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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俊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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散文
202312/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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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讲卫生说起

从讲卫生说起

马俊华

小时候,家家户户都兄弟姐妹多,每家平均五个左右,时代粗放,社会粗放,孩子也都被粗放地养着。父母们种个破地,经常披星戴月,累死累活,根本就顾不上孩子,任由孩子四处野跑疯玩。孩子也不愿意回家,因为一回家,就会被父母逼着去放羊,去打猪草,去拾柴火,照顾弟弟妹妹。父母的忙累只换来饥饿和贫穷,个个穿的破衣烂衫,补丁摞补丁,面黄肌瘦,灰头土脸,目光呆滞,仔细想想,这也是人间奇葩,历史奇迹。人们连肚子都填不饱,更别说讲卫生了。

不过,人们的嘴上也经常讲卫生。我经常看到大标语上写着“开展爱国卫生运动”,可总觉得 “卫生”两个字太大,与“革命”“劳动”“奋斗”一类大词排在一起,都是大人们的事情,与小孩子没关系。

在日常生活里,大人嘴里经常冒出这样的说法:“不干不净,吃了没病。”真要有人经常洗手,旁边的人就会讥讽地说:“你怎么老是洗手?难道你的手摸粑粑啦?”要是有人刷牙,也会有人凑上来,嘲笑地说:“你刷牙干什么?难道你一大早就吃了粑粑?”小孩要是常洗手,就会被看作是学城里人的毛病,娇里娇气,扭捏作态,会遭到大人的责骂。遇到脾气不好的大人,会从背后猛地踢上一脚,让小孩的脑袋一下子栽进脸盆里,从此长了记性,没事不乱洗手。记得直到80年代末90年代初,我的一位满口长着黄牙的舅舅还对我炫耀说:“我一辈子从来不刷牙,一刷就太白了,没脸出门见人!”

孩子每天都处于饥饿的状态,本能地到处找吃的。他们经过别人家的菜地,见到还没熟的茄子、玉米,就会偷偷拽下来,啃个干干净净。山上长了一种类似高粱的东西,叫“药子”,其穗子可以用来做炊头、笤帚。药子上长了一种怪东西,外皮是白色的,里面是黑的,有些绵软,叫“乌门”。没有长破头的乌门,长条状,像烟卷,长破头的,则像黑色的粉花,吃的时候,要把破头掐掉,单吃下面一截。这种乌门,大人也吃,吃得满嘴乌黑,不过,味道还不错。至于吃它有没有营养,卫生不卫生,谁也不知道,反正没见过有人吃死。

在野生的东西里,可吃的就多了。春天时,苹果树的底下会长出小蒜,细细的叶子,像人的胡须。扒开泥土,就会挖出小蒜,白白圆圆的,有榛子仁大小,拿在手上搓巴搓巴,就连同须子一起吃下,口感特好,带着淡淡的辣味。还有一种植物,叫“羊奶子”,有十厘米左右高,叶子宽肥,开黄花,趁着花含苞未开时吃味道最好,叶汁呈乳白色,像羊奶。还有一种东西,叫“老母鸡肉”,长在石缝里,根子是褐色的,剥去皮,里面是白色的,大的有小指头粗,放进嘴里一嚼,像肉一样。四十多年后,我才查知,“老母鸡肉”的学名叫荠苨根。这样的东西还有很多,就不再细说了。

人们吃东西前,基本上不洗手,拿起东西,往衣服上蹭一蹭,或用手搓一搓,就算弄干净了,也算心理安慰,完后就往嘴里塞。

至于一日三餐,通常就是一锅炖菜、一锅苞米面饼子,非常单调。吃的时候,一人一碗菜,半个到一个苞米面饼子。夏天一般是土豆炖扁豆,有时只啃苞米棒子,就算一顿饭。深秋后,白菜和萝卜下来了,就变成白菜汤、萝卜丝汤、萝卜片汤,有时里面会放点粉条,主食还是苞米面饼子。这样能熬到第二年夏天,接上新菜,就算万幸了。

母亲也注意变换花样。她到当地驻军的地里捡拾人家遗弃的干茄子,回来煮熟,做成凉拌茄子,味道有些苦,可份量也不多,再架不住人多,即使不好吃,一人一筷子也就很快吃光了。其他的东西则有腌萝卜瓜、腌雪里红、咸鱼、虾酱等,这些本来都属于小菜的东西,在冬天里则要当主菜吃。吃一根腌萝卜瓜,就得咬好几口饼子,等把一个饼子吃完了,就算吃完了一顿饭。

那时,根本就见不到黄瓜和西红柿,估计老百姓都觉得它们不实惠,不种植。还有一个原因,就是黄瓜和西红柿都像水果一样金贵,要是种了,估计还没等到长熟,就被人偷光了。花生和地瓜更像金豆子一样稀缺,生产队里种的,几乎都分不到我们手里,我只见过邻居的亲戚从外地捎来一些地瓜,还没弄熟,就被我们惦记着,恨不能全拿来生吃了。

平时,我们几乎见不到荤腥。家里离海近,二哥会钓鱼,有时会到海里钓回来三四斤鱼,全家就吃上一顿荤菜。遇上大人去赶海,就会赶到一些海红和蛎子,家里也会开开荤。生产队死了老母猪,也会分给家里小半饭盒的熟猪肉,可还没塞满牙缝,就无影无踪了。如果再想吃肉,就得等到年底杀猪了。那时养一头猪,费时费料,到年底也就二百多斤,可就这点分量,人们也希望它全是肥肉,没有瘦肉,因为肥肉可以用来炼油,炼出的油叫“猪大油”,供全家一年做饭用。当时,家家户户的食用油都来自家养的猪,相比之下,瘦肉不能炼油,也吃不长久,就不被人看重。这样,除掉皮毛、血、内脏、肥肉、骨头等,可吃的肉就很少了,加上猪头和猪蹄,到正月十五也就基本上吃没了。

至少有一年,到年底时,生产队突然来了新政策,不让我们家杀猪,原因是我家欠生产队的口粮钱,这可太让我失望了。过年不杀猪,就等于没过年。那时的年味之所以浓厚,主要是因为人们平时给饿的,都盼着在过年时吃点好东西,诸如猪肉、饺子、丸子等,过年不杀猪,就等于白盼了。

我至今脑海里还有这样的画面:家里老房子的房檐底下挂着猪头、猪蹄和排骨,在雪后放晴的艳阳下特别触目,它们一点也不让我觉得恶心或恐怖,反而让我对日子有盼头,因为有好东西还没吃完。

我有兄弟五个,加上父母,一共七口人,一日三餐几乎全靠母亲一人张罗。当时,我们兄弟整天只顾头不抬眼不睁地吃,饿了,就喊母亲,没吃的了,就跟母亲要,一点都不觉得反常,反而觉得应当应分,天经地义。多年以后,我才意识到,母亲当时做饭的任务有多么繁重!她一个普通家庭妇女,身体又不好,一米五的个子,瘦小羸弱,是怎么熬过来的?母亲一辈子的物质欲望极低,很少说自己馋什么,我从来没看见她背着我们吃过什么好东西。相反,她一辈子都在捡吃家人的剩饭,即使家里生活变得宽裕以后,她也这样。我觉得,正是大半辈子受穷挨饿的生活使她形成了这样顽固的习惯。富有富病,穷有穷病,她那一代人,又有几个没有得上这样的穷病?每当想起这些,我心里都无法平静。

我们一年四季穿的衣服都很寒酸,绝大部分都是二手三手的衣服,即哥哥们穿旧的衣服,母亲做些改造或一点也不改造,再让我们接着穿。

我的婶子来我家,看见我们兄弟穿得都像叫花子,回家后就把她姐姐妹妹的旧衣服收集起来,打个大包,邮寄过来,我们就捡拾穿上。有一件衣服我印象特别深,是一件套头穿的蓝布小褂,左胸上绣着一瓣粉红色的桃花,我特别喜欢,可穿了很久也不知道它是女孩的衣服。

我们一年都不一定会得到一件新衣服。记得有一年底,母亲到商店买了块新布,给我做了一件蓝布褂子,好等过年时穿。母亲做的衣服,都是自己剪裁,手工缝制。她坐在炕上,手上戴着顶针,嘴里哼着歌,一针一线地忙乎着,我就坐在一边看着。现在回想,真有恍如隔世的感觉,亦梦亦幻。她做的衣服是好还是坏,我无法判断,那时,人们似乎不在乎衣服的式样,只要是新的就好,就高兴。

有一次,好像是大姨家的二姐给我和弟弟各买了一条黄褐色的条绒裤子。那裤子不仅好看,前裆竟与成人男裤一样,开了活口,还系有纽扣。我当时可能穿连裆裤没多久,前裆都是死的,大小便都要脱下来,如今穿上这样的新裤子,特别兴奋,好奇地把前裆的扣眼解开再系上,系上再解开,好像它是一个带机关的玩具。我现在还清楚地记得,我就是穿着这条新裤到大姨家的,在炕上向人们展示这条裤子的扣眼。也许,正是这条裤子的特别之处,让我记住了那次去大姨家的经历,尽管我那时很小,只有四五岁。

我们穿的大部分衣服都不完整,上面都缝了很多补丁,屁股上、膝盖上、肩膀上,都是补丁最多的地方,因为这些部位最容易磨损。说实话,穿戴补丁的衣服在当时是常态,大人与小孩基本一样。妈妈给三哥缝裤子,把家里一个破旧的棉帽沿缝在裤裆上,这样的裤子穿出去,自然不美观,可哥哥就这样穿着,便成了同学传讲的笑话,也成了家人多年来一直回忆的事情。妈妈这样做时,可能并没有在意美观不美观,而是觉得棉帽沿有皮毛,保暖,完全是出于务实的考虑。

可不管什么样的衣服,都穿得特别久。孩子整天到处跑,像些土孩子,上山,上树,翻墙,钻铁丝网,与人疯闹、打架,在泥土里滚爬,还把衣袖当作擦鼻涕的手绢,因此,他们身上的衣服大多脏得不成样子,两个袖口和前胸都乌亮,还经常被划破。有一次,我从家里偷出几条咸鱼,拿到山上,与小伙伴点上火,烤鱼吃。烤鱼的时候,我躺在草地上,不远处的火蔓烧过来都没察觉,等觉得身上发热发烫时,衣服的右下襟都着火了,等把火扑灭,才发现右口袋都烧掉了大半。回到家里,母亲把破衣服缝好,我就接着穿。

人们每天早晨起来,按规矩都要洗把脸,大人还大多能坚持,小孩则经常不洗,尤其在冬天,特别冷,小孩能逃则逃,就是洗,也大多是应付,把手伸进冰凉的水盆里,和点水到脸上,胡乱抹几下,就算完事了。时间长了,小孩的手都皴得厉害,厚厚的灰把手背、手腕的皮肤都包住了,像包了浆,一摸起来,麻沙沙的。至于耳根后、脚后跟,都是卫生死角,又脏又黑。

在学校里,老师批评起学生来,经常是这样开头的:“你整天脸都不洗,还有脸说别人……” 这样的学生通常总爱说别人的短处,却看不见自己的毛病,用当时体面的说法,就是只会批评,不会自我批评。对这样的学生,老师还会说:“你也不看看自己耳根后的灰……”有的学生总不长进,老师每次批评他,他都哭哭啼啼,如此几次三番,老师对他就不抱希望了,再看见他哭,就会不耐烦地说:“你快别嚎丧了,你有这么多眼泪,还不如留着好生洗一洗你脚后跟上的灰!”其实,不光老师这样说,其他大人也这样说,小孩也这样说。可见,这种近取譬喻的话术,不只被孔圣人采用,也为人们普遍地采用,因为它有着深厚的生活基础,谁都会不自觉地调用这份熟悉而丰厚的日常经验。

我们平时很少洗澡。夏天雨水多,河里,水库里,都涨满了水,孩子们都喜欢去洗澡或游泳。在我老家,洗澡和游泳的意思几乎一样,都是指小孩到水里玩耍,与讲卫生没什么关系。不过,游泳客观上也起到讲卫生的作用,因为在水里泡上半天,怎么也会把身上的灰搞掉一些,人就干净了很多。

可到了冬天,就麻烦了,因为冬天的水很冷,不能洗澡,要洗澡就要有热水,而热水很金贵,烧水要费柴火。柴火主要是毛毛草,都是全家秋天到山上拾的,用来做饭都不够用,怎么舍得用来烧水洗澡呢!当时的田野,一到了冬天,就变得光秃秃的了,因为那上面的毛毛草早都被人们拾走了,连草根、灌木根都不放过,很多都被挖了出来,充作柴火,只剩下被翻起来的泥土,在寒风里裸露着。可到了腊月底,我们身上的灰也攒到极限了,总不能带着满身的灰过年吧?这样,母亲就必须给我们洗澡。

农村没什么采暖条件,到了冬天,屋子里冷得像个冰窖子。母亲烧好一锅水,屋里也没暖和多少,母亲让我们脱去衣服,坐在里屋的门槛上,就开始给我们洗澡。所谓的洗澡,就是用毛巾蘸上热水,涂在皮肤上,还没等热水润进灰层,就开始搓。母亲人小,力气本来不大,可我们身上的灰实在太多,她要用一盆热水,把我们身上的灰全部搓掉,就不能不追求短平快,这样,整个洗澡就像上刑一般难受,澡还没洗到一半,我们就冷得牙帮直打哆嗦,对母亲也就没了配合的耐心。因为我们闹情绪,母亲也搓得越来越烦躁,于是,我们就开始哭叫,母亲就开始责骂,结果,洗澡就变成了双方的角力,闹别扭,等我们对母亲烦到了极点,母亲对我们也忍到了极限,再闹将下去,我们就会挨母亲一顿暴揍,可往往就在这时候,澡洗完了。我们被连搓带冻,浑身红紫,立马钻进被窝,一边取暖一边消气,母亲则趁着洗澡水还温乎,忙着洗衣服,洗抹布,洗地,直到把水洗得乌黑冰凉,才会消停下来。她总是说:“水不沾人。”其实,她就是想节省水,因为水是从百米外的井里挑回来的,很费力,再加上难得有温乎水,也图个方便。平时,洗什么都是用凉水,最可怕的是到河里洗衣服,要在冰面上掏个大窟窿,洗完衣服,两手都冻得红通通的,发热发胀,衣服的下襟和围裙因为沾上了水,都冻得硬邦邦的。我们还小,哪里能体贴母亲的苦心!

我有一个同学,也是我的好朋友,他的爸爸在煤矿上班。有一年春节前,他带我去煤矿洗澡,可把我高兴坏了。我记不得是怎样去的,是同学骑自行车带我去的,还是他爸爸骑车带我去的?我一点都想不起了。

我只记得进了澡堂,看到一个大大的用水泥抹的池子,里面是满满的热水。我从来没有看见这么多的热水,特别吃惊,这要费多少毛毛草呀?真不可想象!等我们脱了衣服走近时才发现,水特别浑浊,上面浮着一层厚厚的污垢,同学伸出两手,在池子边上反复拍着水,让那层污垢漂到远处,我们才下水洗澡。池里的水真热,水汽也大,很快就憋得我喘不过气来,只好爬出来透气,等透过气来,再下到澡堂里,这样反复好几次,才算洗完了澡。这大概是我第一次到澡堂里洗澡,也算见了世面,以后,见到别的小伙伴,就向他们讲我见到的澡堂,惹得他们认真地听着,露出羡慕的表情。

那时,村里残废的人很多,缺胳膊少腿的,有的被铡草机铡掉了手,有的从树上或房上摔下来,摔断了腿,有的被火烧了,有的被电线电着了,等等。这些人,多是人们欺负和取笑的对象。那时的人们,可能因为生活太苦了,很少有同情心。

智障的人也特别多,几乎三个兄弟姊妹里就会冒出一个,我们都管这种人叫“彪子”,觉得他们“彪乎乎的”。我发现,这种彪子以家中长子居多,其原因,也吸引我用心寻找。我觉得,那时的人普遍结婚早,生第一个孩子的时候,父母都不太懂事,也没耐心,不太懂教育和善待孩子,对孩子又要求高,简单粗暴,动辄打骂,致使很多孩子得了精神疾病,因此,我们周围的彪子里,因为很多都是家中老大,就被喊作“大彪子”或“大彪鬼”,他们也是人们取笑和欺负的对象。

得别的怪病的人也很多,我印象最深的,有鸡胸脯、齁喽、抽羊角风等,鸡胸脯是由于缺钙造成的,前胸中间鼓突,齁喽大概属于哮喘咳嗽病,抽羊角风就是癫痫病,可是,只要不影响正常生活,就都被算作正常人。有的孩子一年四季流着黄鼻涕,人们从不管它是什么病,也不给他治疗,都觉得很正常,还为这样的孩子编出这样的话:“鼻涕小子出好汉!”这话与那句老话“棒下出孝子”一样流行,听起来十分有劲,理直气壮!一个主张对小孩得病听之任之,一个主张对孩子进行暴力教育,并都抱着乐观的态度,认为孩子将来必有出息。有的大人还借机逗弄流鼻涕的孩子:“鼻涕快过河了。”那意思是说,这个小孩的黄鼻涕快流过嘴唇了。被提醒的小孩听了,就会本能地用力一吸,把两条黄鼻涕吸进鼻孔里,可没过一会儿,两条黄鼻涕又出来了。如此反复几次,这孩子就会来个彻底解决,伸出袖管,在鼻子底下一抹,把鼻涕全抹到袖管上了,因此,那时很多男孩的袖管都乌黑闪亮,像戴着护腕的铠甲。

最常见的病是肚子疼、拉肚子、发烧、头疼、牙疼等。可在人们的心目中,这些病都不算病。遇到拉肚子,极少人家能拿出土霉素,让病人吃上两片,大多数人家,都不当回事,只管让病人拉,等拉完就好了,要是还不好,就在家熬着,接着拉,直到拉好了为止。至于感冒发烧,主要靠在家睡上几觉来治疗,实在不行,就熬碗姜汤灌下去,蒙上大棉被憋汗,汗一出就好了。记得我感冒发烧了,母亲会摸一摸我的头,安慰说:“嗯,是热了,先上炕躺着,等我给你下碗面条吃就好了。”言外之意,感冒发烧就是馋了,面条是用白面做的,平时根本吃不到,得病时一吃,就解馋了,心情也好了,病就会没了。这就是母亲对感冒发烧的理解和治疗。

那时,虱子特别多。我念小学和初中时,冬天的中午回家吃完午饭,都要褪下衣服,在炕上抓一阵子虱子,然后才回学校,不然,下午上课的时候,虱子在衣服里闹腾,弄得我身上很痒,不但不能专心听课,还会抑制不住地乱挠,有碍观瞻。在课堂上,我经常看到女生头发里爬出虱子。抓虱子并不是一件恶心的事情,而是一件充满快感的游戏。虱子都很小,有小米粒大小,两头尖,中间鼓,呈菱形,吃饱血时,身体像蚊子,隔着肚子都能看见里面的血,抓到这样的虱子,用两个大拇指盖一夹,会发出嘎嘣一声脆响。有的虱子很小,像虫卵,在衣服缝里密密麻麻地排列着,这时候,用手指甲一路刮下去,就能把它们全部碾碎,还能听到一连串细弱的嘎嘣声,特过瘾。很多人更猛,直接上牙咬,我的母亲和小伙伴的母亲都这样干过,把孩子的衣服翻过来,顺着缝合的地方,用牙一路咬下去,也会不时发出嘎嘣的声音,不过,我从来没有看过她们嘴里粘着血。据我的经验,抓虱子是消灭虱子的最好办法,因为家里也用灭虱子药,那药的形状像粉笔,涂的时候,就像写粉笔字一般,在衣缝上划来划去。那药的味道特重,呛鼻子,也不见效,倒会把人熏得恶心,几欲呕吐。穿上涂了这种药的衣服去学校,就等于不打自招,向同学宣告自己身上闹虱子,同学不但会鄙视你,还因为闻到你身上虱子药的味道而厌烦你,躲避你。

那时,小孩的肚子里都有蛔虫,要灭掉蛔虫,就得吃药。治蛔虫的药叫“塔糖”,有大拇指盖高,上尖下粗,像个小塔,呈荧黄色或荧粉色,看着就让人喜欢,吃起来特别甜。我吃了之后,就闹肚子,好像是大白天,蹲在院子里拉屎,拉出一坨一坨的蛔虫,盘曲在一起,有点像老北京的炸酱面,但没有放酱。

灭了蛔虫之后,我还惦记着吃塔糖,就与几个小伙伴跑到离家不远的医疗点要。那里的负责人是个中年妇女,还是个赤脚医生,人很善良,她知道我们的意图,却不给塔糖,而是给含片。含片是粉红色的小圆片,润嗓子的,可我们都当糖吃,拿一片塞进嘴里,慢慢含化,整个嗓子凉瓦瓦的,特别舒服。这件事留给我的回忆是那么美好,每次想起来,都觉得它闪着金色的晶光。

我们居住的环境,出门就是猪圈、鸡圈,随处都能看到猪粪、马粪、驴粪、骡粪、牛屎、狗屎、鸡屎、鸭屎、鹅屎等,苍蝇到处飞。粪便可是宝贝,用来肥田,因此,人们在路上、山上见到粪便就会捡回去,扔到猪圈里,或堆放在院子里。有的人还会为抢拾粪便而吵架,甚至动起手来,干上一架。

因为平时与粪便接触密切,很多人的外号就带上粪便,如“鸡酱屎”“牛粪”“粑粑包”“杨粑蛋儿”等,一些人的外号则与排泄粪便的器官或存放粪便的地点有关,如“鸡腚眼”“牛腚”“粪坑”等,这些人很多都是我熟悉或认识的人。被叫的人大都欣然接受,并不觉得受到嘲弄或侮辱,有的人还因为这样被人呼来喊去而提高了知名度,与人打得火热,成了哥们弟兄。可见,这是当时盛行的习俗或文化。

最肮脏的地方是茅坑。那时的茅坑,有的是用砖石砌的,有的是用大瓷缸做的。用砖石砌的茅坑分两种,一种是在砖石砌成的方坑上面直接铺上石板或水泥板,中间留一道缝,从一头往粪池里斜插进一根长木柱子,用来减缓粪便掉落,这样的茅坑,粪池就在蹲位的正下方。另一种先进一些的,就是在粪池的一面开一个带斜坡的坑道,把粪池和蹲位错开,蹲位四周可以盖上围墙,既干净一些,也私密一些。用大瓷缸做的粪池就原始蛮野多了。缸有一米左右的直径,一米一左右高,挖个坑,把缸直接放进去,四周用土培好,再往缸里斜插进一根粗木棒,两边铺上简陋的木板,就成了。文明一点的人家,还会用苞米秸杆在缸的四周围一下,加个简陋的门,方便时隐蔽一些。

人在这样的茅坑里方便,可以清楚看到粪便,尤其是在粪池正对蹲位的茅坑,可以看见粪池里的粪便,夏天还能看到粪便上蠕动的白色蛆虫,密密麻麻的。厕所的周围,常年有苍蝇孵化的黑蛹,有时零散,有时密集,还有各种擦屁股的物件,如土坷垃、石块、苞米秸秆、破报纸、破布,很多上面还沾着屎粪和血迹。那茅坑的气味,更是无法描绘。

据说,在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老家建起了开发区,区政府大楼刚刚落成,就忙着接待外国人,招商引资,可楼里的厕所还没有装修好,无法使用,人们就在外面的露天里临时做个简易厕所,凑合使用。这个厕所就采用大瓷缸做粪池,属于茅坑级别。这样的茅坑用建筑板材围隔,男女分开使用。有一次,一个日本商团来谈判,团长是个女子,其间,她要方便一下,我方服务人员就带她去女茅坑,她进去只望了一样,就扭头出来,拒绝方便。事后,这件事成了我们当地的一个笑谈,觉得日本女子有些娇气或变态,让我们莫名惊诧。去年回老家,闲聊时,二哥还与我谈起这事。

说实话,这种茅坑还不是中国乡村最简陋、最肮脏的茅坑,一位家住烟台农村的同学告诉我,在他老家,大小便都要跳进猪圈里完成,可谓与猪共舞,他们祖祖辈辈这样的方便方式可谓源远流长,历史悠久。话说回来,即使在城市,很多厕所与这种茅坑也差不了多少。我九十年代中期在北京住平房,公用厕所与这种茅坑就没有太大的差别,里面也是脏乱差。

想一想,国人使用这样的茅坑也有上千年的历史,可竟然就没有人把它逐步改造完善,让它干净一些,臭味少一些。要是把这种茅坑与“四书五经”这种圣贤书并列起来,可能会发现,我们是不是有这样一种特点:长年高喊要成为圣人君子,建立大同社会,却从来不想把茅坑弄得好一些,把日常生活的设施设备弄得好一些,让生活变得方便、舒适、卫生一些。也许,我们的圣贤觉得茅坑都是小玩意,都是小道,都是奇技淫巧,不值得关注和用心,关注世道人心才是大事,是正经事。这种想法,不免显得蔽于大而不知小,蔽于空而不知实,实际上都是一些妄念。因此,在某种程度上,用我们的茅坑就可以看穿那些圣贤书的空疏和虚诞。

我第一次看见日本推出的用水冲屁股的马桶,就很吃惊,其背后的思维方式和价值观念值得人们深思和学习。其实,何止马桶,衣食住行的方方面面不都应该这样吗?脱离衣食住行的具体改善而去追求生活的理想,不都是虚假空洞、南辕北辙、自欺欺人吗?

回想起来,这样的生活离今天并不遥远,也只有三十多年。那时,生活艰苦,我们都像没大人管的野孩子,粗放成长。我们当时并不觉得难受,而是很开心,可见,人都有着适应生活的自洽性。至于那时的生活卫生不卫生,当时并无比照,无法判断,只因为今天的生活好多了,回过头来才看得真切一些。回忆这些生活,心里不免酸楚,也许,它还会给我们一些警示,珍惜今天的日子,明白未来的方向。

2023年11月21-30日于马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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