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伯父

“十年生死，两茫茫，不思量，自难忘，千里孤坟，无处话凄凉……”

总有一种负疚，令我不能释怀。每于欢聚之后，情不自禁地想起他，我的大伯父。大伯父宽额，白皙，略伛偻，两腮爬满细微的血丝，隼头一侧明显塌陷。他不时憋气打嗓儿，借以疏通堵塞的鼻腔。那“吭、吭”的爆破声，听起来都难受。

大伯父是爷爷的长子，父亲的长兄，自幼聪敏好学。尽管家里种着百十亩地，可由于地洼易涝，光景只还算过得去。可爷爷还是节衣缩食请来私塾先生，教习子弟读书、习字。青年时期，伯父考入我党创办的秘密学校——瓦房店干校。毕业后，赶上国共百日大拉据。爷爷、奶奶胆小怕事，舍不得儿子投身革命，把大伯拘押在地窖里躲避战乱。辽沈战役胜利后，伯父始出来工作。我记事时，伯父也就是我现在的年纪——四十五六岁。我家和大伯父一家同住三间草屋，一年四季却很少见到他的身影。他在学校教书，足迹遍布辽阳农村，大部分时间要住校，只有少得可怜的几次探亲假，因此，大伯父与我形同陌路，他在我童年的记忆里一团模糊，印象根本谈不上深刻。

 我读小学三年级时，伯父因病调回村上小学工作，任教导主任。一天，我们的班主任病了。我们像一群动物园里放出的猴子，上窜下跳，欢呼雀跃。我突然找到了一九四九年的感觉——解放了。教室里我们折腾得甚嚣尘上。这时门猛地被推开了。进来一个穿戴中山装，一身精神的小老头。他头戴深蓝色盔帽，怀里捧着一摞教科书。书上放着一个黑丝绒老花镜盒。瘦削的身材略略前倾。他板起面孔，冷眼环顾。老虎回山了，同学们一个个比兔子溜得还快。尘埃落定！喧闹沸腾的教室顿时安静下来，就是掉下根头发也能听见。可我的几个哥们见是伯父，虽说有所收敛，却仍然不安生。趁伯父拿起粉笔在黑板上写字，我的三哥就“飞鸽传书”给我。我没防备，装纸条的金属笔帽“嗒”地一声掉在地上。我仿佛听见了山崩地裂的响声，紧张得如同一只被猎人追赶的小鹿。

“谁干的？”伯父怒不可遏，脸慢慢变成了一幅紫猪肝。

“是谁干的？我希望你自己站出来？”伯父压低了嗓门儿，但谁都感受到了其中的威严。

僵持了一分钟。没有人站出来！

“犯错误并不可怕，怕的是没有承认错误的勇气。连承认错误都不敢，怎么会真心实意地改正错误！”伯父慷慨激昂地发表演说，严厉的目光像探照灯来回从我们脸上扫过。

“是谁干的？”

我明显感觉到已经到了伯父容忍的极限。同学们把目光刷地投向了三哥，又迟疑着扫向我。我的脸刷地红了，心也跳成了一个儿。三哥和我相继软塌塌地从座位上站起来，被伯父揪着站到了教室的前面，并在我们低头认错时，被使劲揪起头发。本来以为是自己的伯父，都是自家人，做做样子罢了，不会动真格的。出乎意料，那天伯父雷霆万钧，仔仔细细地“关怀”“爱护”了我们。我和三哥回到家里，是哑吧吃黄莲，有口说不出，根本不敢把被体罚的事儿吐露半个字。

初中毕业时，学校组织班主任、科任轮番到家里来，做父亲的思想工作，目的是让父亲支持我报考小师范。其实，当时我并没有决定自己命运的权力，但并不意味着我没有主见。在父亲跟我谈话前，我缄默着不肯摊牌。父亲已经答应学校，又担心误了我的前程，就去找伯父商量。父亲问伯父当教师怎样？伯父没有正面回答，委婉地讲：“我教了大半辈子书，受过气，倒过霉，挨过整，但终究是一天比一天好！现在国家对知识分子的政策不比从前，我觉得还不错！”在我回家吃午饭时，父亲阐述了校方的意思，表明了自己的态度，并转述了伯父的话。就这样我被师范了，虽然并非从心所愿，但也并不十分后悔。

伯父离休后，把家迁到镇上，这帮了我不少忙。每次从城里回乡，得以在伯父家落脚，若是赶上刮风下雨，天冷路滑，顺便就住在伯父家里。一次，我提出洗头。伯父主动替我烧水。水烧开了，又小心翼翼地帮我调水。他把调好的水放在凳子上，命令我蹲下，一边把蜂花洗发露揉在我的发丛里，一边从头上往下浇温水，像侍候长头飘飘的女孩子。我开始觉得发笑，觉得人老了，就会性情大变。可又突然想起被伯父揪头发的事来，心里一酸，眼泪混着洗发水滴滴答答地淌下来。接过伯父递过来的干毛巾，擦拭头发。伯父端祥着我，试探着问：“眼睛怎么红了？”我不好意思地笑笑说：“是洗发水不小心进眼睛里了，有点渍！”伯父信以为真，只顾忙着倒水，而我心里却如同打翻了五味瓶。

师范毕业面临分配，伯父问我有何打算。我说最好分在镇上，将来解决个人问题容易些。我拜托伯父替我找找老关系，帮忙疏通。伯父颇踌躇。伯父一生最厌恶托关系，走后门。不仅自己的事不求人，就是老哥换少招工时，也不肯屈已委身，以至老哥在已收到去地税局上班的通知信后仍然被人调了包，改到房产所去挖沟，拎泥兜儿。为这儿，父子俩生平第一次吵了嘴。即使伯父百年后，每每提及，老哥仍耿耿于怀，心存腹诽。这次轮到我，伯父却在伯母的敦促下出山了。回来时，他并没有炫耀，只灰溜溜地像个做错了什么事的孩子。见了伯父这副模样，我心里像挨刀一样难受，后悔不该逼他做不愿做的事。

我参加工作不久，刚满六旬的伯父便患上了家族遗传病。高血压，脑出血，几乎彻底毁掉了他的健康，更摧毁了他的生活。十年里病情频频发作，如同拳击手，在拳台上他艰难站起，又被重重击倒，而且，摔得一次重似一次，最后卧床不起，只能靠输液维持。我稍有空闲便去看他，可由于情绪失控，偶谈起话来，便悲从中来，常常痛哭流涕，不能自已。担心他血压升高，更多的时候，只能随便坐坐，握握手，彼此传递情谊。六十五岁以后，伯父的脑力已不灵便，丢三落四是常有的事，更有甚者，他已记不清自己的子侄，唯一记得我的名字，以至张冠李戴，李代桃僵。不论哪一个问他是否认得？他都回答说，怎不认得？你是良子。写到此，我的嘴里依然发苦，心里依然发酸。但我也倍感欣慰——我们堂兄堂弟堂姊堂妹近三十人，最后真正走进伯父生命的却寥寥无几，而我是为数不多的几个之一，上口率更是高得令伯父的亲生儿女羡慕、忌妒、恨！

阴阳相隔，生死两忘。唯一能告慰伯父的是，我没有虚度年华，也没有浪掷光阴，不仅在教育工作中有所建树，而且跨界甚广，政、商、文，都小有所成。我不知道伯父对我的期望到底是什么，因此，我无法给予。每到他的忌日，我没烧过一张纸，没拈过一根香，没到他坟上磕过一个头，但我却并没有忘记！

“上穷碧落下黄泉，此恨绵绵无绝期。”在整理出版我的第一本散文集时，我虔诚地写下这篇文字，就是要告慰伯父的在天之灵。他的爱，我不敢辜负；我做的，他应该都能看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