村小琐忆

村小几乎已成为一个博物馆标本式的存在。现在看张艺谋的《一个都不能少》已经有愰如隔世的感觉。那样的情境对我来说是如此真切！但现在的孩子已经不太能够理解了，正如我们想象私塾时代。

我离开乡村小学已经25年，我曾经所在的乡村小学算是中国教育的“神经末梢”，我也成为所在村小的“末代教师”——我任教的最后一个村子从我离开后村小就停办了。站在现在的角度往回看去，心情是复杂的：怜惜、羞愧，夹杂一些留恋与温暖……

我的学生大多也已经结婚生子，孩子大约也上幼儿园或小学了。对比一下现在城里孩子的教育方式和环境，不免感慨：那时的孩子受的是什么的教育啊！当他们看着孩子上学的条件，再回想自己当年的情形，也是和我一样的感慨吧。用“土鸡仰望凤凰”来形容应算贴切。所以对于官方“合村并校”这个略显过激的运动，我觉得对孩子的教育是有好处的，付出代价的是那一代的家长，不得不背乡离土进城谋生。

我曾在我所在的镇行政区内的三个乡村小学呆过：吴家山、考溪、杨坪，都在大山里面，没有公路，有的连电都没有。考溪和杨坪早在十几二十年前就已经没有人住了，废墟一片。吴家山现在也只有几个留守老人。

当时乡村小学分级大约为：中心校、完小、初小。完小就是从一年级到五年级都有的学校，初小就是只有一年级到三、四年级。吴家山应该算是完小，是我呆过的“最大”的小学了，当时学生有五六十人，教师三人，毕业班由一个老师任教，另外两人各分担两个年级的教学。相比只有一个老师的单人校来说，吴家山小学算是规范得很了，也有专门的校舍，虽然简陋了些。真正的“末端”是只有一个老师，若干学生的单人校。一个老师教所有年级所有学科，就是所说的“复式教学”。在同一“教室”里，所有年级的学生一起上课，给其中一个年级上课的时候，其它年级就自学。体图音的课就不加区分一起上。其它副科是几乎不上的了。

我自认为在学科的基本教学上，乡下“土八路”和城里的“正规军”并没有太大的区别。以教材为基准，八九不离十，这也是为什么在那样的环境里出来的孩子也能考大学，一代一代的学子也能这样走出来。但是在周边的“副科”方面，那区别就是巨大的。老师能画好一朵花或唱完整一首歌的都不多。不少有家庭的老师还经营着自己的“事业”，种地的种地，做生意的做生意，难免分心。

我进城后，看到城里的孩子学龄前段都是沐浴在儿歌和游戏里，老师用心备课，各种评课教研，有板有眼的，心里十分惭愧！当时我们基本是“情歌放声唱，打斗即游戏”。城里的孩子唱着“小小星星亮晶晶……”““小兔子乖乖……“我们唱的是“跑马溜溜的山上，一朵溜溜的云哟……世间溜溜的女子，任你溜溜地爱哟……”；《小芳》飘满街巷的时候，就唱“村里有个姑娘叫小芳……”；孟庭苇当红的时候，我们就唱“风中有朵雨做的云……”还有“朝花夕拾杯中酒，寂寞的人在风雨后……”基本跟着当时的流行音乐走——真正和社会”接轨“。虽然现在想想好笑得很，可我们当初可都是一本正经，有板有眼地教，学生们也是很投入地唱呢。我还带着学生到山野瀑布下用我的小霸王录音机录歌曲，而且还分不同声部对唱之类的花样，玩得不亦乐乎。至于体育，除了课间自由打斗之外，砍柴算是最接近的“体育"了。学校烧的柴禾由学生集体去山上砍，一学期一两次。他们也乐意得很。大大小小的孩子各尽所能，肩扛手提，一路连拖带拽把柴禾拉到学校堆成垛。

“孩子王”这称呼用在乡村教师上是挺贴切的，像极了花果山的美猴王。这地位现在的城里老师大约是无从体会，至少味道大不相同，是那种真正贴心的尊敬，那么纯净！沐浴其中，足可忘却世间忧烦。这大约也是给这个几乎最卑微的职位的一点补尝。有些老师在乡下呆上几十年，我是能理解的。并不因为媒体上宣传的老师多任劳任怨，多有境界。

另一原因就是山高皇帝远的那种不受约束，完全的自觉。学区领导一年难得来一次，都要步行一两个小时，他们也不乐意。所以监督是谈不上的，基本是放任。但是基本的教学和作息从不马虎，早自习、晚自习辅导一应俱全。

乡下人的纯朴和友善应该是那时绝大多数乡村教师能体会到的。他们不会像现在家长这样，对学校、老师横挑鼻子竖挑眼。他们也别无选择——有人愿意来这里教他的孩子就知足了。科班的毕业生是不愿意来的。哪怕不是科班的，只要有点资历的，若是被分配到乡下来，大吵大闹的大有人在。对教育主管部门来说，乡下单人校简直像鸡胁一样——这也是后面难逃撤并的因素之一。

我在吴家山只呆了一个学期，但当我离开时，许多学生——有些不只是我班级的学生，都来送我，一直陪我步行几公里的山路到上七房村的班车点上。我记得当时担心他们渴了，在路边的小卖部买了一瓶饮料让他们轮流喝。可是他们一人一小口，最后又回凑到我嘴边，还剩大半瓶。后来我看到了一篇《一壶水》的小小说，讲战地里一群饥渴的战士互相谦让班长给的一壶水的故事，情节是多么相似啊！

有一回一个网友知道我曾是乡下的代课老师，打趣地说“你一定收过不少贿赂……”，我们在网络的两端一定是“会心一笑，心照不宣”——她一定是其中的角色之一。那时乡下老师有个“粮食补贴”，也就是吃的米由学生摊派提供。我那时是每个学生每学期轮流给老师10斤米。这是官方规定，当然不算行贿。除此之外的是几乎所有的学生家长都或多或少向老师“行贿”过。我是收过几乎所有家长送来的菜，各种青菜瓜豆、应季的笋、过年过节的米粿等，吃不完的我就带回家里给家人吃。不少人家难得宰鸡鸭吃补，也会叫我去吃一份。可我当时不知道“贿赂”这两个字。估计见了也会读成“有各”。知道“贿赂”，那是我进城提高了“文化水平”之后的事。

若是从功利角度看待这个角色，那难免是一片灰暗。就像媒体报道的那样：乡村教师是令人尊敬的，也是令人同情的！在破败乡村老屋映衬下，生活“惨不忍睹”。可是“真相”是什么？——我也无法对你说清，就像那句话：世间没有真相，只有角度。但是薪资待遇的低是众所周知的，大约只有正规教师的一半，也许仅只这一点，就盖住了它所有的亮点。

从我的所见，乡村自有她的魅力，水土、景观、人情……“教书育人”这个光荣的使命也使乡村教师这个卑微的职位有了足够立足的理由。有多个老师的完小校课余生活并不像人们想像的寂寞，他们是乡村的一道风景，视线的中心，自有各种有趣的玩乐。所以这职位在号称“有炊烟的地方就有学校”的当年也是农村一大群体（比如落榜的考生——当年这是多大一个群体啊，有点文化却又干不动体力活的）摆脱种地拔猪草这个命运的的选项。我身边的亲友很多都是走这条道的，我父亲、舅舅、堂姐、同学……八十年代称为“民办老师”，有一定比例可以转正为正式老师。“转正”这个事简直和现在公务员录用一样重要！多少人为了一个名额苦苦挣扎。刘醒龙有一部反映民办教师生活的小说《天行者》，瘫痪在床的女主人公，奄奄一息仍牵挂转正的事，最终她老公将宝贵的转正名额让给她，让她在死前满足了愿望，填完转正表格后，她就去世了。十分真切。到了九十年代后“转正”就很不容易了，乡村教师改称为“代课教师”，能转正的就缪缪无几。

计划生育后，孩子少了，再加上后面合村并镇政策，许多村小或撤或并，许多人想要这个职位也没有机会了，原有的代课教师大多遣散，村小时代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