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世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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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的地方就有江湖，有江湖的地方就有行当，此前一篇《乡村匠师速写》，写了曾经熟悉的几种工匠，后面细想，发现一些与工匠没什么关系的行当也很有代表性，虽然不如匠师有技术含量，但它们的兴衰也更能体现时代的变迁，今特意选几个说说，只当狗尾续貂，也为我所认识的时代作点记录。
若是把介绍对象当作一个行当，现在人马上就会想起婚介机构，接着想起“重金求子”、“名星代孕”、“越南新娘”……相比起我要说的传承千年的“职业媒人”，这些都是现代新生事物，几乎和“互联网+”一样年轻。
我们这一代人自由恋爱，婚姻自主已经深入人心，对职业媒人的概念已经很淡了，我记事起，村里专为人作媒的已经很少见了，但离我的小镇不远处的龙源村有个叫阿利的媒人在当时很有名。我记事时他大约五十来岁，一个矮个儿大头男人，花白短发，双眼皮大眼睛，古铜色瓜子脸，他走起路来是典型的“内八字”，常在周边各村来来往往，没有人不认识的，他标志性的装束就是背个挎肩布袋，夹着一把老式的油纸伞，这行头不曾改变过，连那把伞似乎从来没有换过。从外貌、言行到装扮都烙着典型的特色，用现在的行话讲就是“个人品牌CI”。
他对周边各村适婚男女的家庭状况都十分了解，村里不少男女的婚姻都是由他牵线，从介绍认识到成婚办酒一套完备的规矩他了如指掌。媒妁时代对望子（女）成婚的家长来说这行当是不可缺少的，但印象中青年男女对这个角色似乎很抵触（至少表面上是这样），我们当地那时还有哭嫁的习俗，女儿出嫁办酒当晚，新娘子要躲阁楼上用一种民歌调子哭，大多是感恩父母，自愧不孝之类的，其中有个“骂媒人”的环节，不少新娘子编了不少挖苦的话，甚至指名道姓地骂他，十分有趣。
阿利的收入在当时应该还是不错的，虽然介绍一个对象所得现金也许不多，但还另有一些物上的收入，比如猪脚，礼饼或别的。现在媒人作为一个行当几乎是无法维系了，乡村男女绝大多数进入城镇，自已作媒，也人人是媒。阿利若是还在，也许要常常面对荒村叹气了。
现在村村通公路了，挑山工也就没什么市场，作为一个行当已经完全淡出人的视野，只在景区偶尔会看到，重庆好象还有不少，在现在年轻人眼里几乎算是一种“非遗传承”了，我的意念中也已经没有作为一种行当的挑山工了，但这行当曾经是养着大量的一群人的。
听长辈说过，以前乡村靠腿走路的时候是有不少人靠挑担赚钱的，这行当我们本地话就叫“挑担”，我父亲年轻时就和同伴一起干过这活，甚至有不少女性也靠这营生，常听他们聊天中说起“七步溪”、“霍童”之类的地名，这些地方大约是货物的集散地，或著名的驿站、客栈，挑进来（“进口”）较多的是日用品、水果、糖、盐之类，挑出去的（“出口”）有茶叶、地瓜米之类的农产品。专业挑担的工具如扁担、拐杖等也做得很精致，拐杖头雕得象如今的时尚工艺品，末端靠近地面约二十厘米处钉个木楔，一根麻绳的一端挂在这个楔上，另一端挂在扁担头，和扁担间形成一个三角，方便歇脚，设计得十分科学。
我如今知道霍童离我家乡真是天遥地远，我如今开车也要走二个小时，可以想象挑着担用脚走山路要多长时间，据说要几天时间。这行当在家乡通车前应该是存在了几百上千年，古驿道上的那些路石长年累月都磨得溜光。若把这千年的岁月只当作一种劳苦，那乡村的历史真没有一点温情！但剔去我们如今的成见，这也就是历史深处的真实生活，不见得就那么悲情。
“大便都有人捡”现在简直不可思异，可是在化肥普及前对农民来说粪便却是个宝，有人专捡猪大便当农家肥的。农民用三指来宽的竹片弯成一个约二尺多长的夹子，末端销斜成蹄状，拾粪的人左手跨着粪箕，右手持这种“猪屎夹”，每天都会到大街小巷巡一、二次，多少都会有些收获，积少成多也很可观。那时几乎家家户户都养禽畜，猪圈是房子的标配，农户也常常在田野或住处附近搭个棚子，叫‘粪寮’，专门堆放农家肥。猪、鸡鸭等常常满街巷大摇大摆，如入无人，卫生状况不好，小时候我们常为此取笑家乡，但因为常有拾猪粪的清理，而且那时垃圾类别也很少，村里没有环卫工人却似乎并不显得污染，河水依旧清且涟。倒是如今家家户户卫生设施齐全，也有了专门的环卫工人，街路也干净，可是河里却是惨不忍睹。从前溪水是可以挑回家做饭饮用的，现在无论如何不敢了！
有些变迁总是让我觉得不知是好是坏，我记忆中是无法理解粪便排入水中的，都是收集起来做肥料用，相应有专用的工具和人员，如今乡村也大多用化肥了，农家肥已很不受人亲睐，新房也都是照着城市作化粪池、下水道、抽水马桶直接冲河里去了，想想就瘆人！
我家乡不产煤，在电和煤气普及之前都靠柴和炭解决燃料问题，烧炭因此也是一项重要的经济活动，就象现在的石油煤炭产业。小时候常听到长辈提到的是农闲的时候去某地“烧炭”，“做柴”（大约就是伐木工吧）之类的，称为“出门”--相当于现在的外出打工，但多是季节性的，一般是秋收后到春节这段时间，去的地点大多是建阳建欧一带的深山老林（我们称“老芥山”），那里木柴资源多。我们村附近的自然村也有烧炭的，小时候有看到用竹篓挑着炭在街边卖的。
课本上有一篇白居易的《卖炭翁》还能让人想起有这个活计，“伐薪烧炭南山中，满面尘灰烟火色，两鬓苍苍十指黑”是千年烧炭人的真实写照，我们这一代已经无法感同身受了。传统的烧炭活计现在很少见，街上烧烤用的木炭不知道怎么来，大概是工厂生产出来，对大多数的我们来说并没见过真正烧炭的场景。十几年前因为发展香菇产业，灌木大量损耗，现在政府管制，也不许再烧炭了。
我在乡下时偶然间去过一处炭窑，在峭顶村后面的深山中，带我去的是个叫阿寿小少年，有点唇裂，讲话不太清析，没上学，虽然才十四、五岁，却已是他家里的壮劳力，主要就是靠烧炭和扛杉木赚钱贴补家用。他的炭窑在一处深山腹地灌木从中，没有明显的路，只有一条用柴刀砍出来的小毛路，陡峭处用灌木枝搭起一段段简单的栈道。炭就从这路挑出去。窑的边上搭个简单的茅草屋就是住处。烧炭时吃住都在这里。炭窑是因地制宜，一般可以重复利用几次，直到周边的權木烧得差不多了再换个地方筑窑，不时变动位置。第一次筑窑技术很重要，工艺好坏与成品炭的质量相关，选个周边灌木多的缓坡地向内侧挖个窄口的圆桶形窑体，夯实侧壁和窑底，再往里面竖直紧密码满约一人高的木段，形成中心略高四周略低的孤形顶，再在上方铺上一层碎木屑、碎枝叶，最后除了留个烧火的窑口和顶上几个排烟口外全部用土封好，夯得严严实实。接着就是烧窑，用柴火在窑口不间断烧几天几夜，根据排烟口烟气的颜色判断是否到了火侯，时机一到就用泥巴把窑口和排烟口都封死让窑内熄火，这是关键所在，早了或晚了都影响炭的质量。几天后慢慢冷却就可开窑取炭。烧后的窑里就形成一个坚硬的腔体，后续就可直接用。
现在已经没有私家的农民靠此为生了，即便政府允许也未必有市场，原先挑炭的如今也老了，大多搬到镇上租房住着，也不知道峭顶的阿寿现在怎样，靠什么生活……
出版印刷行业在我学生时代是神秘神圣的，我是丝毫想象不到我会以此为生（我目前做着一本杂志的排版工作）。中学时老师出卷子，学校出文艺内刊还是用刻腊纸油印。所谓的“排版”一点概念都没有。
90年代初，因为办校刊，我和一位老师到县城去交涉印刷的事，才第一次看到传说的“铅字”，这里不算正式的铅印，只是在一家文印店里斜放着一张方桌大小的木板，上面有一排排浅格子，里面就装着一粒一粒的铅字，具体是如何操作的我没有亲见，估计和毕昇发明这技术时大同小异，就是要什么字了就去格子上找出来放到版上印吧（所谓“捡字”？），我只看见店员用一台滚筒油印机印着我们的校刊，那已经是当时我见过最先进的内刊样式了，文字全是规规整整印刷体的，一下就把以前老式的蜡纸油印校刊比下去。
转眼不到几年后电脑和打印设备就大大普及，我也连什么叫“排版”都不知道就鬼使神差用电脑来排版了。记得在华映做内刊时有报社的同行来交流，特意带来一些排版纸指导我们排版技巧，他们不知道我们已经用上电脑软件方正飞腾来排版了。
“邮政永远存在”是上世纪的一句广告语，也就十来年时间，通讯技术进步已经使邮政失去了大片江山，虽然该不致于消亡，但远失了往日的辉煌，如今邮政传递最多的也许只剩了对帐单和广告邮件，集邮这曾经高雅的喜好也许将成为无米之炊--邮票将不再需要。我上学那会儿也集邮，但我只是收集信封上的邮票，没有花钱去买邮票来集，那时每年都能收集到一些，后来自然越来越少了，现在集邮册都压箱底好几年没集到邮票了。
我上中学那会儿，招生专业里有个邮电专业牛逼得不得了！学子趋之若骛，象如今的公考。也不知道现在这专业如何了，或许有了另一个时髦名称？……有部电影《那山，那人，那狗》把邮递员的情调演得有声有色，充满人情味。如今的快递员无论如何也不能感同身受，百姓的眼里的挑剔与埋怨的情绪远多于对来件的希翼和对快递员的感恩，除了理所当然就是埋怨服务不周，魇然一副上帝的架式。而我印象中的邮递员就象天使一样（虽然多数是男的），大小乡村里，他们的身影都是一抹风景，一杯甘露，是可以写成诗歌的---也确实有不少写邮递员的诗和歌。把现在城市快递员写成诗歌，虽然是理所应当的，但我想许多人会觉得娇情。当下快递员的重要性是不逊于曾经的邮差的，但它相比邮递员似乎只偏重于物的传递，而曾经的那个时代却赋与邮递员一层鲜活的人情的色彩。
视听产业的飞速发展带动了一大批新兴产业，也颠覆了大量的老行当，连书店都难以经营。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已过时，三年河东三年河西己是常态。
纸媒兴盛电游希缺的时代，读物出租作为一项重要的行当红火了整个八十年代，阿久的小说出租店是我们村当时最著名的一家，我读中学时，他的店是专门做小人书、小说出租生意的，附带卖些小零食，只要不是上课时间，他店里都门庭若市。小人书篇幅小，大多在店里现看，每次一两毛钱，小孩子三五促膝而坐，独享或共享着那一方方小小的画面。外借的大多是长篇小说，他买来当时流行的武侠/言情小说，再把它按集数拆分成一小本一小本，租金每天几毛钱，生意十分红火。当时在学校老师的眼中，上课看小说是一大顽疾，不时能收缴上来一些，只要是用棕色牛皮纸硬封面包的一定是阿久店租来的。九十年代后就日渐衰微了，阿久就慢慢转向卖零食及小玩具之类的持续了一段时间。如今那几间老街的房子因一次火灾烧毁了，关于阿久小人书店的记忆仅留在家乡七零八零后一代人心中了。
九十年代到世纪初还流行过一段时间的录像带出租，之后是光碟，这些都随着视听媒介的革命象芸花一现一样短时间从喧嚣到落寞。
现在行业的新生、消亡和转化几乎就象速生的细菌一样快，太多人在此洪流之中深感不安。以前我在一家全球三甲之一的映像管厂上班，正是产业日上当头的时候，技术革新竞争如火如荼，老板有一次做年度报告，让我画一幅漫画：《前有强者后有追兵》，我画了一个独木桥上，CPT（华映）前后都是拿棍拿刀拿枪的，体现各家工厂都撕杀正酣，，可是短短几年后，液晶迅速取代了映像管，各家都不得不改行，映像管产线都成为废铁，人员遣散转行，不管强者还是追兵都成了历史。技术上比映像管更芸花一现的情形不胜枚举……转型升级此后将永远是产业的魔咒。自愿也好被迫也罢，人类已难于摆脱这个金头捁。
“灵魂赶不上脚步”这话用来形容行当的变迁也十分确切。
古时候，一个行当的产生和消失大多历经千把年，几百年，几代人，后来文明脚步越来越快了，一两代人就有不小的变动，如今更是飞速，太多的行当我们来不及见识就已是过时。让现代人安安心心专注于一门技术是不容易的，为了饭碗，他总得不时抬头来看看掉队了没有，不时忙不迭地追上几步，半丢半掉的，顾不得手上的活儿了，等他追上的前方的队伍，又发现人家的技术已成废物，自已的头发也已花白。
若是作时光纵向的对比，我们总要嘲讽那些过时的老行当，津津乐道于今人的聪明，但从宏观上看，任何行当都仅只是养了所在时代的一拔又一拨子民，繁衍生息。
现代技术产品飞速换代，日新月异，满足的是人类毫无节制的花俏需求，留下的是绵绵不尽的过时垃圾，摧毁的是人的耐心和信任，消失的是自由和平静，造就的是一波又一波焦躁的情绪。整个世界都在忙于应变，无遐思考修行，从总统到平民从小学生到博士都需要使尽浑身解数来应对外物疯狂的裹携。
高世麟（2016.05）
本文发表于《运河文学》（2017年第一期，总第37期），发布于微信公众平台·《大杂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