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和日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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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宫焕臣
常言道，父之美德，儿之财富。自己的父亲虽然已经离世二十周年，但父亲的形象却一直在激励着儿女们在人生的道路上，以父为荣，做人正己，不断前行。应当说，父亲岁月，永留记忆。
父亲，在我心中永远是高大的，一米八的个头，当兵出身，军人作风，说话办事正直，做人简单真诚，干了三十多年的农村党支部书记，一生清贫，一心为公，是我心中最敬仰的好父亲，同时，他也为本村社员群众所拥戴。
(一)
年幼时候，我对父亲的概念并不十分清楚，感知的不是太多，只知道他整天不着家，我们也不把他不当回事。记得我五岁那年，我和哥哥一起到后街玩，一位踮着小脚的女人指着我问:″这是谁家的光腚孩子？瘦得就剩两个大眼珠子啦″！"你不知道啊，那是’儿团’家的小儿″！一位认识我的四婶说。″儿团"？是我父亲吗？怎么会叫这么个名子！我很不高兴的回家问母亲。母亲很耐心地给我说:″孩子，村里人私下都这么叫你爹’儿团’这个外号，你用不着生气，等我慢慢告诉你吧！"
当天晚上，母亲告诉了我爹的一些事。原来父亲十多岁就在村里当儿童团长，一直干到四八年淮海战役支前时。当年村里人就都叫他"儿团"，久而久之人们就叫习惯了。母亲还告诉我:父亲支前回来还获得一枚八一纪念章，抗美援朝战争爆发后不久就参了军。他在当时的山东军区服役，驻在济南段店一带。父亲于五二年毕业于解放军第十二步兵学校后，一直在济南训练新兵，为朝鲜战争输送兵员。母亲还说，父亲在部队多次立功受奖，她也曾到济南部队驻地去看望父亲一次。五四年，父亲响应党的"支援新中国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号召，自愿复员回乡，后一直担任村里党支部书记。听了母亲的介绍，我懵懵懂懂的明白，原来自己的父亲是这么不简单啊！
对父亲的理解，还源于一次我严重感冒发烧送我去医院的事。记得七岁我上小学的那个冬天，由于我重感冒连续高烧三天不退，咳嗽不停，村里赤脚医生说，赶紧到公社医院去看看吧，引起肺炎就晚了。记得那是个下午，父亲推着独轮小推车，瘦小的我蜷缩在小车的偏筐里，盖着一床单薄的小被。刺骨的西北风夹着雪花，冻得我浑身打打颤。父亲当时就脱下自己的破棉衣给我盖上，而他自己身上只有一件打了补丁的旧夹袄，他推着小车一路小跑赶往6里地外的公社医院。到了医院医生给我打上两针，又开了两种药一盒针，也没让我住院。我清楚的记得，回家路上天已擦黑，父亲推车还是一路小跑，额头上竟冒出热气。当时的父亲，让我确实挺感动的，在我幼年的心中突然觉得原来父亲也是个有责任、有爱心的人。回到家后，父亲放下我，又顾不上先吃饭，就去后街下通知，因为晚上还要在大队部开党支部会呢！从那以后，我对父亲才有了深刻的好印象，知道我的父亲也是个好父亲。
父亲当大队书记三十多年，可以说群众也是拥护的。记得1975年后，当时农村经济逐渐好转，社办企业逐步兴起，我们公社为了振兴社队经济相继办起了很多社办企业。并选调一批年富力强的优秀大队党支部书记到社办企业任职，当时父亲被调到公社条编厂任厂长书记，从挣工分变成挣工资，这在当时的农村也是很有面子的事情。
那两年，父亲在厂子里带领工人白手起家，按部就班地组织生产，产品畅销，厂子也有了一定的经济效益。记得半年后，我们见清瘦的父亲脸上也见长肉，身体也胖了许多，我们全家人都为父亲高兴，因为他再也不用操那么多心了。谁知，不到两年我们村的一些社员群众竟连名写信给公社党委，一致要求让我父亲回村继续当书记。后经公社党委多方调研考察以后，又决定让父亲回村重新任职。父亲服从组织决定，于七八年底又开始带领群众干了起来，为这事父亲没少受母亲埋怨。
父亲被重新按排任职，足以说明当年父亲的为人和工作赢得了群众和上级党委的信任，直到八八年底从书记岗位退下来时，村里的群众还是挺留恋的。
(二)
那个年代的农村干部可以说都是一心为公，带头实干，与社员群众同甘共苦，没有两样。
我眼中的父亲就是这样的人，他当村书记从不搞半点特殊，他除了到县、公社开会外，一直同自己所在生产小队人员一起上工，一起记工分。特别是在艰难困苦的岁月，父亲总是以身作则。
听我母亲讲，五八年冬县里修建沭浴大水库，抽调全县万名民工搞大会战。第二年春，父亲带领村里几十号人，背着行李卷和铁锹，在工地上一干就是二个多月。那些年，父亲带队参加莱西产芝特大水库会战、莱阳穴坊大洼治理工程、南海滩开发工程、本村修建水库工程、本村学大寨西北岭梯田工程、东南岭水渠引水工程等，都是他领着大伙干出来的。特别是七三年后，父亲按照上级"山、水、林、田、路"一起治理要求，带领社员群众大干了两个冬春，使我们村西部岭地达到"梯田化"，东部平原形成"网格化"，"水利化"，让我们这个贫穷小村，粮食生产大幅增长，并有了相应的副业十多项，成为当时我们公社西部的好村之一。记得七十年代中期后，我们村中家有五六个整劳力的大户，全年都能靠挣工分分得一千多块钱，有一个弟兄五个的家庭，那几年每年都能盖一幢四间屋的房子，后来都个个都娶上了媳妇。应当说，三十多年父亲为村里农业发展、为农民增加收入尽了力。
小时侯我就记得，虽然父亲当书记，在村里、生产队里从没享受半点照顾。那时生产队分粮、分草都是按顺序排，分地瓜、分箩卜等都是现场抓阄，我们家也是一样。父亲经常出去开会不在家，不论分粮分草，都不许让人送，都得母亲和我们小孩子们慢慢往后拿。记得有一次生产队里分箩卜，父亲去县里开会，队里的人忘了告诉我们，等第二天父亲回来去推箩卜时，一大堆箩卜就剩十几个。还有好几次生产队分麦桔草，由于父亲开会不在家，没及时往家挑，都被雨全淋湿。过去农村每年秋收全部结束后，村里都会给社员三天"放山复收拾荒"的时间，目的是让老百姓复收点地瓜花生或到岭坡地堰搂草过冬，以备冬春烧炕做饭之用。可每年这个时候，父亲凑巧总是在外，不是开会，就是参观，反正在家时间很少，经常是他回来后山坡地堰的草都被人家挎光了，有时只能在自己家自留地边拾点碎草，那时我们家连个象样的草垛都没有。当时的生产队长曾让我们到饲养室草垛去拿点草，父亲从来不让。我记得七零年前，每年春天我大姨家的大哥都要推着小推车往我们家送两车草，因为他们那有海滩荒地，烧草自然多一些。
当年父亲常说，咱当干部的不能沾公家的便宜。在村里，谁都知道，我们家是最穷的，忍饿的年月，我们家吃的和大家一样，吃得也是树叶、地瓜叶、甜草根等。其实，那时村里仓库、生产队仓库或饲养室多少都有点粮食，但父亲从不伸手。六三年冬，一天公社副书记到我们家找父亲，见母亲和我们姊妹们个个都骨瘦如柴，当掀开锅一看只有半锅地瓜叶汤时，当即嘱咐陪同他的村大队长想办法给解决点吃的。第二天，我们村保管就悄悄送来半袋地瓜干，正好父亲在家硬逼着人家背了回去。七一年我上初中，有一天我到村办公室找父亲要二元钱交学杂费，由于父亲身上没有钱，很不耐烦地把我撵走。当时一生产队长在场，他知道我家没有钱，就于当天晚上从小队库里搬了几盘花生饼送到我家，说让我妈拿到集上卖几个钱给孩子当学费。要知道当时一盘花生饼也能卖一二块钱，母亲不收他放下就走。当父亲回家知道后，二话没说直接提着给人家送了回去。
七四年夏天，我们村在学校广场建了一个篮球场。当时我正高中毕业回村，我们几个爱打篮球的青年就去村学校借篮球玩，有时人家还不情愿。于是我们几个人一合计，就自己凑钱到公社供销社买了一个篮球，当时花了9块8毛钱，我们5个人，每人摊了1块9毛6。自从有了这个篮球，我们村的篮球场活跃起来，打球看球的青年越来越多，成了当时农村的一大热闹场所。后来，大队现金保管找我，把我们买篮球的发票要去，并给我们10块钱。父亲听说我把篮球发票拿给大队报销，先是把我训了一顿，又把现金保管训了一顿。当现金保管告诉他，报销篮球的钱是大队团支部书记给解决的时，父亲不再吱声。
父亲一生不喝酒，不吃请，不收礼，这么多年来除了本家族的红白喜事外，他从不端社员群众的碗。小时候记得有无数次人家送来东西，父亲都让我妈送了回去。记得印象最深的是，有一年春节前，村里一位单职工家属，叫妻子用包袱包着2斤饼干和8块水果糖送到我家。那人走后，我和妹妹抢着把那几块水果糖吃了，可能是因为是几块糖块，母亲当时也没在意，便没说什么。谁知，父亲回到家里得知后，竟朝母亲发了火，没办法我妈只得叫我和妹妹把把饼干给人家送了回去。我像做了亏心事一样，直给人家解释糖块叫我们吃了。“孩子，吃块糖块算什么？你爹也太过分啦！″她说着拉开抽屉又一人给我俩一块糖，我和妹妹不敢伸手接。
(三)
让人难已置信的是，父亲当了三十多年大队书记，到他八八年卸任时，我们家里一直穷的叮当响。那时我们家里除了一张旧桌子、一个破柜子和一条破板凳外，什么家当也没有，就连正屋过年祭祖的地方也是用一块水泥板搭成的，一直用到八十年代中期。由于我从小知道家里没钱，从小学到高中，从没舍得买一本"小人书"，平时看书全都借人家的，只是到了上高中才买了一本"学生字典"和一本现代京剧《智取威虎山》剧照画册。
七十年代中后期，农村经济好转后，家家户户陆续开始盖房子。由于当时我家是弟兄两个，哥哥当兵退役马上要娶媳妇结婚，我们家也必须要盖新房。记得盖那块房子时，家里没有一分存款，除公社党委给救济了50元钱，又从东富山村五龙河林地解决了廉价木材外，其余都是向街坊邻居、亲戚朋友借的，大约一千二百多块钱吧。母亲当时曾让父亲从大队公款中借支二三百元，当即被父亲训了一通。
随着年令增长，我上班后有不少好心人给我介绍对象。那年单位上有一师傅给我介绍了一个女朋友，当时我在国营金矿汽车队工作，领导为了促成这门姻缘，特地安排一辆大解放车顺路拉着媒人到我家去看看，中午还在我家吃了顿饭。我记得回单位后媒人就当着我的面给对方说:″你们家也太穷了，家具没有不说，连墙都是报纸糊的！″当然，女朋友肯定没谈成。后来，我老家亲戚朋友又给我介绍几个对象，都因当时我家太穷而分手。
我结婚时，为了给家里省点钱，自己连件新衣服都没舍得做，结婚那天我就穿着一件的确凉军上衣，骑自行车自己接的新娘。那时，我们村已有了两台拖拉机，曾有村干部说，让大队的拖拉机去接新媳妇吧！五十多里地也挺远的，结果被父亲一口拒绝。现在，每当提起我结婚的境况，我爱人时常埋怨，她说:"你们家当时真是太穷，亏你父亲还当大队书记！"的确，我结婚当时我脚上穿得皮鞋，身上穿的衬衣，就连自行车、缝纫机都是她从娘家带过来的。如今，每每想起此事我还是挺感谢我这位当时已是党员干部的爱人。
有一次，我结婚后与爱人回老家小住，一天晚上父亲把我们姊妹四人招集在一起，母亲说:″你们哥俩都结婚了，这些年家里盖房子、娶两个媳妇，加上你奶奶有病、值办农具、化肥、农药等，仍然欠外面的不少钱，你们都成家了就给你弟兄两个把"饥荒"分开吧！"我清楚的记得我和大哥每家分了800多元"饥荒"。给我印象最深的是，当时在场的父亲没说一句话，在一旁只管抽他的"纸喇叭"，我知道，父亲觉得他这个村干部愧对孩子。的确，这就是那个年代一个普通大队书记家的真实写照
(四)
当了三十多年村支书的父亲，应当说自家的事没顾上，村里的事确实干得挺稳当，办的一些事情至今让我感到十分骄傲。
我们村是个200户左右的小村，地处莱阳南部沿海的穴坊大洼西部，村东为平原洼地，村西是丘岭薄地，自然条件一般。然而，我们村在五十年代末在父亲的带领下，就在村西建了一个大水库。西高东低的地势，一条过村水渠将村东、村南片的良田全部变成水浇地。让人留恋的是六十年代的时候，村西水库常年满溢，溢洪道水随南河绕村而过，水流不断，河里四季有鱼虾，水中鹅鸭成群，两岸杨柳、腊树成片，河岸又是女人洗衣、孩子戏闹的好地方。特别让我们高兴的是，村西大水库就成为我们少年游泳的好去处，记得每年夏天学生上体育课，老师就带孩子们到水库边学游泳，那个年代我们村的孩子们不分男生女生都在水库里学会了游泳，在几百米宽的大水库里游两个来回都不成问题，现回想起来确实让人留恋。后来，七十年代中期公社在我们村东南岭建扬水站，父亲又带领社员用两个冬春，靠人工打眼放炮修建了一条长水渠，往西部其他村庄引水成功。继而，我们村又在沿河建了两个石砌标准的储水平塘，应当说，当时我们村的水利建设在公社里是领先的。
我挺佩服父亲的眼光看得远。我们村早在六十年代中期，就投入人力财力，自力更生，在村南山的乱石岗上放炮掘石，挖坑种树，购进果苗，建起一个几百亩的集体果园。当时由于受条件限制，果园里主要栽种上不同品种的桃树，有五月红、六月仙、秋桃、毛桃、扁桃等，果园里只栽种了少量的苹果、核桃和杏树，这个果园在当时的农村就是很有名的。村里还有了果树技术员，记得当时对果树整形剪枝老百姓都不理解，认为好好的枝条剪的长短不齐，能结出果子吗？在村民的疑惑中，历经二年辛劳，村里的果园终于硕果累累满枝头。当村民们第一次分到又红又甜的大桃子时，家里的孩子们高兴的不得了。在那个年代，水果稀少，我们的南山果园成了孩子们的盼头，因为果园里有瓜桃栗枣，只要家里来人来客人，孩子们都抢着往果园跑，花上一两毛钱就能买回半篓子瓜果，回到家里顾不上洗就先吃了起来。另外，我们村当吋还建有一个大菜园，为当时集体化时期的社员群众提供了很大的方便。
六七十年代，我们村的副业也是很有名的。村里先后建起了粉房、磨坊、油坊，办起了草编、绣花厂、采石场、瓦匠队等，地里种上了沙参、红麻等经济济作物，加上果园、菜园，当时村里有了一定的经济收入。记得七三年秋后，父亲与大队会计怀揣几千块钱，带着一大袋子花生、一大袋子芋头(由于生产队不种芋头，父亲就从我们家里拿的)，他们要到江苏托熟人去买拖拉机。因为我们村的宫某那时在江苏建设兵团某团当团长，当时买拖拉机的村很少，父亲认准了农村必须走农业机械化这条道路，就立马行动。记得七四年的一天，一台军用绿色的上海"丰收"牌25拖拉机开进村时，全村人就像过节一样涌向街头，当我看到那台带蓬带斗的大拖拉机时，高兴地跳起来，并大声喊:我们村有拖拉机啦！这事确实让我兴奋了很长时间。后来，父亲专门到县运输公司雇了专职司机，以师代徒培训了2名本村拖拉机手，于第二年又买了一台莱拖20拖拉机，成立机械队，农忙耕地，农闲搞运输，我们村当时确实挺让人羡慕的。
在父亲的努力下，我们村的农业生产更不落伍，兴修水利、整治农田，科学引种，大养其猪、广积农家肥和绿肥等，那两年我们村种的样板田、生产队大搞沤绿肥活动等，都登上了山东《农村大众》报和《烟台日报》，并于七三年后粮食生产先后"跨纲要"(亩产500斤)，"过长江"(亩产800斤)，一跃成为公社里的先进村，当我们村登上县里的"过江"光荣榜时，父亲高兴地破例喝了一小盎白酒，我当时真为我们村高兴，为父亲自豪。
父亲在任时，值得让我骄傲的还有，我们村于六十年代初驻扎兵营达二三年。当初部队首长来考察营地时，其中父亲的人缘和当兵的经历也是原因之一。 为了驻军落村，父亲牵头在北岭帮他们建起营房，为安置驻军干部、家属、战士，挨家挨户动员腾房子，让当年的解放军每一个人吃住睡无忧。驻军的到来村里的孩子们最高兴，因为能天天看到汽车，能动手摸摸大炮，的确是很开心。那几年我们村的社员每周能看一场电影，要知道，在六十年代初除了县城外，农村是根本看不到电影的，而我们村就很幸福。
还有一个让我挺感兴趣的事，就是我们村建有知青大院。当年的知青大院不是每个村都有，能按置知青的村都是好村，一个公社就三分之一村有知青吧。记得我们村在六人年就安置了第一批六名知青，当时由于有知青，青岛歌舞团开着大汽车来我们村慰问演出。七四年，我们村又安置了第二批十八名知青，后来又增加了三名。这期间，父亲带领瓦工队为他们盖了二十多间房子和厨房，配备了专门厨师，我们村的知青安置点，曾受到县里表扬。知青的融入，也带来了城市气息和观念，让当时的农村人看到了裙子、喇叭裤的穿着，看到了汤发、大背头的时髦打扮，听到了感觉好听的普通话，感受了城里人的生活理念等。所有一些好事情，都与父亲带头实干，积极争取分不开的。
(五)
父亲从村书记岗位退下来以后，他曾对我们说，他干了三十多年村干部，让他高兴的是全村人都住上了新房子，社员群众有吃粮吃，有房住，家有劳力的靠挣工分年底也能分到钱。实行承包责任制后，家家户户都吃饱穿暖，集体经济有家底，村里既无外债也无内债，公家还有存款，可以说自己对得住乡亲们。
父亲对自己生活要求不高，我们给他置办上电视、沙发，装上直拨电话，他能穿上皮鞋、毛呢大衣等，能吃上碗红烧肉就挺满足的。让他一生自豪的是他有当兵的历史，每年春节前他接到县里发给他一张"致军属、烈属、伤残、转复、退伍等人慰问信"时很是高兴，都挂在家里显眼位置。每当春节前他收到国家发给他的转业补助费，还有"任职三十年书记享受现任书记待遇补贴"时，他也是很高兴。他说，党和国家没有忘记我们这些人，钱虽不是很多，但这是对我们过去工作的肯定。
多年来，父亲对党忠诚，对工作认真，他一直教育我们从小听党话，跟党走，积极工作，正派做人。正是有了父亲的榜样，我们弟兄俩都勤奋工作，严格要求，都先后入了党，一个当兵退伍后入职乡镇工作，一个从金矿工人到国营大矿中层干部，在单位里都成为业务、管理骨干。多年来，我们姊妹四人没有辜服父亲的期望，在单位上认真做事，积极向上；在生活中为人和善，低调做人；在家庭中尊老爱幼，本份守责，没有做对不起父亲的事。
当然，自己总也觉得亏欠父亲，他在世时，没有拿出时间好好陪伴他，没有让他吃上珍贵的山珍海味，没有陪他出去观光旅游，没有给他翻新老房子，特别是患病后没陪他去国内大医院检查诊治等，这些一直是我多年来心中深深地痛，相信我明知的父亲会理解的。
感念父亲，敬仰父亲。父亲虽然离开我们已20年，但他在我们儿女心中永远是最好的父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