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王克举
不知父母咋想地,给我的乳名起啥不好,偏偏叫个“铁蛋儿”。
自打我与“铁蛋儿”沾上边,不但长得黑不溜秋,调皮捣蛋,小学一年级时,数学成绩“零蛋”的事儿,也时有发生。
上小学一年级,我的年龄虽然全班排名倒数第一,但个子却是全班最高。
每天背着母亲用帆布熬夜缝制的书包去上学,走起路来,雄赳赳气昂昂。
我上学的学校,坐落在村子中间的后身,是八间相连的土坯房,教室里的桌椅很简陋,两个土墩上面放置一块厚木板子,就算桌椅了。
学校的四周布满了防空洞。刚上一年级没多久,有一天,为了逃避令我头疼的数学课,突发奇想地我爬进地下防空洞躲了起来。
家访时,老师把这事告诉了父母,后果可想而知,我的屁股蛋少不了严厉父亲的笤帚疙瘩的伺候。
小时候,年节是我们最盼望的事了。
春节,可以穿上新衣;八月节,可以吃上月饼;五月节,可以和小伙伴碰蛋蛋。
七十年代,正处于计划经济,各种物资极其匮乏。在农村,没有啥经济来源,家里平常的零花钱,只能靠这些鸡鸭鹅的蛋蛋换取。而我们这些小孩的兜里更是瘪瘪恰恰。
“鸡蛋换冰棍喽!”大街上的吆喝声,常常诱惑得我们哈啦子流出老长。
当时,冰棍一毛钱3根,一个鸡蛋三根。炎热的夏天,能吃上一只冰棍,对于我来说是一件非常奢侈的一件事。
实在忍不住,我就背着母亲去鸡窝里摸鸡蛋。说实话,虽然是去自己家的鸡窝里偷鸡蛋,心里也像有只兔子的在蹦。我选择外形颜色一致的一枚鸡蛋,连续偷了好几天。
母亲见老母鸡多日不下蛋,特意嘱咐我:看住它,别让它跑出来把蛋下到别处去。
我梗着脖子答应着,仿佛耳边听到母鸡憋拉八屈的嘎达声,那是它在跳着脚骂我。可怜那只积功劳与苦劳于一身的的老母鸡,从此被打入“冷宫”。
那个年代,人吃的都接骨不上,家禽更是饱一顿饥一顿。所以,我家只养了5只鸡、两只鸭、一只鹅。
五月节快到了,为了让鸡鸭鹅连蛋儿,母亲才舍得在这些家禽的野菜里多加些糠料。
五月节那天,母亲早早起床,从柳条筐里稀罕叭嚓地拿出鸡蛋、鸭蛋、鹅蛋放进锅里。
开饭时,母亲才把煮好的蛋蛋端上桌。而在我分到的鸡蛋中,有一枚做着标记,上面有个黑点点。
母亲说,这枚鸡蛋是五月初一那天下的,吃了之后,小孩子不会肚子疼。
我听到母亲这样说之后,这枚标有记号的蛋蛋也没舍得吃,小心翼翼地装进书包。
当上课的钟声敲响,班主任刘范老师走进教室,看到讲台的桌子上摆满了各种蛋蛋时,说话几度哽咽。
时光飞逝,虽一切已经物是人非。但童年里的甜蜜和美好已深刻入骨,端午节的蛋蛋,在我心中已经成为一种温暖,挥之不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