怡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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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的印象里，父亲毛明合是一个矍铄的老头儿，没有太大的追求，一碗面条都能吃得心满意足。父亲走后，姐妹们聚在一起追忆他，将我们各自偶尔听到的那些碎片拼接起来，这才发现，父亲原来就是我们身边的英雄，只是我们从来没有在意罢了。
一
新中国成立前夕，革命的火种，早已在枣阳大地上燃起。那会儿父亲还不满十岁，是地主家的小长工，虽然人勤快肯吃苦，却天天吃不饱穿不暖，长得面黄肌瘦。地主家有位张姓长工，对他格外照顾，私下里悄悄对他说 ：“有个党叫共产党，一心只为穷人，哪怕自己只有一碗饭，也要将大半碗分给穷人，只有跟着他们闹革命，才能过上好日子。”从那时起，“跟着共产党闹革命”这 8 个字，便在他心里生根发芽了。
1945 年的麦收时节，长工们每天天不亮便下地收割，地主却总是克扣伙食，大家每天饥肠辘辘。父亲年纪小，负责送饭送水。这天中午，送来的又只是几个小黑馍，一碗蒜汁。张姓长工决定教训地主，便指使父亲故意惹事。父亲掰开馍馍蘸走了碗中的最后一点儿蒜汁，大家伙儿就此发难，假借追打捣蛋的砸毁农具，大闹夏收。父亲趁机逃出，一口气跑到了袁寨街，按照张姓长工的指点，找到那位算命先生，算命先生给他买了一碗糊辣汤，告诉父亲，去桐柏，那里有他的贵人。父亲依照先生指引的方向，直奔桐柏。找到部队，首长见他年龄小、身板弱，怕他受不了长途行军的苦，就没应允他参军的请求。
父亲铁了心要参军，部队行军他就步步紧跟，风雨无阻。首长见他态度坚决，把他叫到跟前问道 ：“小鬼，会赶牛车吗？”父亲脱口而出：“会！”其实他只放过牛，压根儿没赶过牛车。首长哈哈一笑，算是默许了他的加入。就这样，父亲成了不穿军装的战士，而且用最快的速度学会了赶牛车，跟着部队辗转了大半年，行军打仗一步不落。1946 年 2 月，他终于如愿以偿，穿上了军装。
二
穿上军装不久，首长交给父亲一个任务，让他去城里送封鸡毛信。他二话不说，背上烂草筐，拿着讨饭棍，赤着脚，就去城里“要饭”了。凭着机敏警惕，他通过重重关卡，成功潜入城中。只是，他走遍全城，也没找到那个收信人。回到驻地，首长当面打开草筐夹层，那封贴着鸡毛的信原封不动地躺在那里。再打开信，白纸一张。见首长对他笑了笑，他才明白，这是部队对他的考验。通过了考验，父亲正式进入了二野十纵二十九旅警卫连，专门执行侦察任务。
不久，父亲接到任务 ：取情报。他又扮成叫花子，混进了南阳城。一路“讨饭”，路过一个不起眼的油条摊位，在那里徘徊一阵，露出一副馋像。炸油条的要把他赶走，他却死乞白赖死活不离开，还用讨饭棍在地上敲三下，口中念念有词。对上了暗号，老板故作生气，拿起一根油条，揪下半根，扔到他的碗里，厉声呵斥 ：“滚！”父亲收起油条，一溜烟儿跑回部队。原来，情报就藏在那半油条里。
连续完成任务的父亲，又被派去邓县侦察。他一去就是七天，白天以讨饭做掩护，夜晚就在一个牛棚里藏身。春寒料峭的夜晚，牛棚里的一堆稻草成了他的“棉被”。生怕主人发现，他每天天不亮就出门，深更半夜才返回，生生地同老黄牛做了六晚的伴儿。
见他一周音讯全无，首长正在痛惜人可能回不来时，衣衫褴褛的“小叫花子”归来了，大家又惊又喜。大字不识一个的父亲，把侦察到的情况一一画在纸上，把敌人的大炮、碉堡、弹药库位置一五一十地讲给首长听。首长将信将疑，又派出老侦察兵进城重新侦察。老兵回来说，这小鬼挺机灵，他提供的情报跟实际情况一点不差，是块好料。从此，父亲正式开始了他的侦察兵生涯。
三
1947 年 12 月中旬，桐柏解放。父亲所在的部队挥师进入枣阳，枣阳解放后，他们又从枣阳急行军，一夜奔袭 150 华里，直入新野。父亲说，当时人都“睡着”了，双脚还在不停地往前跑，就像机器一样。
邓县第一次解放，战斗的惨烈难以想象。“走七天打五县，没见邓县真捣蛋”，这是形容当时攻打邓县的艰难的一句俏皮话。
邓县有内城和外城，内外城都有高大的城墙，还有河宽六丈、水深十尺的护城河。1947 年，盘踞邓县的丁叔恒，外号“丁大牙”，动用全县人力物力，筑炮台、修碉堡，加固防护工事，让原本就有多道屏障的邓县城墙更为坚固。
总攻即将打响时，天上飘起了雪花，父亲受命再度进城侦察。他穿着一身破衣服，腰间系根草绳，趿拉着烂草鞋混进了县城。别的叫花子，专去大街闹市，父亲却在城内的军事要地周边“乞讨”。为防被抓，他夜晚栖身在城外的老坟场里，整整三天三夜，把邓县的工事构造、军事布防，又仔仔细细摸了一遍。
1948 年 1 月 15 日，傍晚发起总攻。激战两个小时，解放军占领外城。又打了三小时，一举夺取内城，丁叔恒逃跑。随后，解放军鏖战 24 个昼夜，解放了邓县。那一仗，有八百多名官兵战死沙场。
解放军才撤离刚刚解放的邓县，弃城逃跑的丁大牙在国民党正规军的护卫下，于1948 年 2 月窜回邓县，并开始疯狂反扑。同年 5 月 9 日，经过七天八夜的激战，解放军第二次解放邓县。那次战斗，子弹擦着父亲的眼角飞过，生生地挖去右眼角一块肉。从此，他的右眼角便留下一个深深的坑。
四
小时候看电影《侦察兵》，散场后父亲感慨道，实际情况远比电影险。原来有一次，他完成侦察任务，临出城时被敌人发现，他冲天开了几枪，趁着混乱抢了一匹马，冲杀出城。匍匐在马背上，敌人的子弹穿过他的衣服飞出，幸亏有夜色掩护，他才冲过桥堡，滚入水中藏身桥下，没多久就听到追兵的马队从桥上踏过，潜在水里都能感觉到桥动。
“怕吗？”我问。他微微一笑 ：“大不了一死，有啥好怕的。”
父亲在战场上很快成长起来。他和他的战友们完成了无数个大大小小的侦察任务，多次与死神擦肩而过。邓县第二次解放后，宛东战役打响。父亲跟几个战友扮成国民党兵混进南阳城，完成侦察任务后，正准备出城，却与巡逻兵狭路相逢。国民党兵大声喝问：“哪部分的？”父亲他们泰然回答，某某部。为麻痹敌人，父亲大步上前，拿出一根烟，嬉皮笑脸地说 ：“兄弟，借个火。”点上烟，又闲扯几句，对方见父亲他们神色自若，就没再继续盘问，将他们放行了。
父亲除了胆大心细，还有一双握力非凡的手。在我儿时的记忆中，常有叔叔伯伯来向他挑战，他握住对方的手，不动声色，稍一加力，对方便会哇哇大叫，接着便俯首认输。到他老年时，又有小字辈来向他挑战，也都当了他的手下败将。有次比试后，父亲兴致高扬，给孙子们讲了一段故事 ：很多时候，去某个地方侦察，他们会先去抓个“舌头”。抓“舌头”大都是在晚上。等到天黑，悄悄摸进国民党兵驻地，找准目标，乘其不备，一掌卸掉他下巴，再一握他的手，只这两个动作，“舌头”便乖乖就范。父亲将“舌头”带到白天落实好的安全处，再给人合上下巴进行审问。他这么强大的握力，大概是抓“舌头”时练出来的。
五
父亲有一双灵巧的手，他的针线活，甚至比母亲还好。我们小时候衣服破了，扣子掉了，穿针引线的都是他。想要在衣服上加个口袋，给他讲了，保准让你满意。他高超的“女红”技艺，是在参军后学的，班长是他的老师。那时，几乎每天都在打仗，衣服破得特别快，班长常常在战士们入睡后，点着灯，为大家补衣服。当时他就暗自发誓，一定要学会针线活儿，也要像班长那样为战友们服务。
小时候的苦难，教会了父亲一项生活技能 ：打草鞋。战争年代，物资极度匮乏，每天行军打仗，鞋子磨得非常快，常常是前脚走过，地上留下一串血印子。没有鞋穿，只能穿草鞋。草鞋易烂，需要多双换脚。这时候，他的打草鞋技能就派上了用场。父亲手脚麻利，一晚上能打十几双草鞋。他时常在休息的时候，打很多草鞋送给战友。
打草鞋、学文化，是父亲军旅生涯最快乐的记忆。
父亲学习的课堂真正是“在路上”。部队为了扫盲，也是煞费苦心。文化教员会将教的生字贴在背包上，行军时，后面的战士看前面的背包，用这种方式强化记忆。几年走下来，他认得了好多字。
父亲说，他做梦也没想到，这辈子还能识字。从他记事起，就跟着大人四处要饭。能当小长工了，成天忙得手脚不停，哪敢想这事呢？所以，在他最早的认知里，读书识字就是财主少爷的专利。所以，他一辈子都感谢党对他的培养。
终于有了识字的机会，父亲的学习劲头比谁都大，不仅把每一个字熟记在心，一有空，就在地上划来划去。树枝是他的笔，大地是他的作业本。凭着这个劲头，他硬是在行军途中学会了读，学会了写，后来又学会了查字典。四角号码的口诀，脱口而出。小时候，我曾同他比赛查字典，查同样的字，他用四角号码查找，比我用偏旁部首查快多了。多年后我才明白，不是他的查字法先进，而是他对字典比我熟悉。
1952 年 9 月，父亲进入海军炮兵学校学习。他特别珍惜上学的机会，并以语文、算术、自然三门功课全五分的优异成绩，取得高小毕业证。同时，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课程，苏联专家授课的火炮系130厘米火炮科、37厘米炮材料部分、火炮弹药、射击基本知识等4个科目的考试，全都是五分，九个科目，毕业考试时，全是一等成绩。
父亲爱学习的习惯，一直保持到晚年。即便是身体欠佳，视力下降，依然保持着良好的阅读习惯，80多岁的老父亲，带着500度的老花镜，手里拿着放大镜认认真真安安静静读书看报的画面，留在每一个安静的午后里，也留在我们美好的回忆里。
父亲曾笑着说，因为没文化好名字都丢了。他的小名叫有志，大家平日里叫他毛有志，他的大名叫“明河”，“明”是他的辈分，辈分后面“河”，取明亮的河流之意，寓意美好的未来，参军登记基本情况时，他报上自己大名“毛明河”，可是连队的文书不会写“河”，父亲是文盲更不会写，文书说河流的“河”太复杂，不如“人一口”的“合”，又简单又好写，就这样，他文艺的“明河”成了普通的“明合”。
六
进入和平年代，有着二十年军龄的父亲，申请转业了。组织征求他的意见，他放弃了广州造船厂的部门领导职位，放弃了竹溪县长的职务，只一心想回家乡，他说即使当个普通百姓也愿意。随军多年的母亲一直不明白，一直听组织话的父亲，为何这次这么犟，一定要回到老家。直到大姐一家转业到襄阳，才解开这个谜。
1948 年 7 月，襄阳即将解放。而在当年6 月下旬，父亲所在的部队接到命令：向光化、樊城发起进攻，截击从谷城南逃襄阳的敌军。父亲和他的战友们从桐柏出发，以摧枯拉朽之势，消灭了襄阳周边的国民党武装，为解放襄阳扫清了外围障碍。到 6 月底，他们的部队兵临襄阳城下。
为摸清襄阳城内敌军的布防，父亲和他的战友们潜入襄阳城侦察。大战阴影之下，襄阳城风声鹤唳草木皆兵。城门口的墙根下，又多了几个脏兮兮的“叫花子”，他们蜷缩着身体，紧盯着城门。这几个叫花子不光往返于茶楼、饭馆这些热闹之地，瞅个空子，便溜到碉堡、军营周边“乞讨”，甚至还“讨”到了康泽司令部周围。
清晨，汉江的江面上，从樊城柿铺方向划来一艘船，船上端坐着一位气宇轩昂的老板和十几个精干的伙计。渡船靠岸，伙计们簇拥着老板，走进了西门外的铁佛寺。不一会儿，一群国民党官兵从铁佛寺鱼贯而出，由西门进城，大摇大摆地走进了康泽的司令部。
这群官兵，就是早上进入铁佛寺的“生意人”。那个老板摇身一变，成了国民党高级军官，十几个伙计则成了他的卫兵。这些“卫兵”中，就有我的父亲。
进了司令部，那个高级军官查看了襄阳城布防图，还走进内室，跟里面的人“交流”了布防情况。趁着高级军官进内室的空儿，父亲和战友们把康泽司令部里里外外摸了个遍。看看时间差不多了，那高级军官带着卫兵，不慌不忙地走出了司令部。
按照约定时间，进城后分散侦察的同志也回到了城门口，大家交换一下眼神，准备出城。
不知道是康泽嗅到了危险，还是他们的行踪暴露，城门临时换岗，更换了新的口令。口令出错了，危险骤然而至。紧要关头，连长先发制人，甩手给了站岗卫兵两个耳光，并大声呵斥 ：“蠢货，这么大声音，想让共军听到吗？”同时示意战友们强攻出城。
一时间，枪声大作。连长边打边退，掩护大家撤离。一阵激战，父亲冲出城门，跳入汉江，潜入水底游向江中心。这一次执行任务的战友，只冲出了五个人，连长为掩护大家，壮烈牺牲。
父亲顾不上悲伤 ，在总攻前夜，对敌人暗藏的火力点进行了最后的侦察。随后，他和几个战友又潜入樊城，埋伏在米公祠。等到夜晚，几个人涉水佯攻襄阳城，城墙上的敌人误以为大军攻城，子弹如雨点般喷射而出，又有战友倒下了，他们用生命换来了暗藏火力点的暴露。
1948 年 7 月 2 日，襄樊战役打响。父亲所在的部队由襄阳城的东南角涉水登城，从仲宣楼攻进了城。7 月 16 日，襄阳解放，守将康泽被活捉。那一仗，父亲荣获一枚一等功勋章。
1994 年，大姐一家从部队转业来到襄阳，父亲让大姐陪他去了羊祜山烈士塔。在一排烈士坟茔前，父亲深深地三鞠躬后，喃喃自语：“战友们，你们好啊？我又来看你们了。”说着，便从口袋里拿出一盒烟，围着坟茔颤颤抖抖地摆了一圈，哽咽着说 ：“战友们，抽支烟吧……”那一刻，父亲老泪纵横，泣不成声。
大姐惊呆了，父亲的心中竟然隐藏着这么大的秘密。父亲指着烈士坟茔呜咽道：“我的连长就埋在这里”。父亲告诉大姐，解放襄阳时，他的好多战友都长眠在这里，当时，他们的年纪都不过十七八岁，最大的也才三十多一点。父亲说，战争时期侦察兵是不能用名字的，大家只知道彼此的代号，很多战友牺牲了，他都不知道他们姓甚名谁。父亲要求大姐，以后每年清明节，都要来看看这些无名英雄。这么多年，清明节去烈士塔扫墓，已经成了我们家的一种传统。如今，大姐的孙儿也会在清明节前后，陪着外婆来为这些无名英雄献花，听外婆讲过去的故事。
七
母亲常说，父亲不光命大，运气也好。虽然从枪林弹雨里走过来，可身上没有多少伤疤，战争留给他的印记，只是右眼角的那个坑和脚后跟的皮外伤。
父亲说，子弹贴着耳朵飞，不算什么，战场上躲避子弹，除了胆量和运气，最关键的就是一种直觉。
为挫败敌人对大别山的围攻，刘伯承、邓小平命令刚刚到达大别山的十纵，西越平汉铁路，到桐柏区开辟根据地。那一次，父亲被选中身背银元突围。敌人用机枪死死地封锁住通道，想要越过封锁线，只有趁机枪换弹夹的瞬间，判断扫射的频率，卡着点，起跑、卧倒、再起跑。每前进一步，都是与死神赛跑。眼睁睁地看着战友倒下，连悲伤的时间都没有，取下战友身上的银元，继续前进。出发前，父亲他们都立了誓，人在银元在，哪怕只剩下一人，也要完成任务。越过封锁线，活着的战友只剩下一半。说到这里，父亲的声音颤抖，泪流满面。
有一次，父亲被大炮震倒昏死过去，醒来后什么也听不到，原来炮声将他震聋了。幸运的是，铺天盖地的弹片，只旋掉了他脚跟的一块肉，震聋的耳朵，没过多久就恢复了，也未留下任何后遗症。
父亲也说自己命大，运气也好，说他一进部队就遇上了好人。
他小时候因为饥饿，常常吃土充饥，久而久之，土竟成了他的“零食”。行军时，也要装一口袋土，时不时地吃上一撮儿。忽然有一天，他发现肚子里长了一个大疙瘩，硬邦邦的，一按就疼。那一次，部队临时驻扎在新野的一个村庄，父亲又去村头挖土，正好遇上一个老中医，他给父亲号了号脉，又看了看他的气色，便严肃地告诉父亲，再吃土会没命的。老中医连夜为父亲配了副中药，一大早追上已经出发的部队，把中药交给父亲，分文未取。等把老中医的药吃完，父亲肚子里的疙瘩消了。等到战争结束，他再去找老中医时，从村头找到村尾，却怎么也找不到了。这份恩情，成了父亲一生的挂念。
父亲把好运从陆军带到了海军。1949 年2 月，
父亲所属的部队整建制划到海军，次年8 月，父亲来到了海南。在海南，父亲又一次与死神亲密接触。那天，父亲去司令部开会，会还没开完，狂风暴雨铺天盖地而来，父亲和他的战友们手拉手，指望用集体的意志抵御台风。但他们低估了台风的威力，一群人很快被吹散。父亲身着雨衣，被风鼓胀起来，继而便被卷上了天空。台风把他旋到空中，从海汊的这边掀到了海汊那边，又把他卷进了椰树林。等他醒过来，他发现自己躺在一间窝棚里，是附近的渔民救了他。
晚年的父亲总爱说一句话 ：“自从我走进部队，就转运了。是党给我带来了好运。”
八
在那个特殊年代，父亲被戴上了一顶“走资派”的帽子，不管是被人揪斗，还是下放农村改造，他都没有怨言，他坚信自己的运气。他觉得，不论何时何地，也不论处在一种什么状况，只要你始终把党放在心里，真心为党工作 ；只要你没有私心杂念，把人做得清清白白，好运迟早会回来的。
动乱结束后，父亲被组织安排到新的工作岗位，他的劲头又上来了。在担任罗岗棉花站书记时，整天一头扎在车间里，天天琢磨如何改进机器，如何提高工作效率。他没日没夜地在车间做实验，家也不回了，一张席子，就是他的床，困了就在车间席地而卧。测试时机器出了点异常，他下意识地去处理，旋转的齿轮咬断了他的手指，医生从他的腿上割了两块皮移植在手背上。大半个月过去，断指接上了，植皮也活了。还没完全康复，他就又一头扎进了车间。
功夫不负有心人，通过摸索改造，棉花打包机、轧花机革新终于大功告成。经过三年多的苦干，到八十年代初，棉花站终于完成了全部的设备改造，工作效率、生产效益双双翻番。
父亲语重心长地对我们说 ：“我从一个小长工，到一个单位的负责人，是党培养了我，不论怎么付出，都报答不了党的恩情。只要活着，就必须拼命为党工作。”
父亲有十一枚军功章，两枚特等功，两枚一等功，三枚二等功，三枚三等功，一枚解放纪念章。我们姐妹都觉得很神圣，但父亲却把这些看得很淡。他常说，我的那么多战友，还没等到胜利就倒下了，我能活在新社会，建设新中国，有没有军功章，都觉得很满足。
可有些事，父亲却又看得很重。即便在他人生的最后时光，你问他的入党情况，他也能不假思索地脱口而出 ：“1948 年 7 月 1日入党，地点是在新野尚前岗，介绍人是王国华、沙德旺……”
父亲的生命，定格在 2011 年 2 月 8 日，农历正月初六。从此，对于我们来说，正月初六，不再只是一个日子，而是思念的起点。对父亲的思念，犹如一棵树，从那一刻开始，便在泥土里生根发芽，十年过去，已是枝繁叶茂。
在余下的时光里，这棵树，还会继续长大。直到我也成为一棵树，栽种在父亲的身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