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记得刘欢在一首《不能这样活》的歌中唱道:“……生活就像爬大山,生活就像趟大河,一步一个深深的脚窝,一个脚窝一首歌!”直到现在,我的耳畔还一直回响着这首歌的最后几句歌词。
一、儿时的脚窝
蹒跚学步时且不说了,就说说我上小学以后的事吧。
我上小学的时候正是批林批孔的年代,我们那时因为太小,根本就不知道林彪和孔子究竟犯了什么错误,弄得大会小会、校内校外都是一片批林批孔的声音,后来听大人们说,林彪的问题是篡党夺权,孔子的问题是克己复礼、男尊女卑。“篡党夺权”我知道,那就是妄图篡夺党和国家的领导权利;而对“克己复礼、男尊女卑”却不晓得是个什么意思。村中有一个白字老先生给社员们解释说:“克己复礼”的意思就“克扣自己,给别人送双份礼”,“男尊女卑”就是“男人蹲到地上等女人来背”。通过白字老先生这么一解释,我似乎明白了,“克扣自己,给别人送双份礼”倒没有多大的问题,但是“男人蹲到地上等女人来背”就太不像话了,男人怎么老是要女人来背呢?自我四岁记事之后,就没再让娘背过我了,到哪去都是我自己走的。孔子是多大的人了,怎么还等着要他娘来背他呢?这样的人是该批判,而且应该狠狠地批判,最好能让孔子的舅舅也来批判他才行。
再后来我长大一些了,才知道是被村中的白字老先生给误导了,尽管没怎么弄明白“克己复礼”是什么意思,却弄懂了“男尊女卑”的意思,那是孔子的思想上认为男人尊贵女人卑微,弄明白这个意思后,我就觉得孔子真是该批该斗!你这个男人再怎么尊贵,不还是你娘生的吗?难道你娘生你还生错了不成?你娘生了你,就变成了一个卑微的女人?真是胡说八道,不仅该批而且该掌嘴。
小学的三年半历程,有两年都是在开门办学的历程中度过的。说到“开门办学”,我们这些小孩子还是非常拥护的,因为“开门办学”不用老实坐在老油坊改造的教室中沉闷地上课了,我们可以到野外去疯去玩,而不用受到大人的严厉管束了。当然,更为主要的是,我们在“开门办学”中学会了一些基本农活,例如插秧、栽红薯秧、翻红薯藤、割红薯藤和砍包谷杆等不太重的农活,也学会了一些农业谚语,例如:“庄稼一支花,全靠肥当家。”“白露早寒露迟,秋分种麦正当时。”等等一切,都是贫下中农教给我们的成果。
二、少时的脚窝
“开门办学”一结束,我也结束了继续读书的生涯,不得不跟着父母和几个哥哥一起参加生产队劳动,因为我们家有七口人,属于“家大口阔”,在靠工分吃饭的年代里,读书是读不来填饱肚子的粮食的。
小学肄业那年我才十二岁,十二岁也干不了繁重的体力活,只能跟着我娘和一些婶子、嫂嫂、姐姐们一起,干一些薅草、剪红薯秧、晒粮、择粮、插秧、插红薯秧等较轻的农活,每天能评得四五分工就不错了。
后来我一想这样不行啊,我得想办法挣满劳力工分才行,可满劳力能干的农活队长也不给我派,怕我干不了。在我十四岁那年,我偷着将我爸挑的一挑大粪挑到种麦的赛口上,强烈要求队长给我派满劳力活,我要挣十分工!在我十五岁那年,公社派给我们生产队三个上基建队的名额——到欢喜岭挖核桃山建千亩核桃园。队长张建奎把其中的一个名额给了我,我光荣地成了一名满劳力,不再是个吃闲饭的孩子了。
欢喜岭核桃园建成后,队长接着又把我派到三岔沟水库工地,在三岔沟水库工地我担任的是爆破员,每天扛着几十斤炸药上山,炸山石供应石料。
有一次,我们爆破组冒险去炸一个狐狸洞,因为那个狐狸洞是在一个大石壳下,把那个大石壳炸起来,够水库工地半个月的用度。于是,我们用了两天时间扛了六百斤炸药上山,然后学着电影里的战士炸敌人碉堡那样,将六百斤炸药捆成十二个炸药包,齐齐地码进狐狸洞中,用一根长长的导火索连在一起,等晌午收工的号声一响,工地上的民工全部撤走后,我们在狐狸洞外点燃了导火索,然后跑到山后半里路外的一个大石壳下躲藏起来,十几分钟后,“轰”地一声巨响,然后是一片哗啦啦的滚石声。等到确认安全后,我们跑出来一看,那个狐狸洞被摧毁了,大石壳也被炸翻到山下了。我们当时的那个兴奋劲儿啊,简直无法形容,一个个高兴得又蹦又跳,最后唱着凯歌,像得胜还朝的将士一样,高兴地回到驻地。基建连的大师傅连忙给我们端来热乎乎的包谷糁糊涂饭,连长李如春也高兴地宣布,让我们好好地休息一个下午。
三、青春的脚窝
上个世纪的一九八二年,也就是我刚满十九岁那年,我瞒着我爸我娘报名参军了。
报名参军时,大队书记阮英明说:“老五你不能报名,因为你四哥去年才去的。”我一听这话当即反驳阮书记:“英明叔你错了,你那外面墙上贴的标语是‘保卫祖国,人人有责’,不是写的‘保卫祖国,老四有责,老五没责’,凭啥不让我报名?”阮书记被我反驳得无言所答,只好同意我报名,但是他量我验不上兵。阮书记之所以说这话,是因为他知道我那几年身体并不太好,时常三病两痛的。可我就不服那个输,非要去报名体检,结果一验就给验上了,我当时怕我爸不让我去当兵,就骗我爸说:“今年颁布了新的兵役法,据说严格得很,适龄青年验上后,父母不让孩子当兵的,把父母抓去坐牢;本人不愿去的,抓本人去坐牢。”我爸一听,当时就吓坏了,结结巴巴地说:“那,那你去吧,我,我可不想坐牢,也不想你去坐牢。”就这样,我成了武汉军区某部的一名解放军战士。
我那时虽然倔犟却傻得冒烟儿。记得我们新兵上火车后,一个穿四个兜的干部拿着一个花名册到我座位上让我签名,我不懂什么叫签名,那个干部就指着写有我名字后面的空格说:“在这里写上你的名字。”我在那一格写上我的名字后,他递给我二十元钱说:“拿好,别丢了。”我一看,写个名字还给我二十元钱,这可是天大的好事呀!就跟那个干部说:“那我再写一个好吗?”他说:“不用写了,没有空格了。”后来到了部队才知道,那个干部是我们营部的司务长,那次给的二十元钱是战士津贴。那个司务长为此笑了我很长时间。
在河南巩县火车站下火车后,我们步行到师部大院等待分配,大约一个小时以后,听到点名的新兵分别上了不同的汽车,我们一行二十个同县新兵被军车运到一个叫北山口的地方,到营区后,新兵连连长和几个负责训练新兵的班长,带着我们拉着架子车到附近的村里拉了两大车麦桔杆,然后在操场北面的窑洞里铺好我们的床铺,放下我们的背包,然后又把我们带到北山口供销社买碗、勺、牙膏和洗衣粉等日用品。日用品买回来后,天已擦黑,班长又把我们带到一个食堂里吃晚饭,当时,食堂里的灯光不太明亮,我们看到炊事班抬出来一桶米饭中有些黄灿灿的东西,新兵们都以为是鸡蛋炒米饭,在傻乎乎地感叹“部队的生活就是好”的同时,每个人狠力盛了满满一碗。可是吃到嘴里却不是那么回事儿,感觉有些糙糙的,拿到灯泡下一看,哪里是鸡蛋炒米饭,是小米掺大米蒸出来的二米饭。可是我们又不能不吃,尽管二米饭粗糙得难以下咽,还是咬着牙吃完了那碗饭。
四、成年的脚窝
一九八七年秋,我从部队退出现役,按照“哪里来回哪里去”的退伍军人安置政策,我回到了生我养我的老家天宝山,我参军走的时候,我们村还是叫翻身大队,后来根据我们村中那座罗汉寨改名为天宝山村。回村后,我本来打算跟着我四哥一起打几年工,攒够盖房子的钱,然后再娶个媳妇安身立命的。后来村支书阮英明通知我参加村上的党员大会,我去了才知道是个选举会,阮书记想卸担子,搞支部改选,他提前做了全村党员的工作,让他们投票选我当村支书,结果让我以全票当选为新一届天宝山村党支部书记。
被迫接任村党支部书记后,我发现全村各组的集体经济都是个空壳子,没有可供支配的资金。我一想,这可不行,村组运转没有经济可不行,得想办法壮大集体经济。我在征求各组组长的意见后,宣布让每个生产组都组成一个副业队,副业队每年在向村委会交纳一定数额的副业任务款和完成组上提留后,剩余的钱可以由副业队自己支配。
那年冬季,全村八个副业队都获得了空前的收获,他们除了完成上交村委会的副业任务和组上的提留任务后,副业队的每个人都有数额可观的分红。村两委也拿出了一部分副业款,慰问了全村几十个困难党员和困难户,大家都很拥戴我这个年轻的支书。
第二年春,正当我准备在村支书的岗位上大展鸿图的时候,镇民政办公室通知我到县退伍军人安置办报到,县退伍军人安置办公室把我安置在县林业局,我成了一名吃皇粮的林业工人。
吃上“皇粮”了,我们全家在为我高兴的同时,我爸也嘱咐我:“不能给部队抹黑,不能给组织抹黑,要踏踏实实地干好本职工作。”我爸没有读过一天书,但是他说的话还是蛮有道理的。
走上工作岗位后,我一直把我爸嘱咐我的话当作座右铭,并且在我爸嘱咐我的基础上,我又加上了“不能输于他人”的理念,在这个理念的鼓舞下,我一步一个脚印地走过了三十一个春秋。
为使自己“不能输于他人”,我除了认真努力地工作外,也捡起了写作的爱好,因为我在部队时偷偷报名参加过“《绿洲》文学创作函授”班学习,那时虽然没有写过什么文章,很多写作理论还是深深地印在我的脑海深处。开始写作后,我也是从“韭菜叶”到“豆腐块”再到“显著位置”,最后向头版头条冲刺,再到后来,又向着新闻奖这个目标奋斗。从一九九三年到二零一五年的二十二年新闻写作生涯中,我累计写作发表了3100余篇新闻作品,其中上头版头条30余篇,获得各级新闻奖达10余篇,最高新闻奖是第十三届中国新闻奖二等奖。二零一五年以后,我不再写新闻了,而是改行鼓捣起文学创作,是纯粹的文学创作,也是没有任何功利心的写作。四年来,我在江山文学网累计创作发表了350余篇文学作品,体裁包括长篇小说、短篇小说、微型小说和散文、随笔、杂文等类型。
我现在已是五十六岁奔六十岁的人了,工作职称是个林业技师,在写作上却混了个省作家协会会员,我也没有其它的爱好和追求,只想着能在有生之年写一点自己想写的文章,然后自己出钱结集印上几本放进书柜,给儿孙们留个纪念,仅此而已。
回望我走过的人生路上,留下的都是深深浅浅的脚窝,但是,每一个或深或浅的脚窝都是一支人生的奋斗之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