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关回望

乡关回望

                         ——德阳移民潮及多元文化形成

一

有关德阳的文字，我曾陆续写过一些。尽管零散，但基调从未改变，那就是依赖移民潮以及多元文化的浸润、孕育。

湖广填四川是元末明初开始、明末清初达到高潮的大规模移民入川的一个历史过程，大量外省人口亦随之迁入德阳。

德阳作为县名，源于汉唐，其治所均不在本地。至唐武德三年(公元620年)分雒、绵竹置德阳县。《四川通志》载：“蜀自汉唐以来，生齿颇繁，烟火相望。及明末兵燹之后，丁口稀若晨星。”战乱兵燹，使德阳在明正德年之前都不具备真正意义上的县城。如果按照民间有关乡场、镇街、县城约定俗成的框定，当时的德阳不过是两街夹一路的场镇而已，仅仅充当了一处驿站的功能罢，根本谈不上有何等规模的人口聚散；当然，它还缺乏一个重要的指标——城墙！

到了明末清初，此30多年间、四川境内的明军、清军、农民义军持续鏖战(德阳老城的地标性建筑钟鼓楼就毁于兵燹)，川内原住民大半死于战祸；加上灾荒、瘟疫肆虐，造成四川人口锐减。史料上有一个数据，从清康熙7年的人口统计看，全川只有60万余，就连唐宋时期经常保持在50万人口的大城市成都，也只有7万人。事情远没有结束，至清康熙24年，四川总人口仅剩9万余了。那么，由此比对德阳，只能说是可想而知。其时，康熙皇帝正为全国的税收和重建问题焦头烂额，坐卧不安，又不断接到四川地方官员“民无遗类，地尽抛荒”的系列奏折，便适时颁布了《康熙三十三年招民填川诏》，下令从湖南、湖北、广东等地大举向四川移民。

于是，湖广填川移民潮席卷而来。

当时的景况之一：冬雪飘飘，细雨纷纷，浩浩荡荡的移民大军分数十路向四川挺进。从一些民间谱牒以及零散的资料、碑文记载和老者的口述来看，距今三百余年前，由于移民迁出地人口急剧膨胀，人多地少的矛盾相当突出，现有耕地的产出已不足以养活新增人口，许多家族面临着生存、发展的危机。于是，慕天府之国的响亮名声，特别是川西地区的沃野平畴，一个谋求生存、发展、改变命运的强烈呼声开始形成。

当时的景况之二：要让一个个安土重迁的人们，下决心离开亲友和故土并非易事。有一首客家民歌唱道：“情郎哥哥上四川，坐上盐船去建安。宁舍金银千千万，怎舍情郎离家园。”可以想见，当时被派遣的移民们，他们跪拜毕桑梓故土，然后与父母依依惜别、在一遍哭声中上路的情景。因为一旦上路，就意味着可能终生与故土和父母、亲友诀别。但是，他们也不会忘记在行囊里装进一卷族谱或者点点祖骸；同时也装进贴身的护符，或一粒种籽，或一张农具的制作图纸。在官兵的押解之下，他们水陆并进，长途爬涉；伴随他们的，必然是一路上的奔波、意外、生病、死亡。但他们就地掩埋了亲人，为表达悲痛和孝义，撕破身上的白布包袱或者衣物，包在头上继续行进在迁徙之路。

无论是谋求生存发展而进川，还是奉旨入蜀；也无论是出于自愿前往或者是押送而来，孰轻熟重?此问题多年来争议不断，只有留待专家学者去探讨了。但有一点是极为肯定的，这些移民先辈们，在抵达四川后，以他们聪慧的头脑和勤劳的双手，挽草为业，渔樵耕读，繁衍生息，诗书传家，创造出了辉煌灿烂的业绩。

正是依赖移民潮，德阳开始人丁兴旺。城外田地有所耕，沟渠有所治；城内官暑复修，会馆兴建、宅第再造。整个老城以南、北街为中轴，再依次散开而形成会馆、宫庙、铺面、杂院的县城格局。

更重要的是修葺了城墙和城楼，这是德阳成为中国传统意义上的县城的标志！

清嘉庆版《德阳县志·县城池图》虽为手绘，却也清晰。德阳老城的城墙将北门的县暑以及五台山（两、三座小丘），西门的牛王庙，南门的南华宫、火神庙、天后宫、川主庙、文庙以及东门的崇果寺、武庙等一并拱卫在内。四道城门分南北东西坐落，依次为萃景门，承枢门，惠潝门，金成门。

回头来说清乾隆五年（1740年），湖北安陆（一说麻城）移民后裔、庚戍进士阚昌言走马上任德阳知县，他在处理政务，亲自篡修《德阳县志》的同时，还常常巡视陇田，劝课农桑，修筑埝渠；根据四川以及德阳的自然条件和生活状况写有《家事说》一书，就天时、地利、人力方面讲述抓紧农时、改良土壤、讲究耕作技术的重要性。

更为引人瞩目的是，阚昌言自费对破损和坍塌的德阳城墙、城楼进行了一次全面维修。

阚昌言在《修葺城楼记》中称:德阳城墙建在前朝何年已经无可考证，但他知道明正德年间(1505——1521)有一位知县叫姚公英的就修葺过城墙，并在上面竖立起城楼五颜：旌阳、孝泉、广居、迎恩、接爽。整个城墙之上，曾设炮台十座，守城棚几十间。然而明末兵燹之后，城楼焚毁严重，城墙也部分倾覆倒塌。这位知县上任后，就马不停蹄、挽袖撩袍地对县城进行了一番视察，面对坍塌的城垣他喟然兴叹。他写道：“于南北楼之缺者补之，坠者葺之，腐朽者更新之。次及东西二楼，计画鼎新，誓不派民间系毫，悉出清俸。”

对于这样一位勤勉、廉政的官员，我肃然起敬！却也不无遗憾地作想：我们这些后人对他的书写的确太少了……

作为生于斯长于斯的德阳人，就湖广填川这一重大的历史事件，我心中还有一个问题需要在此提及，那就是：湖广填四川的移民规模如此宏大，总移民数达130万之众，那么，移至德阳的人口究竟有多少？

我翻遍了自清嘉庆版及以后各种版本的《德阳县志》，却始终没有找到记载，或许是我花的功夫尚未到家。但不管怎么说，倒也意外的有所收获，竟从一些零散的资料上读到了外省移民的籍贯分布。清光绪年间《德阳县志续记》中的《陕西会馆田记》称：“时朝廷令他省民人入蜀报垦，当此之日，楚来最多，秦次之，江右为后，粤、闽出于乱定数十所之外……”

由此说明:移民德阳的湖南、湖北籍最多，陕西籍排在第二，其它便是江西、广东、福建等籍。

问题尚在，留待考据；时光荏苒，事实难驳。我们应该做出这样一个定论：湖广填四川的移民们，他们改变的不仅仅是个人的命运，更是整个四川乃至德阳的命运！

二

依照当时朝廷给出的一些优惠政策，部分移居德阳而身手敏捷的移民用“插柳圈地”的方式成为自耕农，更多的则以佃租土地的方式开始创业。

星月当空，田边地头，刀耕火种，忙得不亦乐乎！

然而，客民与土著因生存竞争的矛盾也开始显现。康熙时期中蜀抚李先复在向朝廷所奏的《楚民寓蜀疏》中，就描述过湖广移民与四川土著激烈的矛盾争讼。

那么，在德阳农村，主要表现为移民圈占土著熟田的行为；在县城内，又集中表现在移民以籍名建立会馆（德阳老城共有五省会馆：南街的广东会馆南华宫，福建会馆天后宫，东街湖广会馆禹王宫，陕西会馆仁圣宫，江西会馆万寿宫），结立乡党，一家有事，则“率楚中群人大无忌，此告彼诬”，把德阳土著居民弄得灰头土脸。如果再作对比，在生活习性上，土著生活节奏缓慢，不无惰性，而移民则讲求快捷，时效；在文化心理和思维定势上，土著浪漫奇特、富于梦幻，移民则崇尚务实和重在深入。

其实，就德阳农村而言，也不存在什么土地的生与熟。土著多年来依仗的就是巴蜀移动耕种的方式，一块田地一季收获毕，感觉瘦弱了，又开始向更肥沃的田地移动，非常相似游牧民族的生产观念。那么，你离开的田地，我为何不可以耕种呢？何况两湖及广东的移民本身就有着“插占，置业，创造”的理念，他们不会抛荒一寸土地。即便对于已经瘦弱的土地，他们也有自己的使用法则，那就是加倍的勤耕苦作！

以上说明土著与移民有着较大的文化差异。

因文化差异而导致碰撞、冲突的最终结果，便是文化的调融和整合。加之移民是异地文化的传播者，在量上占据社会总人口的多数，在质上亦处于优势，二者合一，在当时的情势下属于强势文化。

强势文化在传播中必然表现出对土著受众强大的冲击力、同化力和吸引力。

好在，巴蜀文化本身也具有极强的包容性。

随着时间的推移，移民与土著经过长期的接触增进了沟通、了解。更为重要的一点是，到了清代中、后期，当零散的起义波及四川，为保护身家性命和即将到手的收成，土著与客民选择了携手面对，你帮我衬，这就逐步淡化了省籍界限。再者，不断繁衍的移民家庭成员与土著的通婚现象普遍，家庭分支向外延伸且日益繁复，去移民化成为一种趋势。

特别是土著对移民耕读传家的广泛认同!

德阳毫不例外。

渔樵耕读，是移民的价值取向或者说是文化传统。但是，到了德阳，事情就开始发生了变化。移民们必须要对自己的文化传统进行革新。革新，就要伴随着激烈的内心冲突，但他们别无选择。比如渔，德阳哪有那么多的江河湖海呢?海阔天空、鱼肥蟹壮丰硕无比已经成为过往；比如樵，德阳属于浅丘，打柴除了满足自用，县城就那么小，居民的购买能力有多大呢？独醉山林、逍遥自在且收获颇丰的日子也已成为回忆。

于是，耕和读就发生了位移。“耕以立其基，读以要其成”，的确，耕读传家原本也是移民的祖训和家风，只是到了德阳、到了新的环境后彻底颠覆了过去的价值取向而被放置在了首位。

让我们来认识居住在德阳近郊农村的老骆，这位湖广填四川时从浙江诸暨移民德阳的第七代后人，面色黝黑，粗手大脚，这是他长期务农所至。德阳东郊浅丘，水稻产量极低，其他作物以种植红苕为主。红苕是移民们带进德阳的优秀品种之一，它耐旱、产量高，起到了填补口粮不足的巨大作用。正是深秋时节，收成后的红苕就堆放在老骆家的堂屋并占据着很大的空间。但老骆偏偏空出了堂屋旁的一间左房，里面仅仅放置着一张很大的几案，上面铺着毡，笔墨纸砚一应俱全。

我很好奇地问老骆：你在练书法？

老骆嘿嘿地说：哪里哪里，我在写字！

翻看摞在几案上的一大叠写过字的毛边纸，依照上面的文字，可以判断和概括出明理义，敦孝悌的内容最多。

一面劳动，一面写字，老骆给我留下的是一个反差极大的农民形象。

时间就到了改革开放，与老骆原籍接壤的义乌成为了一座商品城。老骆的身上是否就具有商业意识的基因呢?我不知道。我只是知道他这样一个打不来石的人，居然成为了当地石匠们做活路的中介。他的一双大脚行走在二重、东电、东工厂和村庄之间，把大量的石匠活揽过来，又将大批的石匠推向工厂的基建工地；直到德阳建市之初，这些石匠的身影依然活跃在石刻公园和旌湖两岸。

有了钱的老骆，没有用钱去买金戒子、金项链和皮衣（这是当时农村包工头最时尚的穿戴），也没有整修自己的住房。他开始谋划着在自己的宅基地修建“骆氏宗祠”。

宗祠就是祠堂，是供奉祖先的祭祀场所；也是宗族的象征，它使家族的每一位后人知道自己的来源，从而铭记祖先的功德。

老骆先是回到原籍浙江诸暨参加了“骆氏宗亲联谊大会”和祭祀先祖骆宾王的活动。活动的重要一项就是集体朗诵“鹅、鹅、鹅，曲项向天歌。白毛浮绿水，红掌拨清波”的诗句。的确，被誉为“初唐四杰”的骆宾王，以他幼年的《咏鹅》）和成年后所写的《在狱咏蝉》《帝京篇》等，一扫六朝文学的坚涩和颓废之风，为开辟盛唐清新、温润、慷概、激越的文学做出了积极贡献。

回德阳后，老骆一面修建“骆氏宗祠”，一面迈开他的一双大脚奔走在散落四川各地的骆姓宗亲之间，共叙故土乡情，进行家谱对接——他还要续写族谱!

编入门樯，记入宗谱，是每个家族的先祖和后人的最大心愿；不忘祖训家规，延续良好家风，是强宗固族谋求发展壮大的精神支柱。

我曾受邀参加过“骆氏宗祠”落成暨首次在川骆氏宗亲联谊活动，川内各地和部分外省代表云集德阳。

新落成的“骆氏宗祠”，显然是一派朴实无华的川西民居风格，白墙碧瓦；空间讲究，两进深浅。外间用作一般接待活动，里间则为议事大厅，当面的一堵墙，自下而上，呈梯度的摆放着骆氏高、曾、祖、祢四龛以及列祖列宗的牌位。祠内廊柱之上，虽然没有“九狮滚球遍地锦”、“九龙戏珠满天星”的传统雕刻，墙壁之上却有着老骆手书的祖训家规：比如敬祖思源，“万物本乎天地，千家源乎祖宗”；比如侍亲践孝，“孝为诸德之本，百善之先，须践孝修行，慎终追远”；比如修文励志，“变化气质，莫如修文，增光门户，惟有读书”；比如勤俭戒奢，“勤俭可立业，骄奢能毁家”；比如遵法守纪，“作善降祥，作恶降殃”等等。

在这次联谊活动中，人们推举老骆为四川骆氏宗亲联谊会会长。

耕读传家，重视教育。通过这次联谊活动，一个更大的计划也已开头。老骆主动表示准备捐出自己的一部分钱物，同时倡导宗亲积极参与而设立奖学金，用以奖掖后学，激励得到奖励的加倍勤奋；没有得到奖励的立起直追。

与老骆作别时，我向他提出了一个要求，那就是想眼见为实地看看他的笔墨功夫。的确，在当今，文房四宝装潢和支撑门面是一种时尚；业界的很多人更是雷声大而雨点小。

老骆不善言辞，先是连连地说着“不敢不敢”；后又跑出去反复地洗了手，又拿来一支香插在墙缝中，竟将一张全开的宣纸铺在了几案上。斗笔在砚盘里蘸饱浓墨，一挥而就了四个大字——

海纳百川！

既学谋生，也学做人的耕读传家，是延续千年的中国传统文化，即使在今天，暖意融融的耕读气息依然弥漫沁润在我们的面颊和心田。“耕”作为物质基础是立命之本，“读”作为精神生活为教化之源，重新审视并广义地理解它，难道不是当下所提倡的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

再来认识德阳老城的一位居民——已过花甲之年的银敦品。

在我采访银敦品的时候，他这样向我介绍和解释他的姓名:银者、敦品也！这很出乎我的意料，我惊异于他将自己的姓和名分开且强调得极具蕴含，这是不是有点金者、足赤也的意思呢!

翻阅银敦品为我递上的家谱，我发现，重耕重读的银氏先祖，在编排已就的二十四班辈文字上也挺讲究入诗: “时逢泰和 运际重熙 敦本培源 怀仁思义 崇德礼贤 章成道义”。

银敦品的祖上是湖南宝庆府人氏。宝庆可谓好地面！北障雪峰之险，南屏五岭之秀，资水横贯，邵水交汇，丘陵起伏，盆地珠连。自古一为交通要道，一为商埠中心，经济发达，文化昌盛。家境殷实的银氏祖上，尊奉康熙招民填川诏，召开家族大会进行商议，结果是欣然同意举家入川。一路上，他们还兴致勃勃地观山望景，盛赞四川山水。落脚德阳后，在东郊灯盏窝（今旌阳区寿丰场）购买肖家堰田地耕种建屋。

但这只是权益之计。

银氏先祖在迁出地就长期从事商贸，迁入德阳后，在情感上从未把土地当作自己的物质和精神依赖，他不认同乡村与城市的截然疏离；更不认同生活节奏缓慢的乡村生活方式。他一刻也没有忘记尽快回归城市、并得到城市身份的确认；他更习惯城市喧哗的社交场面，习惯烽烟四起的市场竞争！于是，到了银氏第三代时，开始举家挺进德阳县城，用全部积蓄在北街和东街买房置业，编号“三兴和”，从而恢复了从事商贸的传统；余暇之时，喜欢与县城内的文人学士走动往来，热心参与各项社会事务，诗书不忘，授子传家。

仅银家在德阳老城东街关帝庙旁的水巷子居住就长达150年，至到民国时期，家业才由盛转衰。为了全家人的生计，银敦品的父亲进入卢作孚民生公司开办的民生学校学习裁缝，并将裁缝手艺传给银敦品。

“你以为我们忘记了‘耕读传家’的祖训？没有！” 银敦品说。

我相信，与大多数移民一样，他们只是为了生存而暂时强调着“耕”，而弱化了“读”。

作为湖广填川的银氏第九代后人，上世纪的60年代初，银敦品的家中突发了一件要命的事情:做裁缝的父亲积劳成疾，弥留之际，他将十五岁的银敦品叫到床前问了一个问题:有没有能力担起这个家？如果没有，就让你妈带着你和下面的两个妹妹改嫁！

十五岁的银敦品没有回答这个问题，但是他懂得父亲这句问话的份量！父亲病故的这一年，他终于找到了一份工作——公路养护工。准确地讲，他担起了三份工作：每天下班，他急切地赶回家中开始连更宵夜为雇主裁缝衣服；星期天，又从县城东门外的农户手里购买花生，再爬上“闷罐”火车到成都车站贩卖赚取差价。

1972年，银敦品被抽调到德阳县组建的“三化”（短途运输、内河船舶、养路护路机械化）办公室工作。两年后，“三化办”更名为县交通机械厂。正是计划经济时代，划拨给厂的钢材只有数十吨。眼看产量上去了，原材料又跟不上趟。厂长看上银敦品这个湖广移民后代在武钢、重钢、太钢、宝钢的人脉关系，派他担任供销，他居然购回了数千吨钢材；为了扩大产品销路，他不惜跑腿，到全国造车的厂家着力推销本厂生产的汽车大梁和其他配件。全厂加班加点连轴转，产品依然供不应求，他于是又主动兼起了车间主任。征得上级同意，为了提高工人的积极性和生产效率，他在车间将每道工序生产的合格部件细细分解成积分与工资奖金挂钩——

这，就是后来被所有生产企业普遍采用和推广的“计件制”。

德阳建市之初，银敦品连续被市政府和市经委评为全市工业战线先进个人，同时晋升为厂长助理；此后，又被市总工会授予“促销能手”称号。

采访间隙，银敦品从书桌的抽屉里拿出了厚厚的一个小本，虽然纸张发黄，但上面密密麻麻记载着车间工人在每道工序上生产的产品数量、总积分、总收入的文字依然清晰。我发现，这些工人的收入，是当时大家工资水平的两倍。

增长了收入，积累了财富，就需要改变自己；改变自己的目的，是为了更好的做人。于是“耕”与“读”开始换位。

其时，35岁的银敦品并未因自己与大学失之交臂而遗憾，也并不认为文凭就能与人才划等号，是融入骨髓的耕读传家之风使他进入了西北大学函授学习，而且如期获得企业管理专业文凭。

当银敦品把自己的文凭摆放到正读高中的女儿的书桌前时，他鼓励女儿道：读，读到哪，我供到哪。

此后女儿考取大学了，银敦品还是说：读，读到哪，我供到哪；女儿去香港大学读书时，他仍然在说：读，读到哪，我供到哪！

“5.12”大地震后，女儿接到了美国一所大学的录取通知书，她根本不知道自己的父亲因企业改制已经下岗多年。为了让女儿安心攻读，银敦品隐瞒实情以打工为业。

香港机场，银敦品对临别的女儿依然只淡淡地说了一句：“读，读到哪，我供到哪。”

飞机轰然起飞，候机大厅里的银敦品泪流满面……

可以说，移居德阳的每个家族、家庭都有着一个个尚待挖掘的精彩故事，这些深深烙上中原文化、岭南及客家文化印记的生命个体，以他们点点滴滴的世俗生活场景，不自觉地参与到了文化传播的阵线当中。

中华文明宏大庄重的仪式，正是在一个个区域文化和个体生命的生生不息中构建完成！

时过境迁，在21世纪的今天，湖广填四川已经成为遥远的话题，而移民先辈也已成为后人们永远的怀念。由于要写作此文，我在采访以上两位时，均征得同意而仔细翻阅过他们的家谱。我发现：已经很难在客民与土著间划出一道清晰的界限了。

——这是除了移民耕读传家的事例而外，我长期关注的一个重点！

看来，整个的湖广填四川充满着移民从客居到土著化的过程。这个过程有如和风的不断拂面，有如细雨的反复滋润，它说明和体现了一个不容忽略的重要事实，那就是无论原住民或者新移民，他们都是命运的共同体！

三

“老陕，陕板板!”这是老德阳人对外来人口的统称。

陕西在湖广填川中，占据非常重要的位置。因为川陕自古相通，实属近邻。历史上，陕南的汉中、安康曾一度隶属于四川。很多移民家谱上的记载都将其归为四川属地。

湖广填四川使德阳人口大增，商机也随之显现。与其他省份的移民生活生产相比，陕西移民则更有商业头脑，他们率先带着食盐、茶叶和杂货，沿着由秦入蜀的金牛古道进入德阳县城经商。于是，陕西馆就成为较早修建在德阳老城东街的陕西同乡移民会馆。

德阳人略带贬义的指着这些讲话鼻音很重的人说：“老陕，陕板板！”

直到上世纪的五、六十年代，三线建设时期的那些万人以上的大型工厂陆续迁入德阳，无论是操着大嗓门的东北人，还是穿戴时髦、满口吴侬软语的上海人，德阳人依然在他们背后指指点点的说：看、陕板板！

三线建设时期，是德阳历史上的第二次移民潮。

直到今天，我还是这样认为。

上世纪六十年代初，随着中国与（前）苏联关系破裂，加之“美帝国主义”不断在东南沿海制造事端，中国原有的安防体系开始动摇。出于战略研判，毛泽东和党中央决定将东部和南部沿海的国防、科技、重型工业向西部转移。因为整个中国西部，地势西高东低，由南至北的高原、山脉形成了一道道难以逾越的天然屏障。据说，历史上（公元前4世纪）远征欧亚的马其顿帝国和后来的阿拉伯帝国（公元632——1258年）都至此望而却步。雄关大漠，吹雪呼号；摩天高山，飞鸟绝迹。在恶劣环境中选址，是当时三线建设的刻意追求!

于是，在“备战备荒为人民”，“好人好马上三线”的时代号召下，一场轰轰烈烈的三线建设拉开帷幕。

四川，因其战略地位成为三线建设的重点，而德阳又成为重中之重。

先是一批又一批管理和技术人员涌进德阳，他们在郊外搭起了一排排的工棚。作为三线建设内迁工厂的辅助企业，部属和省属的大修厂、水泥预制厂也在德阳南郊的工农村建厂。推土机、打桩机、夯机的巨大轰鸣整天响彻老城四周。

我在翻阅很多有关三线建设的记载时，有一个突出的感受，那就是形而上的叙述和标识性的文字太多。所以，我在叙写这一事件时，就尽量地要求自己偏重并凸现更多的人文内在信息，或者说是世俗表情——

德阳老城四周，建厂的热潮如大浪翻滚，第二重型机械厂，东方电机厂，还有后来的上海新业电工厂（后更名为东方电工机械厂），开始雄踞在老城的南、北、西门，这应该是德阳历史上工业文明首次对老城的重重包围！一排排高压输电线路的铁塔和厂区的烟囱指向天际，一道道密不透风的高大厂房和车间遮住了落日的余晖。而老城呢，依然静如止水。天一断黑，只要四条街的某间铺面、率先按照铺板上依稀可辩的编号在一块块的闸拢了，立即，满街都是“啪啪”作响关闭店铺的声音。十字街心的钟鼓楼在暮雾中隐隐约约，翘角飞檐和瓦楞上站满归巢的麻雀，白色鸟粪就点点滴滴的撒落地面。老更匠沿着只有七米宽的四条街游走，抬手一声锣响，张嘴一句“熏蚊烟啦——”，于是，满城一起点燃搅拌了“六六粉”的蚊烟，将蚊虫逐出城去。还有在街上叫卖热鸡蛋的一位婆婆，手挽着的竹蔸内，鸡蛋已经早热晚冷了，还是在高声叫卖：“买热鸡蛋啊！”

三线建设是中国经济史上一次大规模的工业内迁过程，伴随之中的，必然是大量职工的内迁。这些内迁的职工，全部来自上海和大东北地区的大城市。“我们都是来自五湖四海，为了一个共同的革命目标走到一起来了。”毛主席的这句话，是他们当时最响亮的口号；还有“我是一块砖、任党挪来任党搬！”当然，也有一些年龄稍长的，他们的考虑更为实际一些，那就是内迁到此地，工资要比过去高一些；西部以及德阳的物价相比大城市要低得多。而且福利待遇有所保障：冬天有着保暖的补贴；夏天的时候，各车间的制冻机将制作好的棒冰、冰水发给每一个职工；逢年过节，还可以享受到水果和冰冻带鱼等。

这就形成了看似相对独立的两大“阵营”。

一个是城墙锁住重门叠院关住城外青山的农业小县城。城内的南北中轴线上，县暑、孝子牌坊、钟鼓楼、南华宫、文庙一字排开。城墙下的护城河在静静地蜿蜒流淌，城墙内的日子也在平平淡淡地流逝。早晨起来倒尿桶，一分钱一担的买水，洗菜，煮饭，晚上早早熄灯入睡。人们宁愿守住属于自己的一份古朴。

一个是围墙内一座座成型的现代化大工厂，大到在厂里可以跑火车，大到从厂北门走到厂南门有十里路。还有各厂围墙外生活配套设施一应俱全的学校、医院、商店、招待所、广播台、俱乐部。上班下班统一以广播为号，上班放的是《社会主义好》，下班放的是《大海航行靠舵手》。无论上班下班，穿着各厂工作服、并在腋窝里夹着一个铝制饭盒的职工密匝匝一大遍在紧紧张张地移动，几乎要阻断了通向工厂各道大门的路面。

但与当地人无关。当地人三脚两步就能到达上班的地方，米市坝出卖的坛罐就堆放在店铺外的地面上，有人来买，就将坛口对准人家的耳朵听里面的嗡嗡声，是否漏水，听声辨别。铧炉巷内多少个铁匠铺的铁砧上，手锤和二锤敲出些零乱的节奏，补钢的铧犁，搓齿的镰刀在淬火的水桶里哧哧着响；竹器社里破竹的声音此起彼伏；潮扇社内，剥篾刮丝编织扇面的工匠和伏在几案上的画师立起身来长长地伸展一下腰腿；百货公司里，隔着柜台和稀疏的货架，营业员在袖着手摆张家长李家短。食品店外，天不亮就排起买肉的队列。国营长春食堂飘出阵阵爆炒的香味，却并不见多少人用餐。挑着担卖德阳酱油的、哗啦啦甩响一串铁片的补锅匠、丁丁当敲着手里一页卷钢卖“丁丁糖”的小贩在沿街走动。邮政局里，各大厂的报纸、信件按照信箱编号在逐一分发，而没有写明街道和确凿门牌号码的当地人的信件，又一律贴上盖有邮戳的“地址不祥”批条按原址退回了。到了一周三天逢场毕，街沿边满是遗弃的菜叶和谷草。东街小饭馆内外，正拥挤着用一碗面下一碗饭的郊外农民……

德阳城墙内外，两个天地；“厂里人”与“当地人”成为相对的称谓。

但是，工业和商业发展的大背景，也随即统摄和笼罩德阳。老城旧有的、被城墙包围的“里坊制”，在不经意间开始走向开放式沿街设铺的城建布局；加上一些城郊的农村人进城经商，城墙作为城乡划分的标志日渐淡漠。于是，德阳老城突然开始拆除城墙，尘土弥漫，雀鸟惊飞。

待尘埃落定，德阳老城的居民们发现，二重，东电，东工三大厂为职工所建的生活配套设施已经延伸到了城墙边上，就象与你碰面主动伸过来的一双双手。

德阳老城，迎来了它的工业文明时代!

四

每每到了星期天，“厂里人”纷纷操近路从小巷进入县城。

你东北人喜欢的猪肉炖粉条和上海人做“狮子头”总得需要必须的食材罢!

二重和东电的东北人个头很高，翁着鼻子说话的嗓门也大，他们豪爽得可以不问价钱地购买大白菜和萝卜，这使“当地人”的小商小贩们喜出望外，脸上笑笑的，眼看秤杆高高翘起砣不压秤了，实际上却缺斤少两。而东工的上海人就精细得多，他们善于讨价还价，而且总要用自带的、有着一个小挂钩的衡器再核对一下重量；菜已经买好放在篮中了，起身时还要顺手拈走人家一根葱。

“陕板板!”当地人黑封着脸这样说。

说归说，眼神却在暗示着什么。厂里人的物质供应丰富，从东北和上海运来的肥皂、火柴、毛巾、电筒、电池、胶鞋、热水瓶是当地人的最爱；而当地人摆不上餐桌的螺丝、螃蟹、黄鳝、团鱼又成为厂里人的枪手货。因此，以物换物的交易也在偷偷地进行，尽管时常被市管会的工作人员驱赶。

但是不管怎样，厂里人的穿戴的确让当地人大开眼界。东北人的松紧布鞋，皮衣，手套；上海人穿的卡其布和“的确凉”、羊毛衫、尼龙袜和皮鞋。还有飞马牌香烟、大白兔奶糖、红灯牌收音机、青年人结婚时置办的“老虎腿”以及组合式家具，都让当地人羡慕不已。

即便到了上世纪的六十年代，物质供应变得非常匮乏，厂里人的打扮依然显得大方得体。比如电工厂的上海人，宽大的劳动布工作服一发下来，他们就会自己动手将衣服的腰身改窄，把裤腿改小，小得只有五寸；他们喜欢在脸部抹上百雀羚牌的润肤膏，在老城里走动，显得婀娜多姿，头脸光鲜，香气袭人。再是，上海的布店里经常出售一些可以免布票的零头布，价钱也便宜，他们就托亲戚带到德阳，再动手缝制成假领（仅仅一匹衣领加乳罩似的扣袢，这样很节约布料），或者用其拼出被面、窗帘及沙发套来。

这就是他们身上的文化基因和审美观念在起作用了。

我儿时的一位朋友，凭借土地被征用就安置在电工厂，工种叫普工（技术工种安排的全是厂职工或者其子弟），其实就是打杂。我那时正下着乡，与农民们一起在出工收工“背太阳下山”，而他每天已经开始了上班下班，穿着劳动布的工作服和翻毛的工作皮鞋，身上透出的一股机油味很是刺激我的神经。几年后的一次碰面，他执意邀请我去他厂里的集体宿舍玩玩，他的两手搭在我的肩上，笑笑地说：“侬去阿拉厂子里睽睽（看看）。”我“啊”的一声惊叫着说：你说上海话啦?他说：我们厂里都说上海话呀！

集体宿舍里，杂居着单身的内迁职工和一些德阳当地进厂的工人，也包括一些“上山下乡后”回城的厂子弟。

其时，德阳老城北郊的北光公社的数个生产队，已被县人民政府开辟为蔬菜种植基地，负责向二重、东电、东工输送蔬菜；同时也输送劳务。而工厂呢，招工指标除了主要解决厂子弟外，也会以照顾的性质招收部分当地人，他们主要是当地干部的子女。长时间的居住一起，他们已经被“厂化”。他们可以聚在一起，相互配合，把厂里发的“劳保手套”拆了，再用棒针织成线衣线裤。他们还学会了和面、擀皮、包饺子。他们可以聚在一起咿咿呀呀地说上海话，听上海的沪语广播，做上海的菜。甚至，他们还会将当地的朋友偷偷带进厂里去洗大澡。厂里的各个车间，利用废热都建有澡堂。要知道，当时的德阳老城只有文庙旁一个澡堂，更多的人都是躲在角落里用脸盆冲冲，如果到了冰天雪地的季节，那就只有忍着。

他们是将“厂里人”的生活习尚带回德阳老城的第一批人。

同时，他们也是将“厂里人”带进老城生活氛围的第一批人。

由于都杂居在厂里的职工集体宿舍，下了班，就聚在一起聊天，打牌，喝酒。才入夜，就跟随当地的工人逛进老城。德阳老城内，为数不多的路灯照耀着十字路口和主要地段，东街的“文豆花”，钟鼓楼的“王凉粉”，城隍庙的“熊蒸肉”以及沿街叫卖的“夏卖面”就摆设在此。这些地道的四川麻辣货色开始进入东北和上海人的胃口，起身一路哈着气的走，北方人在说:好吃，上海人在说：好矻！到了星期天，居然也厮跟着去北街的茶园听评书，说书人周师傅正在讲：张献忠剿四川，剿得到处阴惨惨，剿得包谷光杆杆，十户人家九户鬼，鬼哭神嚎血成水。“啪”，惊堂木拍在讲台上，把上海的内迁职工吓得弹起身来，嘴里连连在说“听弗（不）懂”。而东北的内迁职工最爱去南街的矮茶楼，里面围鼓正摆得劲仗。他们看不懂川剧，却觉得锣鼓场面激烈得有如暴风骤雨。特别是“坐桶子”的那位鼓师，手里的一对鼓芊抡出一圈风，突然一根鼓芊折断，也不声张，顺手扯过某人正在点烟的纸焾继续而无丝毫散板；而且还指挥着一班锣鼓“光扯来扯蛋”的来一个干净利落的“收拾”，引出众人哗哗掌声。内迁职工中的一位工程师就揭穿其中的秘密说：我看清了，我看清了，纸焾怎么能打得响鼓呢，他是把手中的另一根鼓芊打得更加坚实更加紧密而已。另一位做会计的就说：他手上的鼓芊抡得那么快那么圆，每秒钟达到了十二次！

当德阳老城人的文化生活还停留在看川戏和听评书的时候，三大厂就在每个周末放映电影了，却局限在本厂职工观看。这引得老城居民风起云涌而来，他们发一声喊，同时用力撞开了俱乐部的大门，大乱了观影秩序。二重厂就率先在德阳老城的“红旗广场”（今文庙广场）扯起露天银幕，架起电影放映机。但人们还是哗哗啦啦地拥挤着，尽管已经无法挤在银幕的正面观看，就是看反面也依然挤得你倾我倒。电影放映之前，总有厂方的某位领导要讲讲话，非常感谢当地人对厂的厚爱和支持云云。其后，东电、东工也开始在各自厂区放映露天电影。

这是德阳老城人的盛大节日。还是下午，人们就纷纷提着小凳、捡来砖石瓦块涌向厂区的放映点占据位置。郊外的农民，也穿上过节的衣服，带着煮熟的红苕，备着走夜路的马灯徒步十几里路赶来观看。电影放映中，往往到了精彩处就突然中断了，不明究里的当地人就叫骂道：龟儿咋个的喃？东北人瘪起嘴说：小样的，得瑟啥呢。上海人就制止道：侬弗（不）要杠（讲）话呐，拇搭粗（摩托车）来呐！因为只有一个电影拷贝，摩托车就奔驰在三大厂的露天放映点转运输送拷贝。虽然如此，来自东北和大上海一流电影院的影片，总会第一时间在这里上映，《列宁在十月》、《地道战》、《打击侵略者》、《宁死不屈》》、还有《佐罗》。电影散场，人们高声学着列宁的演讲或者哼着“鬼子进村”的音乐，却留下满地的砖石瓦块和烂纸，只有让厂里自己去收拾了。却也毫无怨言，周末照放不误。

共同的精神文化生活需求，首先填平了外来与本土文化的差异、冲突的沟沟壑壑!

但是，作为三线建设大工厂的第一代内迁职工，他们普遍都怀有一种故乡情结，因而无论在生产和生活体系上，难免不形成一种“厂族意识”。比如在招工安置上，他们首先考虑的是本厂子弟；在选拔、任用干部上，也首先考虑内迁职工。在婚姻方面，他们严格要求自己的下一代首先在内迁职工子女中物色对象，来自同一城市同一街区的最好(我那时在一篇“车间文学”的小说中，把这种现象称为“亲戚部落”)。其次，再考虑厂际之间，因为工资收入和福利待遇基本相当。而当时的德阳老城，家家还在烧柴草，但厂里人已经在烧炭了；当老城使用蜂窝煤时，厂里人已经用上了天然气；此外，当然还要顾忌到当地人在家乡有一大堆盘根错节的亲戚老表！

然而，爱情连国界都可以不分，何况文化差异和“厂族意识”的阻隔。

能够阻隔得了要死要活的爱情吗？

我很欣赏“厂里人”和“当地人”结成的爱情对子。虽然在当时的时代背景下，他们相距两、三个身子在老城里走动，前面的总会以挠挠头的方式，向后面的一位回眸一笑。但等入夜，料想他们定会出现在“南京路”上。

贯穿德阳老城南北郊外的那条碎石铺就的川陕公路，被人们冠名为“南京路”。一则因为灯光稀疏、环境背静，恋人们敢于挽着手、靠得很近地走动。这样的情景，与电影中大上海南京路上的若干镜头极其相似。一则因为住房拥挤，“南京路”就成为了爱情大道。恋人们喜欢在此“压马路”，任由掌满鞋钉的皮鞋得得的敲击夜空。男的就要给女的讲一个笑话了：昨天从厂里下了班，看见你二爸在河里捞了螃蟹卖。我问多少钱一斤？你二爸认不得我，就说一元一斤。我说给你五元吧。你二爸就翻起白眼看着我说不卖！我就问，你这螃蟹可以分开卖吗？你二爸说可以，螃蟹身子卖六角，爪爪买四角。我就全买了，螃蟹是吃爪啊，我占了大便宜！女的就一指头点在男的的额头，说：你比人都精灵！笑够了又挽起手走，即便无话，同样受活，听得到路旁的绵远河在无声地流淌，看得见岸边一人多高的芭茅丛在晚风中轻漾。

从爱情到婚姻，就是一种资源整合。两个不同成长背景、不同血缘关系的人组建成一个长期合作的关系，它必然将两人背后的人际关系也交织、整合在一起。

更何况随时光推移，“厂里人”和“当地人”不同文化的互相渗透已在年轻一代的身上表现出一种习以为常。“厂里人”和“当地人”组建的家庭已经非常普遍，就连语言也在相互影响中此消彼长。要么是丈夫改口说四川话，要么是妻子改口说普通话。特别是二重和东电的东北口音与德阳当地口音的杂糅混搅，而形成了一种当时很流行的“厂矿普通话”；东工上海人的第二代，居然可以非常标准地讲德阳当地话，而且不无湖广方音！

到了内迁职工的第三代人身上，“厂里人”和“当地人”已经完成了文化意义上的冲突、追随直到融合的全过程。

回望德阳，其实是关照这样一个移民城市的巴蜀文化与中原及华北文化，岭南、客家文化，海派文化的并存与互渗，从而厘清人的生存状态怎样贯穿于城市文化的多维空间，体现城市文化的丰富性和不同品味。

回望德阳，其实也是关照德阳在多元文化的浸润和孕育中的日新月异。今天的城市，人们很难再将高大的楼群与老城的门牌对应，它全然打破里坊制建城模式，而代之以开放性和辐射状的街道社区。它成为一个地区的经济和文化中心而不断地吸引大量人口进入，这仍然是不容忽略的现象——移民！

即便是在德阳都市化进程日益提速、同城共享的当今，移民现象依然是必须评估的重要一环。

回望德阳，其实更是关照德阳在多元文化的浸润和孕育下的综合人文。今天的德阳人的身上，正在体现着中华民族最具情感魅力的文明素质：艰苦创业的高尚品质，坚定不移的家庭观念，无微不至的孝老爱亲，勤勉节俭的持家风范，爱岗敬业的职业形象，素面朝天不可亵渎的丰美仪容，隐忍含蓄不卑不亢的处事风格，大方得体不俗不艳的社交姿态……

无论是湖广填四川的第一次移民，还是三线建设时期的第二次移民，这些移民对于德阳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我们对他们应该表达由衷地崇敬!

乡愁，是我们每个人对故土的一份浓浓情愫，特别是德阳的老一代移民!尽管，家谱在续写，宗祠在兴建；水饺在包裹，“狮子头”在烹饪，老旧的“三五”牌座钟还在嘀嘀嗒嗒地行走。可他们已经须发霜白，曾无数次地计划着要返乡，但桑梓故里已无属于自己的半寸土地；曾在退休后决计要定居原籍老家，而一当成行，行走在大上海和大东北的大型城市里，他们的眼光便变得犹豫迷茫。即便有钱也无力承受那么高的房价；即便有着祖上留下的老产房，却没有了人际交往的关系。

于是，他们又很快地折返了。

但当有人问起，他们这才回答道：家、子孙，已在德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