我看我来来八成没命了。共产党是大救星。共产党好，毛主席亲，住县医院，来来爸发愁没有钱；来这里我不好意思又没带钱，可大夫和干部热情得很，问寒问暖关心，细致慎微看病，压根没人提钱的事。”

我和几个小伙伴，安静地听着妈妈们的谈话。这些平平常常的话语，在当时幼小的我，感觉好像闲言碎语；但在后来，在我的人生里，妈妈们虽然也先后作古，而那些话语，就像千斤重锤一样，也像惊涛骇浪冲击我的心灵似的，给我留下了永远地震撼！是党，给了我们第二次生命！共产党，是我们的救星；母亲父亲，是我们的恩人！是党和父母亲人，给了我们第二次生命！

这次患病以后，当时看着好了。可过了一两个月，我因为身体差免疫力低下，面黄肌瘦，孱弱无力，不断咳嗽，动不动发烧；不仅如此，病症不解，持续了三四年时间；我七岁上学开头的两年，也是一边患病，一边读书。回想起来，四五岁起的这几年间，我就像掉进医院的药罐子里，这家医院出来，进了那家医院；等到好不容易刚出医院，后脚又不得已进了医院；记忆里保留的有，父亲拉着架子车，母亲抱着我，跑县医院、附近公社医院、附近大队卫生所、名医、中医等等，住医院，找医生，求偏方。一个医院或者地方，总是出出进进，去了回，回了去，反反复复。我父母在世时，我没有详细问起过当年得病、治病的事情，脑海中，我却永远记得，母亲常常为我暗自流泪，父母亲为我颠沛流离！尘土滚滚的田间小路，泥泞不堪的乡间小道，东南西北，哪个方向都有我求医问药的进出之路！都说难养的孩子是父母的罪，我也许就是这种吧，我向父母的索求多，受党和国家的恩惠多！我的童年，就像赶着时光害病似的，挤着赶着，把人家好些年要得的病，集中起来，用了几年时间，一股脑地全都得了个完，而这，最受害遭殃的就是我的父母亲。而除过父母、亲人，给我治病，细心呵护之外，给我免去好多医疗费，甚至一次又一次让我出进医院病房，给了我新生的，就是——伟大光荣的中国共产党！

好多事情，已经在人们的记忆中变得模糊，或者遗忘。半个多世纪过去，我无从知道，也无法查证，关于那年治病的详尽资料。直至今天，我仍然充满好奇，心生惊叹。党是何等的伟大和光辉，党是怎样的无私和充满力量!我不禁要问，在当时条件下，党是如何紧密联系各级政府，怎么像指挥一个人一样，迅速通讯联络，快速协调工作，并以非常高效准确、有条不紊的步调，立即投入抢险救人防疫灭菌战斗的？各级政府，谁来牵头，谁来善后？多少年过去，每当路过医院近旁“救死扶伤，治病救人”，和“为人民服务”的巨幅标语时，心中就会情不自禁地涌起感慨：“救星共产党，恩情比母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