龚保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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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图书市场上，最耀眼的作品要数著名作家贾平凹的长篇小说《古炉》。
这部以“文革”为背景的巨著，洋洋60多万言，用迥异于以往任何反映“文革”的文学作品的创作手法，将逝去的历史再次呈现在我们面前，让我们反思那场浩劫给中国人、中国社会留下的创伤到底有多深，到底有多痛。
作品中那个名叫“古炉”的小村子，是中国顶不起眼的一个荒远僻寂的地方，村人世代以烧制瓷器为生，虽然贫穷苦寒，倒也民风淳朴，恬淡自安。可到了1966年，它就突然和全国其它地方一样，没能幸免地被卷入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于是村里各种人就随之演绎出各自起落沉浮、酸甜苦辣的人生轨迹，呈现出不同遭遇和命运。
文中人物虽然颇多，但主要有两个，一个是狗屎苔，一个是霸槽。
狗屎苔是一个矮小丑陋的孩子，因家庭出身不好，常受别人奚落歧视，但他又是一个敏感聪明的孩子，具有极强感知力，每每要发生什么大事，别人尚不知晓，他已知道，颇具预知前尘后事的特异功能。此外，他还能与动植物交流，且不伤害它们，与它们和谐相处，既表现出心地的纯真善良，又表现出对自然万物的敬畏。
这一具有老庄哲学意蕴的人物形象，新颖奇特，深刻丰满，与1999年荣获诺贝尔文学奖的德国作家君特·格拉斯代表作《铁皮鼓》中鸡胸驼背、矮小瘦削、有唱碎玻璃本领的畸形儿奥斯卡·马策拉特有异曲同工之妙。
霸槽是一个识文断字，狡猾诡谲的人，因受过不公正对待，不服管教，愤世嫉俗。为了招揽生意，他将玻璃瓶打碎在公路上，使那些过往车辆轮子受扎爆胎，来他这里修补。他胸怀远大理想，却得不到伸展。为了显示自己革命性，他竟将爱情作为筹码，为了展示他组织领导才能，他成立了“红色榔头战斗队”。他狂妄傲世，我行我素，无羁无绊，浮浪大胆。正是因为这种狂狷性格，他才在“文革”中成为厄运难逃的牺牲品，于1967年被押赴刑场。
在古炉村这个小小的社会舞台上，不但浓缩了“文革”所有因素，还包含了所有乡村文化及道德、伦理密码。人们世代在贫穷落后中生活，却又不甘于贫穷落后，于是就发狠用猛，不停劳作、挣扎、奋斗。而一旦陌生的政治运动来临，一潭沉寂封闭的死水被打破，人们又顿时手足无措，不知如何是好，更不知该怎么办，最后只得懵懵懂懂地盲从、参与……进而人性恶的一面被疯狂的运动刺激起来，平日朝夕相处的乡亲反目成仇，互相声讨杀伐，且在“金箍棒、麻子黑、榔头队、红大刀”等几路人马打打闹闹，争争吵吵，攻讦谩骂胡乱折腾一番后，一场闹剧行将结束，仍如处云里雾里，迷迷糊糊不知怎么回事，恰如狗屎苔跟霸槽去洛镇卖瓷器，见学生在街上游行，看到“文化大革命万岁”的标语，霸槽心里疑问道的那样：“这文化我知道，革命我也知道，但文化和革命加在一起是怎么回事？”。
人们显然不明白自己参与的这场声势浩大的政治运动到底是什么，自己“打、砸、烧、批、铲、骂”等一系列行为到底为哪般。
作者用“古炉”一词做本书书名很好，很形象，很准确。它不仅象征具有5000年文明史的中国像一个古老的炉子，还象征作为炉中瓷器的人民，本是同根生，在那样一个特殊年代，相煎何太急。深深体现了作者对国家民族和人民命运的忧虑，有着巨大的道德担当和博大的人文关怀。
本书在叙事方法上，沿袭了作者另一部长篇小说《秦腔》叙事法，即高密度、多视点、碎片化叙事法。
作者在书中既没刻意编撰故事，也没设置一以贯之的人物，整部作品都是各种细小琐碎“生活、事件、场景”片段的拼接叠加。人物和故事线索虽多，头绪虽杂，但互不关联，彼此独立，各自向前推进，总体给人一种散淡庞杂、鸡零狗碎、扑朔迷离之感，有点类似后现代主义写法，但细看又不是。这种叙事法好处有三：一是逼近琐屑纷繁的日常生活本相；二是可以增加作品信息量和厚重感；三是造成一种时空错杂的艺术效果，契合“文化大革命”那非理性非人性非生活非工作非秩序的混乱无序状态。
《古炉》写的是贾平凹少年时代的亲身经历。这经历曾是一个民族的阵痛，亦是一个民族在前进过程中走的一段弯路。我们只有牢牢记住它，深刻认识它，不停反思它，历史的悲剧才不会重演，整个中华民族才有足够的力量和自信面对未来……
（说明：此文发表于《陕西工人报》、《陕西电力报》，《古炉》由人民文学出版社2011年1月出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