演戏

杜来静直到县剧团解散后，才忽然明白，自己这小半辈子一直活在戏里。写戏，演戏，她不知道自己究竟是哪部戏里的主角，似乎都是，又似乎都不是。

一

杜来静是我的远房小姨，她的父亲杜兴礼与我的外公杜兴政是同宗不同支的远房兄弟。虽然他们同宗不同支，我还得规规矩矩亲亲热热地叫外公，外公的儿女我得叫舅和姨。杜来静是杜兴礼最小的女儿，我一直叫她小姨。

小姨是正宗戏剧学院毕业的高材生，毕业后分到天河县剧团当编剧和演员，二十多年没有挪过窝儿。这可能与我外公上面没人有关系，也与我小姨不想走后门有着极大的关系。

在小姨她们那个剧团里，稍微有点关系的都调进了市剧团或省剧团，有的还改行干起了别的工作。可是我小姨却不为所动，一直潜心地写着自己的剧本，演着自己编剧的各种戏。她对戏太投入了！几乎是心无旁骛。就连她后来给我找的小姨父也是个戏剧作家，不是写戏演戏的人跟她根本谈不拢。

小姨父虽然是个戏剧作家，却没在剧团工作，而是天河县政府的工作人员。他写的戏虽然有着很大的政治倾向，却配合着当地政府的各项工作，因此也很受领导们的赏识。小姨曾经演过小姨父的几部戏，而且还是戏里的主角，因此便认识了小姨父，接着又爱上了小姨父，最后同小姨父携手走进了婚姻的殿堂。

当时在我们这些小娃子看来，小姨和小姨父的结合那是顺理成章的事情，一个写戏一个演戏，配合得多好啊！可是我们不知道，小姨和小姨父的天作之合也是经历了一番很大波折的。

小姨是凭着自己的戏剧才华进的剧团，小姨父是凭着父亲的老关系进的政府部门。因此他与小姨恋爱时便受到了来自家庭的阻力。小姨父的父亲是个南下干部，当过多年的县委常委，一直对演戏的演员不怎么感冒。认为演戏的演员同马戏团跑江湖的一样，属于下九流。为此我专门查过词典，古时候对“三教九流”是这么划分的，三教便是儒释道，九流分为上九流中九流和下九流：上“九流”是：一佛祖，二仙，三圣贤，四官，五公卿，六相，七僧，八道，九庄田。中九流是：一评书，二医，三卜筮（算命），四棋（棋师），五丹青（画匠），六仕（兵卒），七横（说客），八义（侠客），九打渔。下九流是：一高台（唱戏），二吹（吹鼓手），三马戏，四剃（剃头），五池子（开澡堂），六搓背，七修（修脚），八配（配种的）九娼妓。

难怪小姨父的父亲看不上我小姨，他这是典型的老脑筋，新中国成立后，那些演员已经被划为艺术家行列，社会上把演员捧为这星那星的，高贵的不得了。

小姨父的父亲不反对儿子写戏，却反对他找个演戏的女人当媳妇，为此曾一度闹得父子反目，小姨父一气之下干脆三个月不回家，吃在政府食堂，住在政府第二招待所里。最后还是小姨父的母亲做通了老头子的思想工作，这才勉强允许小姨父同我小姨来往，但在小姨父同我小姨结婚前不准小姨上他们家的门。

“不上门就不上门，谁稀罕看他的那张讨债脸？”我小姨脖子一梗，甩出了这么两句硬气话，小姨父不仅不怪小姨对他父亲的无礼，反而补上一句：“就是，早就看够了他那张讨债脸了，结婚后咱们搬出去住，永远不理他。”

小姨和小姨父说是说，结婚前还是规规矩矩地到两个老人的面前行了三叩九拜大礼。老人家心一软，转头对老伴喊道：“老婆子啊，我让你收拾的房间收拾好没？”老伴乐呵呵地答腔说：“早八十年就收拾好了。还用你假操心？”

二

小姨父的父亲叫韩天榜，母亲叫胡心莲，小姨父名叫韩可民，中南民族学院毕业后，被韩天榜的老部下安排在政府办公室工作，后来又去了政协文史办，好不容易混了个文史办副主任的职务，享受副科级待遇。

可是小姨父对于当不当官的却毫不在意，只喜欢写写划划，尤其是写小说写戏剧简直到了入迷的程度。当然还得写一些政协工作的新闻报道，但是，小姨父只是把新闻报道当作应景之作，没有真正拿新闻报道当回事儿，他总认为新闻报道是过眼烟云，只有小说和戏剧才会永垂青史。

其实，小姨父韩可民并不是文科生而是理科生，只是受了中南民族学院吴教授的影响才搞文学创作的。吴教授在教学之余写过好几部长篇小说，小姨父读过吴教授的《世纪钟声》和《冲上蓝天》，那可是两部在全国文坛影响很大的小说。由于受这两部小说的影响，韩可民在完成学业的同时，又捡起了初中时候的文学爱好。时不时地写几篇小小说发表在学校办的校报上，并且很荣幸地得到吴教授的点评。就这样，韩可民认识了吴教授，直接地受到了吴教授的文学指导。

毕业后，韩可民进了政府部门，在游刃有余地完成政府办工作人员应该完成的文字材料写作任务后，继续鼓捣起他喜爱的文学创作。不过，他再也不写小小说了，动辄便是几万字的中篇小说。每完成一篇小说，他都会工工正正地抄录一份寄给吴教授，请吴教授批评指点，吴教授也毫不客气地在韩可民的小说上圈圈点点，并且写出言辞中肯的修改意见。韩可民按照吴教授的修改意见对小说进行修改后寄给《花城》《东湖》等文学刊物，结果还真的发表出来了。其中还有一个中篇经吴教授亲自修改后推荐给《啄木鸟》发表了。

有了吴教授的指导，韩可民在文学创作上进步很大，屡有佳作问世，并且多次登上大刊，在省内的文学圈子里小有名气，而且顺利地加入了省作家协会。但是韩可民这人不喜欢张扬，无论是大作上了刊物还是后来加入了省作协，政府院子里的人都不知道，即使他们偶尔读过韩可民的小说，也不知道那个作者墨夫子就是韩可民。

领导们还是从韩可民发表当地日报上的一篇政协工作调研文章时才发现他有才的。那是韩可民调到政协文史办工作后，有一次陪同一政协副主席下乡调研回来时，随手写的一篇关于政协委员在社会稳定中的作用的调研文章，写起后直接寄给了当地日报，结果还真给发表了。政协领导看了以后很高兴，将韩可民提拔为文史办副主任，享受副科级待遇。此后，政协领导经常鼓励韩可民多写政协工作报道，以提高县政协在社会上的知名度。韩可民答应倒是答应了，但却并不是全心全意，只是偶尔为之。有空的时候，他还是钻研他的小说创作，因为他给自己定了一个目标，一年至少写两到三个中篇小说。至于领导所说的政协工作报道，那只能是可遇不可求的事情，有新闻价值的领导活动就写，没新闻价值的坚决不写，更不会胡编乱造。尽管他的小说都是胡编乱造的东西，可他知道新闻是不可以胡编乱造的，这是他的原则和底线。

韩可民开始写戏剧剧本纯属偶然，那是他陪同政协领导去看望一个深山中的民办教师时，被这位民办教师的奉献事迹深深震憾了。他感觉那个女教师像一支红烛，照亮着深山中的孩子的心灵。于是他便根据自己的采访笔记，写了一台独幕剧，题目就叫《深山红烛》，政协王主席读了他的剧本后显得异常兴奋，便指定县剧团加紧排练，争取在那年“五·一”正式演出。

三

县剧团接受了《深山红烛》的排练任务后，便将剧本复印了十几份，达到每个有台词角色的演员人手一份。

我小姨拿到剧本后，一头扎进自己的卧室里连读三遍，并且被剧本中这个叫胡安梅的女民办教师的事迹所深深震憾。胡安梅的父亲也是一个民办教师，当了几十年民办教师，开始挣的是生产队的工分，后来挣的是微薄的工资，但是都给贫困学生垫付学杂费了，临到最后病死在三尺讲台时，留给家人和儿女的，只是一张为学生垫付学费的帐单。胡安梅从教育站领导手中接过这份帐单时，心里沉甸甸地不好受。当村上老支书范大叔找上门，让胡安梅接过父亲的教鞭继续教那群山里娃时，胡安梅虽然很勉强，但还是义无返顾地走上父亲曾经站过几十年的讲台，继续为贫困孩子垫付学费，帐单上的数字只增不减。

我小姨的主演的角色就是胡安梅，为了演好胡安梅，她还到那个边远村同胡安梅一起住了三天，对胡安梅的教学风格，说话、做事和走路特点摸了个门儿清。

在正式排练时，我小姨杜来静很快进入了角色，正式彩排时，获得了极大的成功。很多人包括写剧本的我姨父韩可民，都说小姨就是胡安梅的翻版，别无二致。就这样，我小姨杜来静认识了小姨父韩可民，两个人感情迅速升温，达到了一日不见如隔三秋的地步。

小姨杜来静同韩可民认识后，两个人有了共同的话题，那就是如何在剧本中和舞台上成功地塑造人物，两个人经常讨论这个话题。韩可民虽然在写小说时善于塑造人物形象，但对剧本中的人物形象的塑造还有些生硬。我小姨虽然不会写小说，但对如何塑造戏中人物有着切身的感受。于是，他们俩经常在一起研讨，这对韩可民的文学创作受益匪浅。有时候他把戏中人物搬到小说里，有时候又把小说中的人物搬到剧本里。当剧本中的人物搬进小说中后，小说人物便有了鲜活的触感；当小说中的人物进入剧本后，剧本中的人物便有了一定的质感。

当吴教授再次收到韩可民寄去的小说作品请他指点时，吴教授对韩可民的进步竟然大加赞赏，并且直接推荐给《十月》《收获》等大刊并被采用。当然，在吴教授的推荐下，韩可民也顺利了地加入了中国作协。韩可民在写给吴教授的感谢信中提到了我小姨杜来静，他说如果不是受杜来静戏剧人物的影响，他的进步不会有这么快。有一次，韩可民还随信给吴教授寄去了我小姨的照片，他说他已经深深地爱上了我小姨杜来静，想请吴教授给参谋参谋，吴教授随即发来贺信，并且要求参加韩可民同我小姨的结婚典礼。

韩可民那个高兴劲啊，真是无法形容，他赶紧在第一时间将这个好消息告诉了我小姨，继而又回家告诉了父母，日子定下来后，韩可民迅速地给吴教授寄去了请柬，请柬上写着：

尊敬的吴教授，兹定于公历一九九0年五月一日与杜来静举行结婚典礼，诚请吴教授届时光临。

学生韩可民携未婚妻杜来静及家人恭候大驾光临。

一九九0年某月某日

四

由于我小姨要主演《深山红烛》，筹办婚礼的事情全部交给了我小姨父韩可民。幸好正式演出时间定在四月二十八日，要不我小姨真还有些不知所措了。

《深山红烛》的演出一炮打响，不仅使我小姨成了县内外的名人，胡安梅也成了家喻户晓的新闻人物，后来还当选为中共十六大代表，连续两届出席全国的中共十六大、十七大会议。

吴教授是四月三十日下午乘火车来到天河县的，韩可民接到吴教授的电话后，当天中午就租车到车城火车站接吴教授。吴教授的到来，就已经让韩可民惊喜的不得了，更为惊喜的是，吴教授还带来两本发表有韩可民中篇小说《红烛》的《十月》样刊，这就更加让韩可民惊喜无限。这可是国家级文学大刊啊！平时想都不敢想，如今竟然堂而皇之地登上了这个大刊。

在韩可民和我小姨杜来静的结婚典礼上，吴教授作为双方的证婚人，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通过吴教授的讲话，天河县政府的很多人才知道我小姨父韩可民是个作家，而且是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很多人都说我小姨父韩可民太过低调，如果不是他太过低调，也许他现在早已是市委市政府的领导干部了。对此，我小姨父韩可民只是笑笑，并没有作过多的解释。就连我小姨都觉得很吃惊，没想到小姨父韩可民还是个真人不露相的大作家，原先还真是小看他了。

韩可民之所以低调做人，其中一个最主要的原因，便是不想让别人以为他是借着老子的势而成长起来的。无论是写新闻还是写小说，他只是想要努力提高自己的修养，而不是借此显摆什么。写新闻是为了完成政协领导交办的工作任务，写小说则是为了自娱自乐陶怡情操，更主要的是为了打发八小时之外的寂寞无聊。至于后来在文学创作上的成就，则得益于我小姨的舞台人物塑造理论对他的启发。文学就是人学，能否成功地塑造艺术人物，是文学的首要任务。

婚礼之后，吴教授特意在天河县逗留了一天，跟我小姨父韩可民做了一次彻夜长谈，他鼓励韩可民写长篇小说，说一个文学爱好者一生追求的终极目标，是能有一部优秀的作品留给后人评说才行。韩可民谦虚地说自己文学造诣不行，恐怕还不敢动笔写长篇小说。吴教授鼓励他可以试试，也就是按照中篇小说的框架，把人物塑造得更加丰满一些，故事情节再设计得曲折一些，关键是小说的思想性，因为思想是小说的灵魂，有了灵魂，小说中的人物就能立起来。

在吴教授的鼓励下，韩可民动心了，一个埋葬在心底的文学梦复苏了。于是，他向吴教授谈了自己的创作计划，他说他心里有一个长篇小说题材，就是不知道可不可以构思成一部长篇小说？吴教授没有打断他的思路，而是用点头的形式鼓励他说出这个题材。韩可民说，老家那个地方有一个退休干部带头搞封建迷信，其中最典型的是每年过年都会举行一个隆重的升天灯仪式，目的是向上天祈福。而且还大造土地庙，弄得一个村就建了十几座土地庙。最有意思的是，这名退休老干部居然在土地庙上升国旗许愿。韩可民说他很想写一部反映农村封建迷信沉渣泛起的问题小说，就是不知道要得要不得。

吴教授认真地听完韩可民的创作计划后，肯定地说：“你就把这部小说定位于农村问题小说，书名就叫《天灯》，用‘天灯’来映照改革开放后农村的发展进步和愚昧落后现状，以期引起人们的反思。”

五

有了吴教授的鼓励和指导，婚假过后，韩可民尽量推掉了一些不打紧的工作和应酬，业余时间全身心投入到《天灯》的创作中来。通过二十六天的紧张创作，《天灯》的雏形已经成型。再经过一段时间的反复修改和打磨，韩可民宣布《天灯》正式刹青。

《天灯》刹青后，韩可民特意找了一台可以双面打印的打印机，将《天灯》的初稿打印了两本，一本寄给吴教授过目，一本自己留存琢磨。吴教授看完《天灯》初稿后，立即给韩可民写了一封信，专门谈了《天灯》的读后感受和修改建议意见，建议韩可民将《天灯》由三十一万字压缩至二十六七万字，把一些与小说内容不相干的旁枝末节删掉，尽可能地凸显出人物的个性特点。对于吴教授的修改意见，韩可民不敢怠慢，他又反复研读了几遍《天灯》，感觉吴教授真是一语中的，完全切中了小说的要害。于是他便用了几个晚上，在电脑上对《天灯》进行了再修改，直至自己满意为止。之后他又打印了一本寄给吴教授，请吴教授再次审阅。吴教授再次审阅后，感觉《天灯》比初稿精致了许多，于是便帮韩可民联系了一家出版社，由出版社再次把关审核。

过了一段时间，韩可民按照那家出版社的要求，专门请了半个月的假，到出版社招待所报到，又用了一个周的时间，对《天灯》进行了再修改，直到责任编辑满意为止。当然，按照出版社的出版体例，韩可民自掏腰包，向出版社交了一万多元的书号费，回家等着《天灯》问世。

不知不觉，时间过去了半年光景。这段时间县剧团发生的一些事情，让我小姨有些始料不及，也可以说是猝不及防。因为县剧团从财政断奶后，实在经营不下去了，县改制办公室便决定宣布天河县剧团解体，剧团的所有演员和编剧买断工龄后自谋出路。

这个结果我小姨前年就已料到，但没想到会来得这么快，因为她还没想好出路。

好在我小姨父韩可民的《天灯》已经付梓印刷，这段时间单位事儿不多，正好陪着我小姨扛起剧团改制的压力。改制手续办完后，我小姨在姨父韩可民的建议下，与几个要好的剧团同事组建了一个红白喜事“一台戏服务社”，专门从事婚丧嫁娶鼓乐演唱服务。尤其是丧事鼓乐，很需要这样的服务。

六

我小姨的红白喜事服务社刚开业不久，便接到了一单生意，那是县城附近的土门镇一位老人病故，老人的几个儿子都在建筑、煤炭等行业当老板，手上有钱，总想着把老人的葬礼办得风光一些，于是便找到了我小姨的“一台戏服务社”。讲好三天三夜的戏价后，我小姨便组织起一班人，租了一台皮卡车，把鼓乐器具和音响设备装上车，一家伙拉到丧家。通过一个多小时的搭台准备，“一台戏”正式开演，立时，一些前去帮忙和吊唁的人从四面八方围了过来，把我小姨的“一台戏”围了个水泄不通，每个人的脸上都洋溢着喜乐的色彩。

三天三夜的鼓乐服务结束后，我小姨回到家中，和小姨父说起到丧家搞鼓乐服务的事情时，小姨感慨颇多。小姨说，人生就像一台戏啊！每个人都是人生这台戏的演员，每个人都有可能成为主角或配角。原先在县剧团时，小姨写戏演戏给别人看，现在搞红白喜事服务，则是别人演戏给她们这些演戏的看。

小姨父说，其实在人生这个大舞台上，人人都在演戏，人人都是演员；当官的演戏给群众看，群众演戏给当官的看，上级演戏给下级看，下级演戏给上级看，父母演戏给儿女看，儿女演戏给父母看，哥姐演戏给弟妹看，弟妹演戏给哥姐看，亲戚演戏给亲戚看，自家演戏给旁人看，旁人又演戏给自家看……小姨父还说，最有意思的是，丧家的孝子纯粹是演戏给吊唁的亲友看。

小姨听了小姨父韩可民的一篇宏论，也忍不住笑了：“可不就是嘛，你看他们跪迎前去吊唁的亲友时，哪里还有一点真心实意？纯粹是为了亲友们送去的葬礼，而现在的葬礼主品是什么？主要是钱。再看他们在灵前奠酒时的作派，那不就是演给活人看的戏么？”小姨父韩可民说：“是的，我在长篇小说《天灯》中写过吴金辉的葬礼，写过桂七爷的葬礼，葬礼中的那些孝子和吊唁者都是在演戏给人看，没有一个人真正为了一个生命的逝去而悲伤痛心的。”“《天灯》？你什么时间写的，我怎么不知道？”小姨感到非常吃惊，觉得小姨父韩可民未免城府太深了，写这么大的著作，小姨居然一点也不知道。

小姨父韩可民给小姨解释说：“我俩的婚礼结束后，吴教授不是同我有过一夜的长谈么？就是那次彻夜长谈，吴教授鼓励我把这个长篇小说《天灯》写出来，当然，我都是在办公室的电脑上写的，你当然不知道了。后来不是请了半个月的假么？那就是到出版社修改《天灯》去了。估计再有半个月时间，你就可以读到我的《天灯》了。”

小姨听到了小姨父的解释后，便用一种非常崇敬的眼神看着小姨父韩可民，仿佛第一次看到韩可民那样，佩服得无以复加。

半个月后，小姨真的读到了小姨父韩可民的《天灯》，那是一套上下两册的长篇小说，封面且不说了，单是小说内容，就让小姨激动了很多次，因为那里面的一些情节，小姨不仅听说过而且亲眼见过。现在的农村还真是那么回事儿。

经历了一段时间的阵痛后，我小姨的“一台戏服务社”在天河县城乡打开了局面，前来请“一台戏服务社”的人络绎不绝。后来生意越来越多，逼迫得我小姨不得不再招募鼓乐社员，把“一台戏”分成了五个班子，每个班子十来个人，一台戏演下来，最少也有三千多元的进项，一年百余场鼓乐服务，使服务社的每个人都挣得腰包鼓鼓的，每个人都对小姨感恩戴德，感谢我小姨带他们走出了剧团解体的困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