破冰者 首航者

我国当代著名作家莫言荣获今年诺贝尔文学奖，举世皆惊，举国沸腾。这是中国文学走向世界的标志，也是汉语写作的胜利。它是中国文学与世界文学进入高层次对话的开始，必将使中国文学在世界文学宝库中发出更加引人瞩目的耀眼光辉。笔者是莫言文学作品的关注者和读者，上世纪九十年代末就看好莫言有朝一日会赢得这项在全世界影响最大的文学奖，并曾应编辑先生之约创作了《我看莫言》一文，于1999和2000年分别发表于《中国教育报》和《教师报》，简要阐述了莫言作品特点。今天在他摘取这顶世界文学最高奖桂冠之时再谈他的作品，我觉得总括起来主要有以下六大显著特色。

一是新颖的创作手法。据相关资料介绍，莫言从小喜爱读书，八岁时就阅读了中国古典名著《水浒传》《三国演义》《西游记》等众多书籍。这些章回小说的语言、结构、甚至人物，很早就浸淫于他心灵中，深入到他骨髓里，使他很熟悉中国传统小说创作手法。及至成年后，他又大量阅读了欧美一些名家诸如卡夫卡、福克纳、马尔克斯、博尔赫斯等人的作品。这些作家的现代派、意识流、魔幻现实主义等创作手法，开启了他的心智，给他打开一个文学创作新天地，使他在小说创作中运用中国传统创作方法的同时，大胆吸收借鉴这些外国名家创作手法，创造出一种“亦真亦幻、亦实亦虚、虚实结合”的新的创作方法，大大拓展了他文学表达的空间，举重若轻地巧妙处理了很多棘手问题。作品呈现出有别于任何中国作家和外国作家的新颖艺术风格，每篇（部）作品一出版或发表，就给人耳目一新的感觉，并在读者中引起强烈反响，得到国内外评论家高度评价。

二是坚定的民间立场。莫言是一个穷苦人家出身的农家孩子，种过田，辍过学，当过工人，也当过兵。二十岁以前几乎一直在中国北方最底层的农民、工人中生活，且那个时期因中国社会极左政治盛行，造成天灾和人祸不断，城乡物资极度匮乏，粮食极度短缺，农民和工人都吃不饱穿不暖，灵魂和肉体成天处于双重煎熬中。他亲身经历了这一切，亲眼目睹了这一切，因而他能深切体会到底层贫困无助的人们的艰辛和无奈，有一种为他们代言，为他们说话的强烈欲望。也就是说，他有一种站在民间立场为无数底层人呐喊的心愿。事实证明，从他第一篇变成铅字的作品《春夜雨霏霏》到荣获第八届茅盾文学奖并最终问鼎诺贝尔文学奖的作品《蛙》，都始终不渝地坚持着这一鲜明的创作立场。这就使无以数计的普通百姓能够在他作品中看到自己身影、感受到自己心跳、听到自己声音、体会到自己难处，当然也分享到某种苦中作乐的欣悦……获得强烈共鸣。其也像俄罗斯伟大作家陀思妥耶夫斯基，成功做到用文字为那些弱势群体疗伤，用文字为那些贫困的人取暖，用文字为那些失意的人助力。表现出强烈的社会道德担当意识和博大的悲悯情怀。充分体现出人间正气与爱的力量，人格的力量。

三是丰富的民族元素。莫言出生并成长的山东高密，是广阔的齐鲁大地上一个很小的地方。众所周知，齐鲁大地从古至今是一个文化积淀十分深厚的地方。两千五百多年前，同古希腊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印度释迦牟尼几乎生活在同一个时代的儒家文化创始人孔子，就出生在这块土地上。几千年来，繁衍生栖在这片神奇土地上的人们，凭着豪侠的民风、淳朴的民情、聪明的才智、宏阔的视野、博大的胸怀，创造出丰富多彩的齐鲁文化，有着鲜明的齐鲁个性，并一代代薪火相传，生生不息，使它成为我们整个中华民族宝贵精神财富的一部分。莫言深知这些精神财富是我们民族的根，民族的魂，民族的生命力，民族发展壮大的希望，所以在创作中广纳这些元素，使其成为自己作品精神内核。民间故事，神话传说，口头说唱，艺文杂曲，民风民俗，婚丧嫁娶，宗法刑典，甚至饮食杂耍，都成为他创作摄取对象。他将它们恰到好处地运用在自己作品中，不仅呈现出典型的中国经验、中国气派，还让中国读者感到很亲切，让外国读者感到很新奇很神秘很给力。其中篇小说代表作《红高粱》中迎娶新娘子时颠轿的习俗，长篇小说《檀香刑》中猫腔的吟唱和酷刑的应用等，都是这方面典型代表。

四是巧妙的历史处理。任何一个作家在创作中都逃脱不掉自己民族的历史，不管这历史是温暖的也好，残酷的也罢；清明的也好，浊重的也罢；抑或可堪回首的也好，不堪提及的也罢，都会自觉不自觉地在自己作品中流露出来。很多中外作家为了在自己作品中真实、全面反映本民族历史，往往直接将其和盘托出。法国浪漫主义作家雨果的《巴黎圣母院》《九三年》，美国著名女作家玛格丽特·米切尔的名著《飘》，俄国作家列夫·托尔斯泰的史诗《战争与和平》，中国作家王蒙的“季节三部曲”《狂欢的季节》《失恋的季节》《踌躇的季节》等都是这方面的范例。莫言虽然也莫能外，但他则采取了与这些作家完全相反的做法：即不正面直接去描写历史，而是将历史化整为零，消解在自己作品人物的言语，行为，命运，生活经历，个性气质，生活事件中。这样做既可以给作品中人物提供更大活动空间，也可以充分体现小说以塑造人物为主旨的理念。其在他长篇代表作《生死疲劳》中得到很好的体现。读过该作的人都知道，这部作品描写的是1950年到2000年中国农村50年的历史。小说虽然涉及1950至1953年间中国农村轰轰烈烈大规模土地改革运动这一历史事实。但作者并没写土改工作组如何来村里做宣传、动员，如何丈量田地、划定成分，如何没收地主田地及农具、粮食、耕牛、房产，像周立波的《暴风骤雨》、丁玲的《太阳照在桑干河上》那般对土改进行全景式图解。而是通过在土改中被枪毙的地主西门闹在阴间喊冤，一世为驴，一世为牛，一世为猪，一世为狗，一世为猴，一世为人的沧桑经历、命运遭际、喜怒哀乐、起落沉浮来透视这一历史事实。深刻、独到、新颖、有力，极具震撼力，且发人深思。中国千千万万像西门闹一样的普通百姓，在一次次政治运动中生着疲劳，死去也疲劳，求生不能如愿，死去也不得舒畅的生存状况，淋漓尽致被表现出来。

五是浓郁的地域色彩。莫言的写作，不趋时尚，不赶风潮，几十年来，不管中国文坛怎样风云变幻，不管别的作家怎样调整创作视域，他都始终坚定不移地将笔触深扎进故乡高密这片土壤，把目光投射在故乡高密的人事社情中，像美国文学巨匠福克纳一生将全部感情都倾注在密西西比州约克拉帕塔法县杰弗生镇那样一个“邮票般大”的地方一样，挖掘它丰富的写作资源，展示它历史及变迁，刻画它各种人物，创作出一大批地域色彩非常浓郁的作品。他的长、中、短篇小说，无论充满“怀乡”还是“怨乡”的情怀，其中的“人、事、情、景、理”无不带着故乡高密深深的烙印，无不散发着故乡高密那片生长着“红高粱”的土地质朴的泥土气息，无不张扬着原始野性的生命力，不但在国内产生广泛深远影响，也得到国际上众多评论家高度评价。他的文学作品，总体上虽可归类为曾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初中期中国文坛风行一时的“寻根文学”，但其又带着强烈先锋色彩。

六是汪洋恣肆的叙述。莫言作品叙述语言大胆狂放，汪洋恣肆，犹如开闸后喷涌不断的洪水，把各种信息源源不断传递出来，亦如行空的天马，南北驰骋，东西跳跃，无羁无縻。一打开他作品，那一个个极富张力的文字，给人以眼花缭乱、应接不暇之感。这种叙述法和1999年荣获诺贝尔文学奖的德国著名作家君特·格拉斯有相似之处。充满调侃、反讽，还饱含黑色幽默。其错综复杂的意象，狡黠诡谲的意念，闪宕不定的意绪，互相交织在一起，形成一张密实厚重的网，把读者带进一个境界深邃幽远的世界，生命活力四射的原野，任你在其中流连徜徉，遨游欣赏。但这种叙述若一旦把握不好，就有可能使作品漫无边际，失去节制，最终流入松弛臃瘫的境地，给读者以作品水分大，精华少之嫌。所幸的是，莫言这一切做得还好。这就使得他的作品最终会进入世界文学宝库经典行列，不仅为中华民族增光添彩，还为世界文学增添浓墨重彩的一笔。

总之，莫言文学作品特色很明显，亦很多，恕不一一赘述。他这次荣获诺贝尔文学奖，是中国文学的大事，也是整个中华民族的大事。全世界华人都为之骄傲和高兴。他是诺贝尔文学奖自1901年设立并颁发一百一十一年来，中国本土第一位获奖作家，是破冰者，是首航者。它不但极大地鼓舞了所有中国作家文学创作的自信，还引起世界对中国文学及中国文化的极大关注。它对提升中国文化在全球的地位，增强中国文化在全球影响力，拓宽中华民族生存空间，有着非同寻常的积极意义。因此，我们有理由期待更多中国作家荣膺这一奖项，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贡献力量，为全人类文明进步贡献力量。

（说明：此文为大型双月刊文化文学类杂志《旅途》约稿，创作于2012年10月份瑞典诺贝尔文学奖评奖委员会宣布莫言荣获本年度诺贝尔文学奖不久，先后发表于《旅途》杂志、《甘肃电力报》，被山东科技大学学报《山东科大报》全文转载，还被选入由中国文联出版公司出版的《陕西电业职工文学作品选》、中国电力出版社出版的《阳关曲》两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