孝感书院

——德阳记忆・书院（二）

我在写德阳凤仪书院《有凤来仪》文中，提到过书院巷里捡字纸的郭爷。惜字如金的郭爷身上，其实流淌着家族崇尚文化的血脉，因为郭爷的祖上就是德阳孝感书院的蒙师，即从事启蒙教育的老师，人称郭塾师。

在清代，按照当时的学塾制度，小孩子到了四岁，便要送去接受启蒙教育。条件较好的家庭，请教书先生到家中来教育本族子弟，此为家塾；条件一般者，把孩子送到官办和有钱人出资开办的学校中，此为义塾；还有一种是教书先生在家办学，学生自费前往学习，便是私塾。这些学塾的教书先生统称塾师，可以理解为今天的小学老师。

德阳孝感书院为民间和地方组织共同开办，始建年代已无法考证，只知道清康熙年间设在德阳县西的孝泉姜公祠内，到了乾隆十六年，改设县城东面的崇果寺。又六年，由县令周际虞出面购得北街空地二亩五分建起讲堂五间，挂匾“光霁堂”。后又扩建，共设厅堂三间、左右厢房、二门一座、头门三间，悬挂“跃鲤” 匾额。“跃鲤”出自德阳孝泉镇“一门三孝，涌泉跃鲤”感天动地的民间传说，据此，书院兴盛时，干脆就更名为孝感书院了。

整个孝感书院建筑以讲堂为中心，庭院天井组合。中轴线上的房舍均为三进、四进，由大门、讲堂、祭殿和书楼依次排列。后又增设二门、文昌阁。从构架上看，不见斗拱；其装饰也拒绝彩绘，只是在布局上比较讲究角度的变化，达到层层推进的效果。这些都非常含蓄的表现出古代中国知识分子的清高风骨，也体现出了书院以讲学、藏书、供祀的鲜明格局。

德阳孝感书院是县级书院。如果说以省级书院为鳌头，以府、州级书院为骨干，以乡镇级书院为辅助的话，县级书院就是整个清代教育体系的主体了。

其实，清代初期，朝廷在制定文化教育政策上还是很纠结且颇费踌躇的，一则为了实现对汉族地区的统治，采取了笼络汉族士人的做法，即实行科举取士的制度，让汉族读书人有仕进之途。二来，实行科举取士后，读书应考的人数陡然急剧增加，这使官办学校里教书的、读书的整天都在为了科考而忙碌，致使原来正常的教学活动受到冲击。到了顺治时期，朝廷便不得不发布一些含蓄的条令来进行抑制。然而康熙年间，书院发展势头更为迅猛，势不可挡，大批人为了实现金榜题名的梦想，选择民间书院为求学之所。虽然民间书院有别于官学机构，却也让朝廷意识到它具有存在的价值——为培养科举人才服务。但是，一个必须要面对的问题就摆在了康熙的面前，即对于书院，是抑制还是引导？这涉及如何调整政策的问题。康熙采取了适度宽松的办法，既不抑制也不倡导。中国封建皇帝历来都标榜尊崇祖训，因而不可能明确宣布废除先帝政令，只能使用变通的办法处理。到了雍正十一年，皇帝的谕旨妥善地解决了这一问题，并且对民间书院拨出公款给予支持。谕旨中说：朕临御以来，时时以教育人材为念，但也听闻一些书院之设，存在着浮慕虚名的现象，所以尚未敕令各省通行，这有待于以后颁降谕旨。近来，也感到很多官员渐渐懂得了崇尚实政，不事沽名邀誉之为，而读书应举者，亦颇能屏去浮嚣奔竞之习；如果各省官办书院，选择文行兼优之士读书其中，使之朝夕讲诵，整躬励行，有所成就，这样也能影响远近士子努力奋发，此为兴贤育才之一道也。

这道谕旨其实很体面地实现了政策转变。

从雍正的渐进扶持再到乾隆的全面推行，特别是光绪二十年（1894年）甲午战败，清政府从大梦中惊醒，也同时反省自身的文化教育政策，遂在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发布上谕，限定两月内将全国大小书院改为兼习中学和西学的学堂。到了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朝廷正式下达书院改制令，责令各省在省城设立大学堂，各府及直隶州改设中学堂，各州县改设小学堂。

应当说，书院的兴盛与没落，基本上就集中在这一个时期。

真的是世事难料！但是，对于郭塾师这样的读书人，他没有预测未来的本事，兴盛也罢，没落再说，他能做的就是一丝不苟的按照自己的方式生活。郭塾师是湖广人氏，其家族于清代初期分两个支系移民德阳。一支在南街做杂货生意，越做越大；一支在西街寒窗苦读。郭塾师属于寒窗苦读这一支系，科举废除后，不以文章取士又无力做生意，家道就衰落了。到了郭爷这一代，祖上传下的只有一部《康熙字典》，两个花草虫鱼瓷瓶，一对楠木六角雕字镶檐冒筒，一筒上雕有“白发宫女在，闲坐说玄宗”，一筒上雕有“寥落故行宫，宫花寂寞红”……

当时的郭塾师已是童生，他曾在清光绪年的末期参加过县试和府试。在等待了三年后，这一年的八月上旬，省里的学政官到德阳考棚主持院试。院试，可是童试的最高级别。

这样的机会，郭塾师是断然不会放过的。

这天一早，郭塾师来到德阳考棚抽考试签，他将头偏向一边，两根指头拈起一支签就塞进了袖筒里，然后才背过身去掠开衣袖慢慢展看，这个时候，他的嘴角露出了一丝笑。因为，郭塾师抽到的是初九试。当时的情景是，由于考棚规模局限，号舍少，考试要分成三场进行。初九试是第一场考，接下来还有初十一和初十三试两场。郭塾师固执地认为，初九是个吉利日，还有就是考棚内外收拾得很干净，绝没有尿桶屎桶遗留的异味。

抽到了初九试，就意味着郭塾师必须在初八的晚上经过检查、搜身后进入德阳考棚考试，然后在第三日交卷。

德阳考棚是清道光十三年建于北外街，规模不大，三十多间号舍一律南向成排，门头大书字号。号舍里面除了桌椅，灯盏，还设有水缸和尿桶。正是八月天气，熟食容易腐坏，郭塾师便携带了烤成二面黄的十张饼，不用说，在接下来的三天考试中，他和其他考生们吃住就都在上了锁的号舍里了。

第一场考试是八股文，是从四书五经里面选材而出的题目。第二场考试是官场应用文，主要是为上下往来的公文写判文。第三场是考策问，涉及一些具体的国计民生问题，要求考生回答对策和办法。对于前两场考，郭塾师是不在话下的，他已经用三年时间背诵了《论语》《孟子》《诗经》《礼记》《左传》；然后又阅读了相当于原文几倍的注释以及其他经典的史书和文学书籍。那么，第三场考，就是郭塾师的弱项了，国计民生问题和对策，他还无暇进行深入思考。

连续三天的考试，伴随着沉闷的雷声下了三天雨。郭塾师刚从号舍里出来，就迎面来了一阵风，把身上的长衫鼓得啪啪作响，心想咦咦咦，怎么长衫变得异常宽大了呢？低了头往一摊雨水里照，才发现自己形容枯槁、两腮深陷了，于是摇摇晃晃走回家后就倒在了床上。

第三天，依然躺在床上的郭塾师，听见了三通炮响和吹打的鼓乐，他知道，这是考棚打开正门、在照壁上发榜了。于是，着家人去看榜示。一会儿，家人快步跑回来，嘴里连连在说：中了，中了！郭塾师上半身从床上立起来，问：咋个中了？家人说：你的名字在榜上。问：排在第几？答：排在第二。郭塾师说：哦，不在案首。说完就咚地又倒在了床上。

如果是排在案首，那就叫“廪生”了，可以定期去领取公家发的廪米和津贴了。

郭塾师的名字排在第二，应该叫“增生”，虽然没有资格去领取公家的廪米和津贴，却也排名靠前而考取了秀才。考取了秀才，就表明一条坦途基本上铺在了他的面前，也就是说，自己算是有了一份功名，进入到了士大夫的阶层，可以免除差徭和用刑；走在街上，见了县官也不用再下跪了；而且拥有了到州府去考举人的资格，如果考中，三年后，又可以进京去参加会考，向进士冲刺了。

这一日，郭塾师在家人的簇拥下去北门外的文昌宫上香。文昌宫是科举制施行后的产物，供奉着管理世间乡举里选、大比制科、服色禄秩、封赠奏予的文昌帝君。去年许的愿，今年需要还愿，簇拥着郭塾师还愿的队伍虽然有些拼拼凑凑，却不失浩浩荡荡。队伍原本可以直接去往北门外，却偏偏要转路先去到南街。转路去南街的目的，就是要在做生意的那一支面前显一显。当然，一路上风光得使街坊邻舍伸长了脖子，而使做生意的那一支低缩了额颅。

风是风光了，接下来的日子依然过得清汤寡水。如果还要继续去考举人，家里的经济条件不容许了，对于街坊邻舍来说，人家簇拥着你去文昌宫上香，已经算是给足面子了，再要借钱就很难开口了。唯一的办法，就是向比较殷实的家族借贷。

德阳县城不大，从西街经过街心的钟鼓楼，再转向走到南街经营杂货生意的本家，距离不过百米，郭塾师觉得是走过了千山万水。当露着一张笑脸走到了杂货铺前，郭塾师的一双脚却再也迈不动了。杂货铺里的那位本家，上半截身子匍匐在柜台前，脸上笑了一下又收拾了，又笑了一下才说：中了。郭塾师低了头说：嗯。本家说：你看你看，街沿上那只鸡，身子小小的只长尾巴，快要成凤凰了么！说完，一双眼睛瞟在南边，南边的天上有几团黑云正在聚集，将雨未雨的，闷热得不行。

郭塾师恨不得把脑袋塞进裤裆去。

暂时没有了学业的资金支持，郭塾师便一边攻读一边在家教授蒙童为生，时间一晃，就过去了五年。

五年后的这个正午，郭塾师在桌子上清点节省下来的银两，差不多快要筹够去成都府考试之用了，他觉得，一扇希望之门即将徐徐开启。

吱嘎一声，门的确打开了，正午威严的阳光顺门而入，直射得郭塾师半眯了双眼，他隐约看到，南街开杂货铺的本家将一包银子哗啦啦的倒在桌上，嘴里在说：你要用钱，哦不、是借，拿去吧。郭塾师基本上不相信自己的眼睛和耳朵了，他把一坨银子捏在手里，又的确是硬铮铮的，说：那我写张借据。本家说：莫忙，我问你，这是哪一年了？郭塾师说：光绪三十一年了。本家在桌子上拿起一锭银子，说：你这个迂腐子是真不晓得时事么？科举制都过去了半年零一十三天啦，你还数个屁的银子啊！

本家因为与外面有生意来往，懂得的时事自然就多，他所说的是1904年7月4日最后一科进士考试完后，科举制度便在清光绪三十一年（1905）宣告终结。

郭塾师木呆呆地望着本家哗啦啦的收拾了银子、又提在手里一甩一甩地走出门好远，才哇地吐出一口血来。

大病一场的郭塾师，在床上躺了半月。这一日，德阳县衙来人找到郭塾师，念他是秀才，要聘他为礼房的书吏，主要工作就是为知县起草和抄写公文。一个县的衙门内，除了知县、县丞、主簿、典吏是朝廷命官外，其他包括礼房在内的“六房”均为县属组织，在里面当差是没有朝廷俸禄的，只能算是编外胥吏。但是，既然让郭塾师去做书吏，还是有纸笔费、抄写费和饭食费的。

郭塾师婉拒了，他决定去德阳孝感书院当孩子王——教小学生。

孝感书院在科举制宣告终结后，改变为官办和有钱人联合开办性质，同时更名为德阳高等小学堂。尽管如此，延续的依然还是清代的课程与学制，这就要求郭塾师把学生的学习时间编制成六段：清晨，静心养气，排除夜眠的慵懒与惰性；饭前晨读；饭后读白话文加注释的四书；第四段为午后，读《大学衍义补》；第五段为下午的申时和酉时之间，为了驱逐一天的疲惫而焕发精神，读《汉魏古风》《出师表》《正气歌》等；第六段为初更之时，挑灯再读《资治通鉴纲目》，临睡时反省一日言语行为上的邪正。

这一日，刚下学，就有一群小学生喊起了一句顺口溜：“家有半斗粮，不当孩子王。”

郭塾师定睛一看，声音喊得最大的就是自己的侄子——做杂货生意的本家的幺儿。郭塾师提了戒尺就走过去，其他的孩子是一窝蜂地散了，只有侄子在大声说：大伯不要打我，是我达达（爸爸，湖广话）喊我这么说的。

郭塾师白了一眼侄子，这娃儿天庭饱满，记忆惊人，虽在课堂上调皮捣蛋，回回却能考出好成绩，应该是一块读书的好料！于是放下戒尺仄身回家去了。

郭塾师居住在西街的牛王庙一带。关于牛王庙，传说是过去这里有野兽出没，原是想供奉百兽之王的老虎镇邪，然而去哪儿找老虎呢。于是就有人捐出了一块虎皮，让家中的老黄牛披甲上阵，还在牛角插上了两把令箭。如此乔装打扮的老牛吓跑了骚扰大家正常生活的野兽，立下了功劳，大家便凑钱盖了一座牛王庙。庙的前殿供关云长，后殿供奉着铁牛。后来，牛王庙被毁了，又建起了密密麻麻的住房，成为德阳一处人口密集的居住区。曾经，中了秀才的郭塾师，每天都是背着手从西街绕经钟鼓楼再去北外的孝感书院教学，一路上，街坊都要打着招呼向他问安。现在，郭塾师决定不再绕路去书院了，他不想看到钟鼓楼紧挨南街的那家杂货铺，更不想见到在杂货铺里做生意的本家。

孩子们喊的那句顺口溜，说的是塾师的待遇比较微薄。

整个的从清末到民国初期的德阳，以男性为主要从业者的工业非常稀少。女工多纺却少织，纺车之声随处可闻入夜不歇，不过是挣点绵薄的加工费而已。商贸活动上，德阳这块地面，陆路不足以供车牛运输，水路不足以供舟楫往来。特别是在科举制度兴起后，造成了一味重文轻武的局面，所以，县人普遍缺乏尚武精神，好铁不打钉，好男不当兵。大家都在往求学入仕的窄路上挤，退一万步，即便入不了仕，用现在的话来说，高小或者初中毕业后也可谋个教书的职业。当然，僧一多，粥就少了。尽管各方都很肯定塾师的重要作用，但他们的薪俸、福利实在有点尴尬。清代塾师的经济来源主要有束脩、膳食和节敬三项。束脩，是工资，也是三者之中最主要一项，即便如此，却并不怎么高。康熙时期，塾师的束修是二两白银，到了光绪年，则只有每月六千文铜钱了。好在，还有其他两部分组成，一为膳食，即塾师们可以在学生家中吃“转转饭”。家塾在聘请塾师时，会特别说明可以管吃管住，或者是不管住却提供一日两餐；还有的家庭，不便提供膳食，但可以折算成银两，变成一部分收入。官办的义塾中，塾师的社会地位毕竟在那儿摆着，虽然上义塾的孩子家庭本来就不怎么富裕，但是提供给塾师的伙食质量普遍不会很差。即便是转到农民家庭去吃饭，又即便是农民家庭平常不容易吃肉，但给老师做饭时，每顿想方设法也要做些肉菜或者鱼菜。菜是自己种的，鱼到河里捉，肉则到街上去以物易物地换。这样，束脩和膳食都应该算作塾师的基本收入，虽然数量不定，好在旱涝保收。还有一项收入，叫节敬，节敬就是有条件的学塾会在几个重要节日向塾师送点银两，比如清明、端午、七夕、重阳，俗称“四节礼”；有的学塾，还会加上夏至、冬至和中秋，凑成“七节礼”。节敬的数额多寡不一，从几十文到几千文不等。

从基本收入上来说，塾师的生活无疑有些清苦。但在尊师重道的风气下，塾师的尊严还是可以通过多种途径得到维护的，这也让塾师们倍加珍惜手上的这份职业。

郭塾师的待遇就不一样了，因为，他是取得了入仕的资格的，即便只是当了个塾师，薪水也不至于太寒酸。而那些没有中过秀才的塾师，教书作文的水平再高，收入上也是要大打折扣的，这就叫身价吧。

民国元年一月九日，设在德阳孝感书院里的高等小学堂改为高等小学校，一字之改，使教学内容发生了很大变化。如果说，清代高等小学堂教学的是《高等小学堂中国历史教科书》《毛笔习书帖》《史鉴节要》等，那么到了民国，高等小学校的课程就改设成修身、国文、算数、手工等了。

课程的重设，对于郭塾师来说，问题就相当严重了。

随着清代科举制废除，虽然私塾开始了纷纷关闭，就郭塾师的水平来说，到学宫学堂去谋个教书的职业不在话下。但是，改为学校后，特别是新学课程和内容的改变，顿时让郭塾师感到手足无措，要想继续留校教书，就必须另起炉灶，学习新知识。

新知识在哪里学？

在新式学堂里。

这天，跨进学堂的一瞬间，郭塾师就后悔起来，因为，他万万没有想到，在新式学堂讲台上站着的居然是自己曾教授过的侄子——本家的儿子。但郭塾师的一只腿已经迈进门里，只得提起长衫下摆走到最后一排落座。

郭塾师的这位侄子，长大后并没有继承父业——经营杂货，而是不惜花钱去了东洋留学。留学回到德阳后，便在新式学堂里任教。由于是第一堂开课，总要点一下名。点到郭塾师时，侄子张开嘴却没了声音。而郭塾师呢，迎着侄子的目光将腰身往上挺了挺，把手里的纸捻噗地吹燃，呼的吸了一口水烟——在他的眼里，侄子不过是一个小毛孩而已，师道的尊严总是要有的。

不失尊严，郭塾师很看重这一点，但转而一想，又觉得自己做得有些过分了——都是站讲台的，不容易！

下了课，侄子夹着讲义低头走到郭塾师身旁，拿过郭塾师手里的纸捻噗噗的总也吹不燃，这才说：大伯，我没法教你了。郭塾师说：那你是要叫我失业啊！你小时候生性顽劣，我打过你的手心。我以后再在课堂上吃烟，你可以随意处罚我，教不严，师之罪也！

侄子认真地点了点头，露出一排整齐的白牙笑了。

其实，总体来说，清代的确拥有像郭塾师这样一大批爱岗敬业、教育有方的群体。尽管生活有着苦闷，再加上孩童的顽皮，却并没有影响他们尽职尽责地传道授业。也正因为有了他们的启蒙教育，才为这些孩童以后学习更高深的知识打下了基础。

时间又一晃，到了民国中期，德阳对境内所有的中、小学教师实行公开聘请制，每年寒、暑假一放就如期进行。也就是说，各个学校每一学期都有新上岗和下岗的教师，有续聘或者调换过的教师。

优胜劣汰原本是件好事，但是后来就有些变味了。

德阳主管教育的机构过去叫学署，清末改称劝学所，民国时改为教育局。到了民国二十三年（1934年）川政统一后，对县政府机构裁局为科，这样，管教育的机构就叫县政府第三科。第三科驻地在县城文庙右侧，每年的六月和腊月，负责组织各校校长在这里聘用教师。从四面八方云集而来的应聘教师，除了东打西探地寻求应聘门路，还要为借贷请客、典当送礼忙得一塌糊涂。总之，教师们为了生计奔波、忙乱、竞争得烽烟四起，俗称为“六腊战争”。聘请现场，各校的校长正襟危坐，竖起聘请启事牌，而前来应聘的教师们排成长队，他们手执应聘文书，上面写满自己在上期执教的科目、学生的大致成绩，还有本校校长的鉴定、评语等。

每期的聘请现场，郭塾师总会换一身崭新的长衫，他总是站得远远的，不时就要噗地吹燃纸捻抽一口水烟，烟是进去得多出来得少。凭借自己秀才的身份和优良的教学，郭塾师从容得不像其他教师那样挤得头脸冒汗，而且，校长总会钻出人群来找他签订续聘文书。

一旦续聘，就意味着生活又有着落了。

虽然民国前期，民间有着“穷不习武，富不教书”的俗语，但政府却视学校为“圣地”，教师在官方眼里，有较高声誉。民国二十七年，郭塾师的月薪是30元，紧一紧手，他可以供家里四口人吃喝。但是到了民国后期，物价开始暴涨，郭塾师的收入就显得入不敷出了。这且不说，到了民国三十年年（1941年），根据政府的通令，德阳主管教育的第三科在全县下达了教师薪俸“黄谷支付令”，规定小学教师每月的薪水为黄谷70公斤，统一由县财政科发给谷条，拿到谷条的教师再各自到指定的地点出谷。

我们大致可以折算一下，黄谷70公斤即140斤，按照当时的人工打米，每百斤谷子可以打出80斤米，这样，总共可以出米112斤。就是说，郭塾师全家四口人，每人可以摊到28斤米！

28斤米，大大小小拉扯一下，再添点杂粮煮稀些，也还是能够对付了。

麻烦的是，财政科每月下旬才将谷条发放到教师手里，却规定当月有效过期作废。财政科只管自己办事便当，每月支付了多少黄谷，月底前是要扎账的，否则，扎不了账，这报表就不能如期的交到县长手上。

郭塾师出谷的地点指定在东山乡，距离县城40里，对于肩不能挑手不能提的郭塾师，出谷就成了一道大大的难题。郭塾师心里想着不急不急，啥事总会有办法的，便直脚走到了米市坝。县城里的米市坝，是农副产品集市，而且飞快地就出现了用谷条换谷的兑换点，但是，人家要收取运输费10%。比如，郭塾师手里的这张70公斤的谷条，只能换取63公斤黄谷。这账一算，郭塾师就倒退到墙根边去了。而且不久，站在墙根边的郭塾师的确看到了一些教师因为无力出谷，又担心谷条过期作废，只好忍痛贱埋谷单的情景，提着黄谷的前脚一走，兑换点的就在脸上笑笑地说：先生，你慢走哈。

郭塾师捏紧谷条扭身就回到了家，他叮里咣当地提出两个水桶，又将扁担搁在肩上，肩上的肉少骨头凸，压得生痛。夫人说：还是我去出谷吧。郭塾师放下扁担，揉了揉肩膀，说：我能挣来薪水，还怕弄不回来谷子！夫人说：那你就用背篼去背，我在背带上缝个棉垫。郭塾师说：你不懂，扁挑背篼的都是要压到肩，读书人的肩和腰是能够被压的么?!说罢就去了南街杂货铺，向本家借了一辆拉货的架车和一条麻袋，走出好远了，又放下车，快步仄转来对本家说：我没有向你借钱哈！

架车也不是那么好驾驶，双手虽然握住车把，但一开步，那车就往一边走。好不容易将车拉回到院里，邻居看见了，说：郭塾师，你拉车走路的脚不对，要叉开八字脚，这样才稳当啊！

果然奏效。虽然去往东山乡的山路崎岖，但郭塾师由于掌握了拉车的要领，架车在他的牵引下还算走得不偏不离，而路旁，晨雾正搅和起炊烟飘荡在冬水田收割后的谷茬上。这个时候，郭塾师就要吟诵起陆游的诗了：“今年秋气早，木落不待黄”……

现在，叉开八字脚拉车的郭塾师行走在东山乡返回县城的土路上。还是中午时，郭塾师就在东山乡的乡公所用谷条顺利的出到了谷，而且他还自作主张地用10斤黄谷兑换了30斤的土豆和红苕。车上增加的重量使郭塾师渐渐地感到了拉车的吃力，别在腰带上的长衫前摆总是往下掉，后背衣衫也汗湿了一大片。好在，从东山乡返回县城基本上是下坡路，坡度缓缓的使架车走得还算轻快。但是，在转过一个坡弯时，大山门的那个陡坡就出现了。如果是有经验的拉车人，这个时候就要走“之”字。但郭塾师弄不懂这些，他向后仰着身子、拼命地叉开八字脚也没能抵抗住架车下坡的惯性，连车带人就稀里哗啦滑在了路旁的干沟里，竹篮里的土豆红苕滚了一地，松动的麻袋扎口处，黄谷划出一道金灿灿的弧线然后撒得到处都是。

侧翻在沟里的车帮狠狠地压住了郭塾师的一条腿，而且怎么也抽不出来，他干脆就仰面躺倒了。正是秋分的时节，天明水清，山秀树静。而这一切对于郭塾师来说，都没有了诗意，他只是恍然记起了临行时夫人的叮嘱，顺手摸到了撒落在地上的一粒谷子，用门牙嗑开，看到了一粒白白的米。夫人说，嗑开谷壳，如果里面的米黄黄的，就是新谷子；如果里面的米白白的，则是陈谷子。

夫人说，陈谷子打成的米，涨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