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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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散文
202306/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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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爷爷

我爷爷那辈有六个兄弟,他排行老五。除了爷爷的四哥和弟弟,他的其他几个兄长我从小都没见过。按照家族的族谱,爷爷的字辈是“大”,曾祖父希望自己的后代能够通过勤劳致富,走出贫困,就给我爷爷取了“大富”这个名字。虽然我爷爷一生都很勤劳,但在那个年代,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勤劳并非能够致富。不过,我那与世无争、随遇而安、乐天知命的爷爷在精神上一直都是非常富有的。

爷爷小时候读过几年私塾,这使他在十里八乡算得上是个知书达理的文化人。诸如“大河涨水小河满,大河无水小河干”、“近水知鱼性,近山识鸟音”、“读书须用意,一字值千金”、“为人莫做亏心事,半夜敲门心不惊”等《增广贤文》中的句子,我最初都是从爷爷那里学到的。爷爷是一个深谙传统礼节和习俗的人,像男婚女嫁、添丁进口、修房造屋的仪轨,清明上坟、中元祭祖、祭祀写包的格式等等,他都了如指掌。作为一个众口皆碑的热心人,凡是邻里乡亲有个红白喜事,需要写点什么东西,爷爷从来都不推辞,总是乐此不疲,所以他在当地深得人们的敬重。

爷爷和婆婆(奶奶)共生育了四个儿子两个女儿。俗话说“皇帝爱长子,百姓爱幺儿”,看来我爷爷的确是这样,儿女们分门立户以后,爷爷和婆婆一直和我幺爸在一起生活。我幺爸虽然读书不多,但却精明能干,在当地也是一个出名的孝子,他尽心尽力地赡养两位老人,并为他们养老送终。

在我的印象中,爷爷的装束是川东北地区农民最典型的白头巾、长衫、深裆宽腰裤和圆口鞋。爷爷的长衫又宽又大,我感觉就像一顶帐篷,童年的时候家里只要有陌生人进来,我常常会躲进爷爷的长衫里,然后又悄悄掀开长衫的一角,露出一双好奇的眼睛,打量那些我不熟悉的人。有时跟爷爷去走人户(走亲戚),爷爷的长衫就成了为我遮风挡雨的保护伞。

童年的时候,有一次我在爷爷家的立柜里翻出了一本发黄的小册子,由于当时还不识字,我只对上面的插图感兴趣,每天都不厌其烦地翻着玩。爷爷似乎发觉了我有一种朦朦胧胧的求知欲,就试着教我认那些最简单的“金木水火土”之类的字,可生性喜欢贪玩的我,就像爷爷说的是“猴子掰包谷——掰一个,丢一个”,只要不看画在字旁边的插图,过一会儿我就忘了那些字的读音。那本小册子后来是怎么弄丢的,我已经记不清楚了。多年以后我才知道,当年爷爷教我识字的小册子,其实就是《澄衷堂字课图说》中的某一册,这是以前人们识字的启蒙读本,它以图文并茂的形式,详解每个汉字的音、形、义及其文化渊源,曾被誉为“最好的蒙学课本”。

上小学以后,每当放暑假和寒假,我都爱往乡下跑。爷爷居住的那个小山村名叫碧溪桥,一听这地名就会感觉到它的诗情画意。清澈见底的溪流,从爷爷家那个叫做石朝门的院子左侧蜿蜒流过,一棵硕大的杏树每年都会结满黄橙橙的杏子。杏树的对面是一口终年不涸的池塘,里面长满了水葫芦和高笋,夏季来临的时候,水葫芦密密麻麻地开出淡紫色的花,中间还有一点黑黄相间的颜色,就跟标准的凤眼似的。一丛丛高笋挺立在池塘的四周,碧绿的叶尖上不时有许多蜻蜓在振翅交错停留。到了夜晚,俗话所谓“满堂克马(青蛙)叫”的盛况就会在池塘里拉开帷幕。这时,爷爷就从家里搬出凉椅和晾晒粮食的大簸箕(这种大簸箕好像也有一个专门的名称,爷爷把它叫“斗筐”)放在池塘旁的石板上,供一家老小在月夜里乘凉。

爷爷平常走路有一个习惯性的动作,双手交叉背在身后。晚上乘凉的时候,他一边摇着蒲扇,一边对大家说,当年“湖广填四川”,先祖们是被朝廷的官兵从湖北麻城孝感花园坝押送过来的,所以后人都遗传了走路时双手背在身后的习惯。他还说,之所以把“上厕所”叫“解手”,就是因为当时人们在被押送的途中要上厕所了,就要叫官兵解开被捆住的双手。爷爷的这一说法是否准确已没有必要深究,不过,后来从有关史料上我知道确实有一段“湖广填四川”的悲壮历史。由于连年战乱,沃野千里的天府之国,到处荒无人烟,呈现出枯藤老树昏鸦的萧条局面,从元末明初开始,一场旷日持久的移民潮便兴起了。爷爷还听过他爷爷的爷爷流传下来的一首民谣:“湖广填四川,两眼泪不干。一步三回头,家往哪里安?”

关于“家往哪里安”的问题,前几年,从一本道光丙申(1836)年编纂的《胡氏宗谱》中,我找到了答案。那本《胡氏宗谱》虽然残缺不全,但从一些只言片语中可以了解到,大约在明末清初,一个名叫胡可及的胡氏先祖,本已考取庠生(秀才),却从湖北麻城被移民到四川顺庆,刚到蓬州(今蓬安),就遭遇“姚黄兵变”(顺治年间的多股武装流寇,主要在川东北和长江北岸一带,专事烧杀抢掠和屠城等血腥恐怖活动)。先祖胡可及知道“秀才遇到兵,有理说不清”,于是,便躲进燕山寨避难,燕山寨被攻破后,胡可及先祖趁着夜色冲出重围,逃亡时慌不择路,被困在一个山沟里。这时,奇迹发生了,也正是这一奇迹,逆转了胡氏家族后人的命运。在那个叫不出名的山沟里,胡可及先祖被一名姓郑的当地人搭救得以幸免于难。也许是郑氏救命恩人发现了我们胡可及先祖“景继元明大邦昌”的宏图伟志和“绍承前烈维敦本”的质朴人品;或许是郑氏恩人的女儿被我们胡可及先祖的机智勇敢和英俊帅气所吸引,反正后来郑氏恩人将女儿嫁给了我们那位死里逃生的先祖。从此,胡可及先祖便在嘉陵江畔的蓬安扎根安家,繁衍生息。为使家族兴旺,历代先祖们陆续制订了族规、家训,并确定了“可然重日章梦芳/景继元明大邦昌/绍承前烈维敦本/万代孝友长发祥”和“可然重日凤中宏/永兴天开学士宗/伯仲同受先人续/科甲联升庆从龙”两支谱系的字辈。这些,都与我爷爷平时摆龙门阵(聊天)的说法完全吻合并相互印证。

我爷爷最精湛的手艺是制作劳动工具。自留地里的高粱成熟后,他将穗子整整齐齐地割回来,均匀地铺展在地坝里,经过几天暴晒,再用连枷脱去籽粒,然后就砍来几根竹子,把竹子分解成又细又薄的篾条后,便开始扎笤帚和扫把(扫帚)。那些脱去籽粒的高粱穗条,经过爷爷的一番摆弄,很快就变成一把把各种形状和用途的工具了。爷爷对它们进行了明确的分工:最小的笤帚用来刷锅,中等型号的用来清扫晒在簸箕里的粮食,型号最大的扫把就用来扫地。有时,爷爷又在屋场后阳沟的山坡上,砍来很多小斑竹,如法炮制地扎成另一种材质和形状的扫把。接着,爷爷就像北方人串糖葫芦似的,把那些扫把串在千担(一种两头带尖的木棒)上,挂在堂屋里。这时,爷爷便会静静地坐在凳子上,将平时裹好的叶子烟插进竹烟杆,一边吞云吐雾,一边欣赏他那一排排一串串的手工杰作。

到了逢场天,爷爷就挑着他这些琳琅满目的手工产品,到5里地外的乡场上去销售。由于爷爷制作的这些笤帚和扫把结实耐用,价格也便宜,乡亲们都喜欢买,有时还没有走拢乡场,就在一个叫做“挖龙坳”的半路上被抢购一空。每次跟着爷爷去赶场,那是我童年除了跟着爷爷走人户之外最令我高兴的事,因为每当爷爷卖完笤帚和扫把,在供销社的门市部打了煤油买了盐之后,总会给我买两个让我垂涎欲滴的棒棒糖!所以,只要爷爷去赶场,我就会拉着他长衫的一角,屁颠屁颠地跟在身后,这时,也常常会听到擦肩而过的乡亲们说“你们看,胡大富只要赶场,勾子后面总有一条小尾巴!”

其实,爷爷勾子后面的小尾巴不只是在赶场的时候,每年的清明节和农历七月十五的中元节,在爷爷的身后也会有我的身影。文革时期,因“破四旧”,在这两个节日期间上坟扫墓、祭祀祖先,都被官方视为封建迷信活动而被禁止。然而,由于根深蒂固的传统习惯,爷爷从来没有中断过在这些节日去叩拜先祖、祭奠亡灵。不过,那些年做这些事都得趁周围没有人的时候,偷偷摸摸地进行。记得有一年清明节的中午,人们都在家里做午饭,爷爷看见山上和路上没有人了,就提着祭品(爷爷把它叫“刀头”)和草纸,带着我往先祖的墓地走去。途中突然碰见生产队的队长,爷爷当时还显得有点紧张,仔细一看,队长手上的提篮里面也装着“刀头”。原来,队长也是去祭拜他的先祖!于是,他们心照不宣,相视一笑。队长还开玩笑地说道:“胡老头,你孙子将来可能也要捡你的样咯!”

没想到,这个队长一语成谶。自从我参加工作以后,每年的清明节,只要没有出差或外出旅游,我都会风雨无阻地回到乡下,到逝去的前辈墓前祭拜。中元节这天,也会在居住地的城乡结合部,加入那些祭拜亡灵的人们行列中,在官方划定的区域摆上祭品、点燃香烛,遥寄哀思。实际上,我是一个彻底的唯物主义者,从不相信人死之后有灵魂的说法。我知道,祭奠亡灵的所有仪式都只是为了寄托一种哀思,说白了这些祭拜仪式只有活着的人能够看见,用我爷爷当年的话来说叫做“勉阳人之意”,再把我爷爷的话表述得更明确和具体,就是勉励活着的人且行且珍惜。也就是让活着的后人追忆已故亲人曾经的音容笑貌,重温他们在世的爱心与温暖,感叹人生的短暂、生命的脆弱和生活的无奈,继承他们未竟的事业,一如既往地荡起生活的双桨。

我爷爷最受人称道的是他不计得失、任劳任怨的敬业精神。爷爷给生产队当了一辈子的管水员。说起管水员,现在许多年轻人包括农村的年轻人都不知道是干啥的,还以为是管理自来水、收水费的。爷爷那个年代的农村,水利基础设施相当差。当地只有一座刚刚开始动工兴建的小型水库,也没有山坪塘、石河堰之类的蓄水工程,本队只有碧溪桥下面那条小河和几口很小的堰塘。爷爷的职责,就是负责本队的每块水田,不论是冬水田、囤水田、还是干坂田、高塝望天田,在每年栽秧的季节,必须有足够的水源做到“三犁三耙”,确保按时“开秧门”。有句农谚说“收多收少在于肥,有收无收在于水”,水田有水无水,直接影响着来年的收成,关系着每家每户的生活,可想而知管水员的职责有多重要。

在那种靠天吃饭的自然环境下,我爷爷这管水员可真不好当!每天,他都得起早摸黑,巡视本队的每块水田是否有渗漏或缺口等情况,一点也不能疏忽大意。特别是每年的白露过后,进入秋雨绵绵的季节,这时就是我爷爷最繁忙的时候。他得在那些下雨的日子,让田里尽可能地提高水位,这样,就必须给每条田坎加固,并在内侧磊上一层厚厚的稀泥,田里的水才不会渗漏。夏天的暴雨季节,为了不至于因雨水太大冲断田坎,又要适时开沟放水。所以,在我的记忆中,爷爷经常都是戴着斗笠、穿着蓑衣、在田间挥舞着锄头。我注意观察过,爷爷每次干活之前,也有一个习惯性的动作:先把长衫的衣角扎在腰间,再把锄头靠在肩上,然后分别朝两个手掌吐上口水,接着就甩开膀子挥舞锄头。对于管水员来说,从来没有固定的出工和收工时间,有一年刚过惊蛰,三更半夜突然雷声大作,爷爷扛起锄头就直奔田间,因匆忙之中没戴斗笠,加固了几处田坎缺口回家时浑身都被湿透。由于经常风里来雨里去,爷爷积劳成疾,患上了严重的哮喘和肺心病。

我跟爷爷见的最后一面是1978年12月中旬,在东北当兵的第二年,我就接到幺爸发来的爷爷病逝的噩耗。记得应征入伍后刚刚换了军装,月底就要启程,出发之前,我特地找朋友借了一辆自行车,从县城骑到乡下来跟爷爷婆婆告别。第二天回城的时候,突然发现在院坝里给我送行的只有婆婆、幺爸幺妈和两个小堂弟,刚才还一起共进早餐的爷爷没见了人影。这时幺爸告诉我,你爷爷说,昨天晚上下了大雨,桥边有几个坑坑和沟沟,他怕你自行车过不去,吃完早饭扛起锄头就填沟去了。那天,正是在爷爷为我填平的坑坑和沟沟上,我踏上坦途,沿着我平凡人生的轨迹,一路走到了今天。

几十年过去了,爷爷墓碑上的字迹已经模糊不清,而爷爷在我心中的印象和那些难忘的记忆,却经常在我脑海里翻转。他仿佛依然戴着斗笠、穿着蓑衣、扛着锄头,奔波在田间的风雨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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