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生于七十年代初,小时候一直生活在农村,我人生的最初记忆,就是从母亲那一盏晃悠悠的油灯开始的。
爸爸在镇里上班,不常在家,夜晚,床上躺着我和弟弟,母亲则点亮油灯,坐在床头做鞋子。她每次抽线都会发出一声哧响,这声音让我睡不着。油灯在床头高高的吊着,那一小簇火苗轻轻窜动,让人心安。
母亲的油灯是自制的,一只废药瓶子,上面插一根铁皮卷成的细筒,装入棉芯就成了。灯光很暗,灯头火忽呀忽呀的闪。母亲每次穿线的时候,总要把头紧贴着灯火 才能看清,以至于多次被烧着了几缕头发。母亲额前的碎发燃着的时候很亮,小火苗顺着发丝迅速上窜,有点象过年时的烟火。母亲这时总会吃惊的“啊”了一声, 然后摇摇头,苦笑着说:唉,又忘记了。昏黄的光晕里,她的样子很美,也很疲惫。
1979年我上小学了。母亲买了一只“罩子灯”,高脚油瓶,蛤蟆嘴一样的灯口,可以调节灯火的大小,最重要的上面加了一个玻璃罩子,比以前亮多了,能在这样的灯下写字,那时感觉真幸福!
我和弟弟总是抢着替母亲去打灯油。村子东头有一处“代销点”,高高的青石门台,高高的柜台,高高摆着花花绿绿的布卷、毛巾。柜台西头放着盐巴和红糖, 东头放着有怪味的煤油。那时红糖算是“高级营养品”,只有走亲戚时才会买上一两斤,灯油可是家家都得买。我和弟弟总是先在放红糖的柜台边磨蹭一会,使劲吸吸鼻子,闻闻糖和新布发出的甜香味道,最后才打两毛钱的灯油回家。
回到家,我和弟弟在灯下做功课,母亲则在一旁做鞋子。“罩子灯”不会再烧着母亲的头发了,但还是会冒黑烟。第二天起床的时候,我和弟弟的鼻腔里总会有些黑烟泥。但是我已经很感激这盏罩子油灯了,因为它能抗住一些风。每次我放学晚回家的时候,母亲就端着油灯在门口张望。我从学校出来,在很远的地方就能看到母亲灯光。这灯光让我心安,走夜路也没有了恐惧。
1984年,在母亲灯光的接送下,我升入了初中,第一次见到了电灯。学校有一台发电机,每天晚上会轰隆隆的响起,整个学校都开始震动。那时家里还没有电,母亲买了一支手电筒,晚上接我回家。每晚放学的时候,路上这儿有手电晃动,那儿有手电晃动,还夹杂着呼喊。那都是些接孩子的母亲。
1989年,村子通了电。母亲终于用上了电灯,不过,为了省钱,家里总是用那种瓦数很小的灯泡。农用电要比城镇用电贵,还经常停电,所以母亲的煤油灯还得时刻准备着。不过电灯的出现,让我们对美好的未来充满了信心。
1990年,我考入了山东大学。母亲给我整理的行李里,有一盏漂亮的台灯。夜晚的时候,台灯在宿舍床前发出桔黄色的灯光,柔柔和和的,就象浓浓的爱意在无声中弥散开来。而母亲自己,却还是用那种小瓦数的灯泡。大一暑假,我回家给母亲装上了日光灯,一支乳白色的灯管,带着淡蓝色调子,一下子把母亲的屋子照着雪亮,连她脸上的纹 路和发丝都看得清清楚楚。油灯早已经不见了踪影,母亲再也不用担心烧着头发了。不过大人都开始穿买的皮鞋,母亲也不用再那么辛苦做针线活了。但她闲不住, 硬是给姐姐刚出生的孩子做了一箱子的鞋。明亮的灯光,让母亲的针线活做得分外细致,那漂亮的绣花可是市面上买不到的,一针一线都含着情。
2004年,我也成了家,2005年,我的孩子出生了,我也成了一个父亲。我买了一件外观的漂亮饰灯。那些流光溢彩的荧光把屋子里装饰得喜气洋洋,轻柔的音乐声中,我摇着着孩子入眠。我们把结婚时的黑白电视给了母亲,又买了一台25寸的彩电。那时村子里新结婚的家庭都要买彩电,但母亲一直没舍得买一台电视给自己。我和爱人把旧黑白电视 给母亲送去的时候,她很开心,说以后你爸爸就不用总去别人家看了。这让我很惭愧。电视调好了,蓝荧荧的光照着母亲的白发,当年那个在油灯下做针线活的美丽女人,已经在岁月中苍老了。
2010年,我给母亲买了一台新的彩电。母亲窗口的灯光,从此有了从电视里散射出来的七彩光线。家里盖了新房子,村里更是多了很多二层小楼。一到晚上,雪亮的灯光和斑斓的电视荧光从一个个的小院子里透出来,交相辉映,农村亮起来了。
2018年,母亲的灯,又换成了沼气灯。这种灯不用电,不用油,垃圾柴草、畜禽粪便一股脑地进了沼气池,产出来的沼气不但能照明还能燃火做饭!母亲一生爱节省,用上这免费的能源,母亲满脸的皱纹都乐开了花。我们这里是新农村试点村,政府不但帮村民建了沼气池,还辅设了自来水,通上了柏油路,装上了路灯,还建了一个体育场呢。夜晚的时候,体育场上热闹极了,孩子们在水泥操场上滑旱冰,溜滑板,那些母亲们则靠着场边的栏杆,看着孩子们微微的笑。母亲们的目光,同着这明亮的路灯一起,溶化成浓浓的爱意,照耀着孩子们幸福的成长。
四十年来,母亲的灯越换越亮。小小一盏灯的变迁,让我真切感受到家乡改革开放翻天覆地的变化。我们的幸福与日俱增,祖国的面貌日新月异。
祝福天下伟大的母亲身体健康,祝福我们伟大的祖国繁荣富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