葛良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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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葛良笔
日前，笔者在一次红色文化展览时，看到了一份抗战时期一位县长的亲笔公函。
这份公函的发函者是壶关县长侯国英，发函日期是1944年9月3日，收函者是平顺县长，发函事由:解决壶关县神郊王胖海与平顺县小东掌杨发长之女婚姻问题。该问题的起因是杨发长在其女儿与人订婚之后，又另许他人，趁机发财。王胖孩曾两次到平顺县反映情况仍未有果，主要原因是该女亲兄为村干部，堂兄为区干部，致使问题无法向上反映，事情久拖未决，王胖海及本村干部出于无奈，只好寻求本县政府，希望平顺县长见信后给予尽快解决。
在公函的上方，还盖有“壶关县政府印”的大红篆字印章，下方落款处写有“县长侯国英”字样，并盖有其手章。
1944年，正值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发生根本转折和日军逐渐失去战略主动权的关键时期，中国抗日战争已转向战略反攻。在这严峻的抗战形势面前，作为壶关县长兼独立营长的侯国英，不仅要时刻关注本县战事，还要关注民生问题，这份亲笔书写的公函就是最好的例证。
侯国英，1911年生，山西长治县（现长治市上党区）西火镇桥头村人，1937年2月参加革命，同年8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37年—1945年抗战时期，他先后担任山西省潞城县抗日游击队指导员、壶关县长、长治县长等职，是我党在长治地区的优秀政工军事干部，在领导抗日斗争中屡创奇功。
当时的壶关县政府在东井岭乡大井村，这个村地处壶关、陵川、长治三县交界。侯国英以此为根据地，发动地方武装，开展敌后斗争，智除汉奸走狗，并运用“麻雀战”“游击战”等战术，消灭敌人的有生力量，恨得敌人咬牙切齿，不仅烧了他家的房屋，还将其妻残忍地杀害。
敌人的疯狂报复更坚定了侯国英的斗争意志。1942年年底，他组织攻打了盘踞在长治县与陵川县交界的关岭山日军据点，被日军称为“小关东”的关岭山据点被我军一锅端掉，杀人魔王日军小队长冶狐剖腹自杀，其余鬼子在我军追杀中也被悉数打死。
就在上述公函发出后的第5天，也就是1944年9月8日，侯国英就指挥打响了长治地区影响较大的“常行窑洞保卫战”。
常行村与大井村同属壶关县东井岭乡，这个村的民兵在我抗日县政府的领导下，与罗掌、崔家庄等村民兵成立了联防区，不但保卫家乡，除奸惩恶，还经常打击邻县陵川县草坡、平城一带的敌人。
侵占在陵川县的日军对常行村的民兵恨之入骨，经常到常行村“扫荡”。1944年9月8日（农历七月二十一）夜，日军的一个小队长带领伪山西剿共第二师及投敌的国民党保安五中队共500余人，从陵川县城出发，准备夜袭常行村。
得知情报后，侯国英迅速做好了战斗部署，命令常行村武委会和民兵依托村中窑洞、碉堡、民舍与敌人开战，区委领导的部队策应合围，与敌人周旋激战了四天四夜。此次战斗，我军共歼灭日伪军100余名，缴获武器300余件，取得了最后胜利，极大地打击了敌人的嚣张气焰。
1945年9月，在著名的“上党战役”中，已回到原籍长治县任民主县长兼党团委书记的侯国英，组织发动群众，组建了一支占全县十分之一人口的支前担架队伍，极大地支援了前方战事，获得第二野战军司令部的嘉奖。
在任职长治县长期间，侯国英虽事多繁杂，但关系到老百姓的事情从不含糊，长治县民间曾流传过“人民好县长侯国英”的歌谣：“县长侯国英，抗日是英雄；减租又减息，为咱老百姓；支前是模范，处处救穷人……”
这份公函的收件人是平顺县长孙竹庭。孙竹庭原名孙庭栋，山西省平定县城里人，1936年6月参加革命，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担任中共平定县工委第一任书记，1938年秋，任平（定）东县县委除奸科科长，后又担任平（定）东县二区区长。1941年后，历任左权边区参议会民政处二部科副科长、黎城县抗日民主政府县长、平顺县长等职。确切地说，孙竹庭是在1943年秋任平顺县长的。
据平顺县的秦旭东同志讲述，1944年夏季，平顺县政府为了紧密配合全国的抗战形势，宣传抗日，召集了一些戏曲好演员，组成了一个临时剧团。但由于演的剧目全是传统老戏，起不了直接宣传抗日的作用，在县长孙竹庭的亲自领导下，在原临时剧团的基础上，从平顺县三高小调来一批演现代戏的演员充实到剧团。同时，又派专人到黎城县南委泉、武乡县蟠龙镇以及河北省涉县停河铺等根据地抄回了许多现代戏剧本，进行了排练演出，起到了很好的宣传抗日效果。
由此可见，当时的壶关县长侯国英、平顺县长孙竹庭在开展抗日斗争的同时，还忙于其他事务。
至于孙竹庭是否收到侯国英的这份公函，壶关神郊与平顺小东掌两个村民的婚姻问题是否得到妥善解决，不得而知。不过，以这两位县长的性格禀赋和办事风格，在收悉公函之后，一定会给女方一个处理结果，也会给男方一个明确答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