摆渡与救赎

——读张楚藩散文集《心祭》随想

江锐歆

人生需要摆渡，因为要到达彼岸。没有人可以永远站在此岸，而要到达彼岸，却要经历风霜雨雪或惊涛骇浪，每一次现实或梦境的狂欢或磨砺、肉体或精神的满足或镣舞，是否能使享乐者或受难者觉醒，难以估量。在普遍集体无意识的人类境遇中，个体觉醒或许会被认为是疯子，而在普遍觉醒的人类境遇中，个体觉醒是否比普遍的集体觉醒更智慧更有效推动人类文明的进步？这是许多知识份子应该思考的问题，而从事文学创作的作家，更须有先知先觉站在时代前沿的先锋精神。作家张楚藩是一位积极思想者，他以文学思考努力迈向时代前列。

几年前，长期从事新闻工作的张楚藩以他的诗集《五里亭》向社会亮出了他的另一个身份：诗人。诗人属于作家系列，所以张楚藩并不满足于在诗行洋溢柔情与温馨。于是，文坛看到诗人张楚藩的另一面：致力散文创作。他的简约诗心欣然膨胀，经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了散文集《心祭》。诗心弥漫的叙述，被散文氤氲包裹与升腾着，也闪烁着报人特有的敏感，于芸芸众生平常琐事中赋予不寻常审美可能。

“心祭”二字既是散文集的书名与“文眼”，又是这部散文集第一辑情缘中首篇。《心祭》一文是在父亲的忌日里“我”对父亲的回忆：华侨父亲坎坷身世与过继儿子“我”的人生遭遇，共同谱写不屈不挠的父子人生交响，感人至深。张楚藩表达了对从未谋面的父亲的思念至极，痛楚之情横溢却没有沉溺其中，因为生命中每一次挫折，都因有父爱抚慰与启迪而坚挺过来并一次一次从此岸到达充满新希望的彼岸。父亲就是“我”的摆渡人与拯救者。“我”通过回忆父亲，再次获得救赎。

毫无疑问，文学具有治愈心灵的功能。从作品看，《心祭》足以摆渡与救赎他人，足以治愈读者的心灵：当身处逆境的时候，要坚信没有过不去的严冬，明天的天空会更蔚蓝。同样令我感动的是这一辑中两篇对于师德师恩的礼赞，荡气回肠。

《心祭》第二辑寄兴，是对祖国山河的叙述与描写，与文坛众多旅游散文不同的是，张楚藩呈示的是心灵之旅，即便是最常见的普通油菜花，也能叩响精神的彼岸。无论是张家界的神秘、涌泉寺的遐想、泰安的诱惑，还是开封的城摞城、云台山的“子房菊”、潮州的朴子馃，其实都是借物阐心，努力摆渡自我及读者，以实现精神的救赎：大千世界，万物有灵，如何与自然和谐共处，是人类永恒的主题。张楚藩娓娓道来的平静叙述，向人类发出了警钟。

《心祭》第三辑学趣，是张楚藩做为一位“读书人”的精神返照。一个人一旦在走出校门并工作多年之后还被社会认为是“读书人”，那他就是“书虫”“书痴”无疑了。无论是作为报纸编辑还是作为诗人或作家，都需要大量知识储备与更新，以感知与应对不断变化的现实世界。于是，读书不仅是精神渴求，更是生存方式。从这部散文集也可以看出：长期阅读的练养与浸润，成就了张楚藩敏锐且颇有张力的思想触角，也使文学心灵治愈越来越明显。

我说的“治愈心灵”与“心灵治愈”，是同一事情的不同称谓，它是基于文学审美心理效应而言，心灵治愈是美学发酵升华的重要基础。在今天，尽管文学的功能日益多元复杂，但有一种功能恒古不变，那就是早在古代南北朝时期，刘勰《文心雕龙》论述过的美学作用。文学的美学作用，与一切具有震撼力的艺术一样，以美学感召、催生、升华人性的善与美。这种美学作用，往往被描述成教化作用，而在以前极左年代，文学更成为刚硬政治工具，作家、艺术家的柔情与温馨在那个年代迅速消失。我们要实现中华民族的复兴，自然是包括实现文艺的复兴，文艺复兴需要柔情与温馨之美来滋养全民族，而不是靠刚硬空洞的教化。新时代呼唤文学艺术的高峰，我认为高峰应是现世时代最精粹的作品，又经得起时间磨砺，能够成为时代性与历时性、思想性与艺术性水乳交融的经典。真正的文学，是人民的文学,是能够引起最广泛人民大众情感共鸣的文学。文学的神圣，在人民大众心灵深处依然没有死亡，高尚的精神，依然是这个时代的主流，这是文学的希望所在。如何让文艺更亲民，更贴近民生，已是有良知的作家、艺术家孜孜不倦的自觉追求，张楚藩就是其中一位。人类永恒的艺术经典，几乎都是从亲民中来，到民众中去，从亲民中产生，再感召与奋发民众，引起最广泛的震撼与共鸣。鲁迅先生的小说与杂文，有限篇幅中放射出无限思想胆识和艺术气魄，成为穿越时空的经典；冼星海曲、光未然词的交响史诗《黄河大合唱》，从诞生到现在，经过半个多世纪，磨砺多少时代，依然是壮丽雄伟，依然是震撼海内外中华儿女的心。

人民文学是服务最广大人民大众的文学，而不只是服务极少数“精英”。从《心祭》第三辑读趣的15篇文章中可以看出，作为报纸的文学编辑，张楚藩的视野并没有停留在与精英作家的约稿，而是注重从自然来稿中发现来自广大人民大众新作者的佳作并努力扶植之。这种文学观与价值观，值得敬重。《心祭》第四辑杂感和第五辑纪实是张楚藩对人类现实境遇的追问。比如《怎一个“玩”字了得》《肾脏与手机》《莫忘农匠精神》，都是对物欲社会中人性异化的鞭挞，而他昂扬的是诸如中国工匠精神等等人性亮色。

建立人类命运共同体，需要有价值观的重构、融合及认同，但无论世事如何变化，善者之光才能普照全人类，文学之善也是如此。作家不分大小，只要能靠自己的作品说话，能善于摆渡与救赎他人，就无愧这个称号，也无愧于伟大的时代与人民，愿我们共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