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年轻时有本记事本,现在依然还在,外壳和内页虽已破损、陈旧、褪色,字迹却还清晰,里面记载着我家的困难历史和父亲劳动、生活的艰辛,内容零星,却也是一个时代的缩影。
父亲年轻时做过木匠,也给铁匠当过下手,还会简单的竹编,做农活更是把好手,虽然只读过初小,但在那辈人中算得上是有文化的人。他做事认真,在过去那个年代能用记事本记事的农民不多。
这个记事本约巴掌大小,外壳是硬纸壳上蒙有一层结实的帆布,再涂一层绛紫色的漆,很是经久耐用。记事本封面上部是一幅圆形的天安门浮雕画,下书两个绿色大字:红星,非常具有时代特征。几十年过去了,除了外壳四角和中间褶子部分有点破损外,整个记事本还很完好。
从我记事起,我就知道家里有这个记事本,小时经常翻出看着玩。上面记载内容的并不多,父亲说当时记事本也当便条用,很多页面都被撕去,记事本中还有大部门是空白。有一次我把这个陈旧的记事本翻给儿子看,讲着这个记事本的历史,儿子说,怎么几十年来,一个笔记本都记不满呀。我说老一辈人当时重复一样的劳动很多,每天晚上累得倒头只想睡觉,记事本不同于日记本,只是记些重要的或者有些数据容易忘记的事。
这个记事本现存的最早记录事项是1960年2月,是父亲到镇远县商业局学习,一行共13人,这是父亲当时在镇远建筑公司做会计时的一个事项。
上世纪五十年代,三穗、岑巩两县并入镇远县,镇远成立建筑公司,有2000多人,在镇远建筑公司工作的那三年,父亲印象很深刻,那是父亲难得的高光时刻。一开始,父亲在公司本来是做木工活的,父亲头脑灵活,人又年轻,眼力好,手艺好,只要上面安排的木匠活,父亲总是能又快又好的完成,他出色的木工技艺深受同行敬佩。
得知父亲读过小学,写得一笔工整的字,又拨打得一手好算盘,没多久公司领导就把父亲调去做会计,木匠虽然也是技术活,但也是个苦力活,在木匠们的眼里,做木匠其实和务农没什么两样,父亲做会计,在大家眼里就一下子从干活的变成坐办公室的,尤其是在这个2000多人的大公司,这可算是“当大官”了。同行们有的嫉妒说,别看你木匠活做得好,但是整个公司的会计是你一个木匠能拿得下的吗?父亲也明白,自己文化低,又从没接触过财务工作,一开始还是有点担心。但是公司领导给予了父亲很大支持,鼓励父亲大胆开展工作。父亲聪明好学,很快就适应了会计工作。父亲正直无私,做会计期间,从不利用职务之便为自己或友人谋取私利,他经手的账目从未出现过任何差错,这让公司领导和父亲熟识的同行们都刮目相看,公司领导也把父亲作为后备干部进行培养,凡是有什么培训学习的,都会安排父亲去,记事本上记录的那次去镇远商业局学习,全公司选派了13人,父亲就是其中之一。
父亲关于对镇远建筑公司的工作记录还有零星几条,其中有条是“在企业上把方便给别人,反对资本主义经营方式”,这应该是父亲在某次学习上的记录,或者是当时提得比较响的口号,既有时代政治性,又有务实的经营理念。儿子今年大四,暑假回家,我们回乡下老家看望爷爷奶奶,我们谈到外面的央企、国企、民企什么的,开始儿子以为爷爷年纪大了,又是个老农民,企业、服务这些词汇对他来说应该是很陌生的。后来父亲滔滔不绝的说起2000多人的镇远建筑公司,听他说着经理、各工作部门等企业组织框架结构,说着当时企业上如何批判资本主义,儿子都听得津津有味。这些理念其实父亲早在60年前就已经接触过了,只不过60年了,一个农民还能清楚的记得这些,可见镇远建筑公司那三年时光在父亲记忆中确实是难以忘怀的。
1961年,因母亲一人在家劳动,难以维系家庭生活,父亲不顾公司领导极力挽留,从公司下放回家务农。
父亲对自己从国营大公司下放回家从不后悔,虽然他常说自己要是当初不回家,现在也是个离休干部,他说我从不和干部比工资,只和自己之前的困难生活比,现在有吃有穿,很知足。父亲今年90岁,母亲也86了,二老身心健康,儿孙绕膝,在他看来这就是用多少钱也买不来的福气。
2021年春节,天气很好,我们带着父母重游镇远,一家10多口人,热热闹闹。我和父亲一个车,父亲很高兴,一路上都在讲着镇远的故事,他现在记性依然很好,在镇远的3年间,他对镇远的奇闻典故记得很多,如张三丰青龙洞悟道、扇蚊子、豆腐垫桥墩等。车开到临近镇远城的一个高处,父亲介绍着镇远的府城、卫城,准确的说着当初镇远建筑公司的位置。父亲自当初离开镇远后从未去过镇远,事隔60多年了,却依然能准确记住这些。
入城后,父亲说城外的路变了不少,但城内的路依旧清楚记得,父亲带着我们边走边逛,循着父亲当年的足迹寻找父亲的记忆。在镇远老大桥的巷子口,父亲兴奋的说这个地方就是当年镇远建筑公司所在地,虽然变化很大,但父亲很肯定。看着60年前父亲工作生活过的地方,听着父亲说了无数遍在此期间的生活片段,我不由得感叹光阴之快,在岁月的长河中,能唯一与之并存的唯有回忆了。父亲在镇远生活的三年,有些记忆即使没有记在记事本里,也是留在父亲心里的。
上世纪七十年代,生产队时期,干什么事情都要折算成工分,男、女劳动力出工一天分别记10、8分工,半大小子、姑娘给生产队放牛,或者参加队里的劳动等,则折半记5、4分工。父亲的记事本里偶有父亲参加生产队查账、分红,到公社开会的记录,当然,这些工作也是要计入工分的。
“1967年10月28日,和杨某某对账一天。”
“11月29日,算队上分红1天。”
父亲在我们生产队里做个会计,这种事是常事。
做会计,会查账,是当时有文化的标准,用当时社员群众的话说,这样才不会被人欺负,不识字,不懂加减乘除,别人算少给你都不知道,可能一年半载的活就会白干。父亲不管是自己做生产队会计,或者是查别人的账,都秉承公心,深得社员群众非常信任。小时候,家里有个算盘,珠子都被父亲拨打得溜光,我上小学时,那时数学课中有算盘学习的章节,从小父亲就教我们背算盘口诀、打简单的加减法,算盘课上我优异的表现很是让我风光。很多人都只能用算盘做加减法,但是父亲连乘除法都打得溜熟,在没有计算器的年代,在农村这已经是难得的了。
“1978年10月8日,连着开学习会4天。”
这是父亲当生产队长后的一个记录事项。如果说做会计费的是脑,那当队长就是又劳力又劳心。生产队放在现在来说就是村民小组,现在的小组长就是偶尔开个会,一年到头没什么活,但是每月有200元的补贴。那时的生产队长和普通社员一样,都是凭劳力挣工分吃饭,没有任何补贴。其他社员收工后可以休息,而生产队长还要安排明天的活,去哪里干,派几个工,都要精打细算工作量。在那个吃不饱穿不暖的年月,大家都有怨气,安排得好则罢,稍有不妥,就会引起少部分社员的不满,随之而来的就是各种阴阳怪气的话,就会消极怠工,明明两个工可以完成的,就要拖到三四个工。少部分社员的这种表现又会引起其他社员的更多不满,形成恶性连锁效应,造成大家都窝工。出工不出力,是当时各生产队的普遍现象。生产队长既要卖力带头干活,又要承受个别社员的冷言冷语,是个费力不讨好的角色,很多生产队长都是在社员群众的不满中辞掉的。
我们生产队是有名的后进生产队,每年分粮、分红,都是全公社最低的,几任生产队长都无法。之前公社书记曾多次登门找到父亲,想叫父亲带这个头,父亲都推掉了。当时的生产队长的选举也是组织意图和群众基础相结合,实行的是等额选举,选举时,公社领导都会在场,把候选人推出来,大家觉得满意获得的票数就多点,不太满意的,只要票数过半也能选上,大部分群众也不在意这个,当这个生产队长就是个活路头而已。
1976年,公社书记又连着几次登门,做父亲、母亲的工作,希望父亲能接过生产队长的重担,父亲之前已经推脱了好几任,实在不好意思推了。在全队社员群众参加的选举会上,公社书记向全队社员推荐了父亲做生产队长,大家都非常拥护。父亲在大家举手投票前说,我带着大家干可以,但事先约法三章,大家要听安排,不要只发牢骚不干活,窝工也不行,干活讲质量,只要有人提出你的活干不好,我和队上的社员代表去看后属实的,不仅要扣你工分,你自己还要抽时间各去返工,而且不能误了农时;如果是某几个社员一起干的活,也按照这个执行,大家能做到,我就带头和大家一起干,大家做不到,则另选高明。公社书记当场表示支持,并说以后谁不服从安排的,就报到公社。那时公社书记的权利很大,对社员子女读书、参军、接班、就业,困难救助等握有绝对的权利,再说社员群众也确实信得过父亲,有的老人甚至说要父亲当队长,得点饱饭吃后死了才值得,大家都支持父亲,包括有名的几个刺头,结果父亲全票当选队长,父亲是我们生产队成立以来唯一全票当选的队长。
父亲当队长后,凡事以身作则,苦活、累活都是带头干,出工早、收工晚,任劳任怨,模范带头作用是前几任队长所没有的,因此全队社员也激情高涨,干劲十足,农忙抓紧干农活,农闲开荒造田。父亲把事先约定的几条写下来,贴在生产队仓库门上、墙上,集中开社员会的时候经常学。我曾问过父亲,有没真正执行过,父亲说没有,就是要公社书记帮忙提个要求而已,各人干活质量不同,每种农活的标准不一,用尺子量不了的,大体上过得去就是了,那个年月大家都不容易,拖家带口的,真要扣了谁的工分,年底分口粮、分红少了点,虽然自己出于公心,不怕社员群众说,却也不忍心。父亲说有好几次,自己利用出工、收工的时候顺带去检查,确实有马虎的,父亲会私下里告诉他们,他们多半会偷偷去干好。
有了父亲的积极带头,我们生产队当年就喜获丰收,甩掉了长吉公社垫底大队的帽子,父亲也因此受到县里表彰,奖品是两个斗笠。
这些事,父亲都没记在他的记事本上,或许是他觉得这些事太日常了。
做生产队长唯一的“好处”就是一年在公社开会有几天会议伙食吃,就像父亲所记的那样,有的会一连开几天,中午和晚上都有伙食,而且还多少有点肉。在那个年月,只有逢年过节才能有点肉吃,平时锅中有肉是很难得的。那时的会议伙食没有现在的三盘四碟,大部分是蔬菜,加点豆腐和肉,大杂烩,十人一堆,一堆一盆,饭菜管饱。住得近的参会人员,有的会带一个小孩来蹭点肉吃,大点的不好意思带,都是5、6岁的样子,公社的人也不会说什么。记忆中,父亲也带我去蹭过几次会议伙食,这是父亲做生产队长唯一的“福利”吧。
小时候,我家姊妹多,劳力少,尽管父母非常勤劳了,也依旧是一年难得几回开荤。逢年过节,父母节衣缩食的也会买点肉,虽然少,但是全家都很高兴。我印象很深的是平时公社食品站也偶尔杀猪供应猪肉,别人家有钱买猪肉,我们家只能买点猪血就算开荤了。父母一大早就会叫大姐带上盆去食品站排队买猪血,排队的多,杀猪又少,有一半以上还买不到猪血,看着买到猪血的人满手通红的端着猪血盆高高兴兴的回家,大姐则拿着空盆回家,我们会非常失落。
父亲的记事本中有这么一条:“1976年11月6日,借杨某某猪肉5.1斤。”杨某某是我家邻居,他家只有3个人,两个劳动力,家庭条件比我家要好很多。父亲的记事的时间都是农历,11月6日,杀年猪的人家偶而也会这么早。父亲对这次借猪肉事情印象很深。那年,隔壁家杀年猪很早,一条街的小孩都围过来看热闹,那时家家困难,肉都很金贵,不像现在杀年猪请几大桌亲朋好友来吃庖汤,小孩们虽然嘴馋,但也只能看完热闹就各自回家。父亲看我们实在嘴馋,又没钱买,就去她家借了5斤1两猪肉来吃。我们可不管猪肉是不是借来的,有肉吃就是幸福,后来我们家杀年猪,按照借的那块猪肉的大致部位,才还给她家。那个年月,借钱借米,借其他生活物质都很常见,唯独借猪肉是很少见的,要么就是买,没钱就只有忍着。平时也没处可借猪肉,借了也没肉可还,唯有年关临近杀年猪时,隔壁邻居才偶有借猪肉的。借猪肉,也成了那个困难时期我家的特有记忆。
父亲的记事本中,记得最多的还是借粮食:
1978年12月,借邹某某大米100 斤,在仓库挑的;
1979年5月初1,借王某某大米65斤;
……
生产队时期,我家劳力少,兄弟姊妹多,每年队上分口粮后,还去之前借的粮食,又所剩无几。第二年开春不久,就又要开始借粮食。每年借了还,还了又借。那个年月,大家都困难,绝大多数都是相互帮衬,借出粮食的人家也不要利息。父亲始终记得别人的恩情,父亲有木匠手艺,又能说会道,还能写,也经常还人情,谁家修补什么农具、家具,家里有事,父亲都是主动帮忙。日子就在借、还中跌跌撞撞的坚持过来。这些还人情的事,父亲当然没记,我从父亲点点滴滴的回忆中,读到他纯朴的想法:滴水之恩定当涌泉相报,还不起情的也要记起情。
邹姓人家是我家的一个亲戚,12月份借粮,父亲也是迫不得已。在农村,借出去的粮食等生活物质,绝大部分都是在年末岁尾前要归还,就是图个吉利,过年了,财源要归家。父亲之所以12月去借,是因为他经过简单核算后,来年我家欠的口粮数额很大,不提前安排借好,一家大小是要饿肚皮的。邹姓亲戚也很同情我家,但年末从家里挑白花花的大米出去,总是不甘,他就自己把稻谷从家里挑去仓库打成大米,共打了约200斤大米。父亲从仓库借走100斤,剩下100斤,邹姓亲戚自己挑回去吃。
至于五荒六月,借粮食的就比较普遍了,绝大部分都是像我家这种人口多劳力少的人家去借。父亲很讲信誉,大家也知道我家困难的原因,并非大人好吃懒做,也非有借无还,也愿意借粮帮助我家。每年一分口粮,父亲总是第一时间还人粮食,哪怕人家不缺,父亲说还的是信誉。父亲良好的信誉也让父亲的借粮之路一直很顺畅。有的人家有借无还,或者是还时一拖再拖,渐渐的失了信誉,到后来只有去跪求自家的几个至亲借粮,才能勉强渡过难关。困难时期,在父亲的借、还粮食中,我们家倒也没有饿肚子的情况。
借粮还粮,带来的结果就是寅吃卯粮,我家借粮、还粮日子一直到1982年才结束。1980年田土分下户后,群众生产劳动积极性高涨,我家人口多,分到的田土也较多,父亲带着全家起早贪黑,卖力苦干,第一年就获得大丰收,父亲核算了一下,当年的粮食产量终于可以够吃一年。田土下户,在最短的时间内奇迹般地解决了困扰中国上千年的吃饭问题。父亲高兴的一下子还清所有借粮,虽然余下的粮食又接不上下一年,但父亲奉行的先还后借的原则始终不变。1981年上半年,我家虽然又借粮食,但已经借的不多了。有自家责任田,父亲又是农活好手,此后几乎年年丰收,1981年,我家还清借粮后,自家粮食终于能扯上岸了。听父亲说,那一年把粮食抢收回家后,他长长地吁了一口气,终于可以放心了。这些,父亲都没记在他的记事本中。
父亲的记事本内容不多,更多回忆,父亲是记在心里的。小时候,觉得父亲记的这个流水账很好笑,长大后,才慢慢读懂父亲的不易,父亲所记载的零星事情就是我们家过去一段段困难的历史,何其艰辛!从我记事起,我一直觉得父亲无所不能,他从来都是起早贪黑,干着最累的活,养活我们一大家,不管在什么年月,他从未亏待过我们几姊妹,他正直善良,也从未亏欠过任何人。一转眼,父母均已头发斑白,如今,我们家早已四世同堂,幸福和美。
在时间长河中,父亲曾随意挑了几朵浪花,放在记事本里,现在,他的记事本早已泛黄,但却始终没能绘成诗和远方。倒是他铿锵有力的横竖撇捺,时间越久,形容枯瘦中越发抽象成过去的岁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