响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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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从千山积翠门入，驱车沿崎岖山路蜿蜒而上，冥冥中似乎在追赶那个已追不上的背影。丁香峪的自然风光灿然若霞——山光悦鸟性，是否抚慰过那颗曾经漂泊不定的灵魂？潭影空人心，是否荡涤去他胸中历经血海红尘的愁苦与烦闷？
高耸入云的璎赂峰西麓，古木参天，怪石峭立。峰头岚烟缭绕，林间泉鸣鸟啭，真真佛国仙境。函可的肉身塔就坐落在这里。“一到山中便不同，山翁只合住山中”。三百七十年前，初见千山，阅尽江南半壁的函可，情不自禁地由衷赞叹，委婉地表示终老山中之意。他虽有尸随辽水，魂归南海的遗愿，可弟子友人终归不舍，将他葬于他曾经号生人，广东博罗人，是明朝最后一个礼部尚书朝日缵的长子，也是清初文字狱的第一人。最后与第一，热恋的千朵莲花山。
函可俗名韩宗騋，生于1612年，字祖心，始终与因果，都暗示着一种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佛法。因为有着相似的经历与才华，有人将他与民国的弘一法师并列；因为有着相近的身世与器识，也有人把他看作是另一个曹雪芹。但在我的心里，他只是函可，岭南曹洞宗的法尊，冰天诗社的创始人，东北第一诗僧。
我们正虔诚地在墓前瞻拜，忽然平地里刮起一阵狂风，卷裹地上的枯叶与落花旋转着冲天而起。好阔的阵仗！好大的气势！摇得周遭树木訇訇作响。再看印合、碧桃、南中诸峰，万笏朝天，似莲瓣翕动。我倒吸一口凉气，暗自称奇——莫非诗僧有灵，真魂不散吗？
我的目光乘风穿越，收住脚，已是三百八十年前。岭南一座名门望族的府第间，公子韩宗騋与文朋诗侣聚集一棵高大的广玉兰下，轻摇檀香扇，慢饮碧螺春。韩宗騋少有文名，眉宇间透着灵秀之气，一文即成，天下人争睹，更以不获交为耻。朋友们簇拥着宗騋，如众星拱月，或广州城外结伴郊游，或南京城里勾栏酒肆聚饮，或琴棋书画切磋，或诗词曲赋唱答，谈吐清雅，举止脱俗。指点江山，激扬文字。英俊的面庞洋溢着书生意气。
匡庐山中，山岚轻拂，云雾缭绕。曹溪之上，静江如练，一只迷惘困惑的孤舟，苇叶般泊靠在石岸边。船上独隐老人道独禅师，从徒儿手捧的笸箩里抓起剪刀，移向跪在舱中等待落发的韩宗騋近前。逝者如斯夫。在舟中受戒，也好六根清净。就让舟下的流水把过去的一切全部带去。韩宗騋安静地跪着，心头却翻江倒海。奸佞当道，报国无门，内忧外患，时局动荡，让他看不见远方。别家抛妻，皈依佛门，也是无奈之举。想到茫茫未知的人生旅程，他轻轻叹了口气。但愿自此以后，水中来，水中去，遇山绕行，遇坡急流，顺势而为，就像这江水勇敢地往前走……“嚓！”随着清脆刺耳的金属摩擦声，一缕青丝飘然而下，翩若惊鸿。我看到一团混沌之气，在函可的胸前倏然而逝。这一年是崇祯十三年（1640年）。可当李自成破京师，崇祯帝自缢煤山，消息传来，四大皆空的函可却“悲恸形辞色”。他何曾真正把自己看作是一个吃斋念佛的僧人？
顺治二年（1646年）正月，福王朱由松在南京建立明弘光政权。函可闻讯，以罗浮山法会刊刻藏经为由，从广东黄花寺到南京。不久南京陷落。“嘉定七日”“扬州三屠”。亡国君臣、将士遗民的鲜血，深深刺痛了函可。胸中陡然而生的冲冠之怒，让他忘记了危险，更忘记了生死。他闭门谢客，禁足奋笔，写下了那个时代的真实记录《再变记》。他深知是非之地，不可久留。顺治四年（1648年），滞留南京近二年的函可找到父亲的门生，兵败降清，做了清朝大员，带兵驻扎南京的洪承畴。洪承畴念及旧情，为函可签发了回广东的印牌。可哪里想到，清朝对洪承畴等降将，是既爱又恨，即用又防。自他进入洪府之时，已深陷魔掌之中。函可带着四个徒弟出城，清兵从函可身上搜出《再变记》和朱由松托带的书稿，人赃并获，当场被擒。消息第一时间报与洪承畴。洪承畴明知是计，哪敢为函可开脱，只回道：“按规矩办！”
然而，我却不懂，一个遁入空门的和尚，为什么要写下这些东西？一个跳出三界外不在五行中的出家人，为什么要接受明福王朱由松之托？岂不是自找麻烦？难道他就偏爱麻烦？不怕麻烦吗？但理智告诉我，不，不是的！这是爱，是对汉家江山的爱，对大明子民的爱，对亲朋家人的爱！这是恨，是对清朝犯境的恨，对侵略者滥杀无辜的恨！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做这一切的时候，我看到他浑身上下充盈着浩然之气——我不下地狱，谁下地狱？挽狂澜于既倒，扶大厦之将倾。他虽力所不及，但他毅然决然地选择了——置之死地而后生！
函可身戴重枷脚镣被解往北京。朝廷鹰犬，如狼似虎，嗜血成性，对函可严刑拷打，想撬开他的铁嘴钢牙，让他招出“同党”。他却只有一句话：“我一人所为，与他人无干！”鞭杖之下，函可前胸后背，被打得皮开肉绽，血肉模糊，血流至足，淹没脚趾；十指夹断，几次昏死，但被泼醒后，还是那句话，“我一人所为，与他人无干！”虽非赫赫剑侠，却一身侠骨；虽非赳赳武夫，却忠肝义胆！清开文字狱二百多年，由函可算起，绝非一桩一件，牵连者少则数十，多则数百，唯函可案，不关他人。函可真神人也！其豪侠之气，贯长虹，吞天日！
清廷卖洪承畴面子，又函可名声太大，不宜轻杀，流函可盛京慈恩寺梵修。顺治五年（1649年）四月，函可残躯戴枷，跋山涉水，被押解到东北。相较于岭南温暖的气候，东北荒寒，卸去镣铐，他写下了《初至沈阳》。诗云：“开眼见城郭，人言是旧都。牛羊仍杂沓，人屋半荒芜……”连年的征战与满人入关，东北已是十室九空，一片破败的景象。“幸好千家在，何方一钵孤。”函可深深为自己的生计担忧。诗文中的酸苦，更是难与外人道尔！“岁底又添门外雪，灯前几个岭南人。”他的心气低到了地下，低到尘埃里。
当习惯文房四宝的岭南名士，拿起锄镐，开荒，犁田，点瓜，种菜……函可的情绪似乎又昂扬起来。也许他想象着以后像陶渊明一样，可以“晨兴理荒秽，带月荷钥归。”可以“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他着了魔一样迷恋着菊花，一口气写下了《采菊》《残菊》《对菊》《雨中看菊》等等篇章，希望自己有菊一样的品格，不畏风寒，不畏霜雪；希望自己像陶潜一样清闲自适。他不饮酒，只喝茶，因此也难写出“山气日夕佳，飞鸟相与还。”的惬意。只有“半榻悬清梦，疏棂见晚霞。几年沦落意，尽付东海涯。”的哀怨。虽然也有邻人往来，笔下却是“重招野老了残棋，竹杖将行故又迟。不是韬光莺燕怯，署寒如水病难支。”仿佛一口气被压抑着，令他高兴不起来。
是什么让他痛苦呢？是“去去且将拳作枕，梦中同迓故园春。”？是“霜花亲骨肉，雀语动虚空。”？是“骨战唇摇肤寸裂，魂魄茫茫收不得。”？是“几载望乡音，昔来却畏真。举家数百口，一弟独为人。”？是“八年不见罗浮信，阖闾惊闻一聚尘。”？是“我有两行泪，十年不得干。”？还是闻听亲人遭难、朋友殉节、乡人涂炭后的自勉自慰自我疗伤——“努力事前路，勿为儿女悲。”？每读至此，令人气结！况境中之人，情何以堪？
顺治七年（1651年）十一月二十七日，我发现函可身上的气场霍地增加了能量，如同一颗从外太空撞入天眼的小行星。一股清新之气，仿佛乐在塞外隆冬悠扬。函可好友左懋泰过生日，前来致贺的好友，僧、道、儒，共计三十三人，都是岭南流人，也少了客气与约束。席间，函可站起，朗声提议：“诗赋唱答，骚客之幸事。我们何不效东晋竹林七贤结一社。诗社，江南历朝历代皆有，关外荒寒之地却无。今天我们若成了，也创下一个第一。”大家都觉得好。函可接着又说：“立社也要起一个响亮的名字，既要彰显操守志节，又须体现地域特色。这东北冰天雪地，而我等虽饥寒交迫，却百折不挠，叫冰天诗社怎样？”话音未落，提笔写下一联：“尽东西南北之冰魂，洒古往今来之热血。”众诗友眼含泪花，齐声喝彩。诗友间渔樵应答，气氛热烈。场面虽寒酸些，不比永和九年会稽山阴兰亭“修禊”，然而，曲水流觞之遗风，却纵横笔墨之间。从此，辽沈地界，平地里刮起一股强劲的风，越过山海关，直吹过黄河长江去……
这股风在首山清风寺青云台畔掀起满天花雨。函可受邀，“七坐道场，或《楞严》，或《圆觉》，全提直指，绝塞罕闻，称佛出世。”开堂说法之时，或凶暴之徒，或愚顽之辈，皆虔诚恭敬。辽阳府县大小官吏，也慕名投贴，或三顾庵堂，或奉迎官衙，红极一时，隆宠有加。在此期间，每逢元日，即登高面南长望，顿足捶胸，大喊：“博！博！博！”观者以为是三字真言，唯有邑人知他对故乡博罗念念不忘。呼喊之时，北风呼啸，不知能否将他满腹乡愁送到南海？
函可是禅宗关外传法第一人，诗作一千五百余首，为明清之时著名诗僧。其著作《再变记》《普济剩人和尚语录》《坎困二卦说》和《与陈与、焦明论南华经书》，虽有散佚，但大部分在乾隆四十年纪晓岚编修《四库全书》时，经乾隆钦定禁焚。不仅如此，而且千山璎赂峰下的肉身塔和生前所到各寺遗迹均被拆毁，无一幸免。时隔百年，函可生死二次被禁，恰恰证明了其文字的价值。而函可的爱国精神与文化精髓，也不是满清统治者炮制的文字狱所能禁锢的。
从罗浮山吹来的风，重重地从云头扎下来。一代宗师函可终没能熬过顺治十六年（一六五九年）那个寒冷的冬天，圆寂于海城金塔寺，一说圆寂于辽阳清风寺，终年四十九岁。临终偈云：发来一个剩人，死去一具臭骨。不费常住柴薪，又少行人掘窟，移向浑河波里赤骨律，只待水流石出。
首山清风寺前，我们肃立青云台畔，听诗词大家高旭先生讲述函可前世今生，正说到函可在此圆寂处，忽觉山门里飘过一老衲身影，带着一缕香风，转瞬隐于五百年槐林，依然那么飘逸，依然那么潇洒！斯人虽去。函可刚来。由广东博罗北上，或由沈阳慈恩寺南下，他走的是一条救国救民的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