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处安放的方糖

题记：我有一盒方糖，一颗颗美丽的方糖，在记忆的天空里，宛若晶亮的星子，闪烁着母爱的光芒；我有一盒方糖，一颗颗甜甜的方糖，在我贫血的时候，给我生命的能量，仿佛父亲温暖的手掌；我有一盒方糖，一颗颗珍贵的方糖，我怕太阳溶去了它们，我怕风偷偷品尝。它们是我心灵的宝石，很久以来，我却无处安放……

那晚，我们相约着去户外看流星雨，新月半弯，惠风和畅，我们拥在丁香树下翘首痴望。夜空明净如洗，没有一丝云翳，也没有鸟的踪影，只有调皮的星子鬼睒眼般神秘安祥。突然，一颗流星拖着长长的尾巴，似一把剪刀，划破深邃的夜幕，掠过我们头上的穹顶，像一盏孔明灯悄然无踪。我突然泪湿眼眶，数不清的星子，在眼前萤火虫般上下飞舞，像满天星，像绚丽的礼花，静静地绽放。你不知发生了什么，惊异地问我怎么了，并伸过手来，拍抚着我的背。我把头埋在手掌里，哽咽着回说：“我想起了我的二大娘！”

二大娘的娘家在遥远的东山里，娘家人偶尔来窜亲戚，我们小孩子好奇，蜂拥着围在窗外看新鲜。来人个子不高，干干巴巴的，突额，高颧，尖下颌，口音有点怪。他待人和善，回头冲我们微笑。我们却羞得红了脸，推搡着，哄笑着，跑开了。饭后，那人过我们屋里来，与父亲拉话。才弄清他家住在海城山里，出产镁和滑石，队里种些水果，粮食却不够吃。他是二大娘的长弟。父亲要我们喊他大舅。大舅从衣兜里掏出土豆条一样青白色的滑石塞在姐姐的手里，姐姐如同中了大奖，兴高采烈地带着我们跑到户外，在院子里画格子、跳口袋。

我六岁那年，母亲生了重病，在沈阳住院，父亲在医院侍候，家里再无大人照料。临近年关，我们小孩子只能眼巴巴地瞅着别家，打扫卫生，置办年货。进进出出，忙忙碌碌；里里外外，热热闹闹。大人们兴致勃勃，小孩子们欢天喜地。而我们本已凄凉的心境就愈加恓惶，不知道这个年该怎么过？就在我们万般无助的时候，亲友们伸出了援助之手。我们被一双双看不见又感受得到的大手牵引着，从东家赶往西家，吃百家饭，过幸福年。

二伯父在鞍钢工作，可子女多，二大娘又没有工作，几张嘴都要吃饭，在七十年代，日子并不算宽裕。二大娘平日非常严厉，家里的几个孩子都怕她。这种情绪也感染到我们，我们几房的小孩子也都绕着她走。可我们的第一顿年饭，却是在二大娘家吃的，也最为丰盛。

三间红砖草顶正房，拾掇得窗明几净，纤尘不染。院子里洒扫得草屑皆无，泼着净水。二大娘住西间。大炕烧得暖烘烘的，铺着浅灰色罩面山羊毛炕毡。两张矮脚炕桌一字排开，上列杯盘肴馔。猪皮冻、炒焖子凉拼，猪头肉、肉肠、蘸果凉拼，猪心、猪肝凉拼，凉切蒜茸肘子，四个酒菜早早摆定。二大娘和二伯父在外间上灶，蛋炒蒜苗、冰酥白肉、木须秋耳……我作了二大娘家的上宾。

母亲的厨艺在村子里非常有名，可冰酥白肉这道菜，我却是第一次品尝。做冰酥白肉较麻烦。先要把肥肉切成一二公分的小丁，再把蛋清加入淀粉搅拌成糊状。准备二口锅，一口锅熬糖浆，一口锅热豆油。熬糖浆用的是冰糖和白糖，加入适量的水，用小火慢熬。同时，把300克豆油放入另一口锅，烧至五六成热，标准是用筷子试探，周围起白花。将切好的肥肉丁逐个裹上蛋清，放入油锅里炸至金黄，用笤沥沥起备用。这时候，糖浆已经熬好，颜色变成焦黄，用筷子蘸点糖浆，遇冷凝固成透明的晶体。将炸好的肉丁倒入锅中，同时将小火转成中火，让每一块肉丁均匀地裹上糖浆，撒上芝麻，就可以出锅盛盘了。

二大娘夹了块冰酥白肉放在我碗里。我生性怯懦，像只猫眯，不敢抬头看，只盯着她的手，我的碗。冰酥白肉不仅耐看，而且好吃，解馋。入口即化，肥而不腻，回味绵甜。大家吃得很香，我却恶心得吃不下，病恹恹偎在姐姐怀里。

我的奶奶去逝早，爷爷守鳏多年，一直和老叔老婶生活。六十几岁上患了脑血栓，生活不能自理，开始由各房奉养。轮到我们家，却因母亲大病初愈，在姥姥家将息调养；父亲又要到队里劳动，又要照顾我们一家弱小，根本无法分身侍候爷爷。而爷爷又是非有人照顾不可的。没办法，父亲求助四叔，希望四叔先接爷爷过去，待以后母亲身子硬实些，再补上我们的亏空，可不知为什么，四叔来来回回好几趟，却是原地打磨磨，丝毫没有接爷爷过去的意思。父亲很生气，跟四叔发了火。兄弟阋于墙。两房人隔岸观光，不能上前。紧急关头，二大娘、二伯父急匆匆赶来，劝止了他们并主动接爷爷过去，平息了事端，解了父亲的燃眉之急。父亲非常感激二大娘，在嫂子面前认了错，掉了泪。

正值壮年的四叔不幸患上脑瘁中，家里如同失去了顶梁柱。四婶不善持家，长子又不听话，家里经常风生水起。二大娘担心四婶把日子过撒汤，三个未成年的侄子娶不上媳妇，几乎是天天往四叔家里跑。帮衬着调解家庭纠纷，帮衬着料理家务、家政，帮衬着恳请媒人上门提亲。一晃就是几年，像自家的事一样上心上意，直到堂弟们一个个成家立业。

时光在奔波中流逝，身影在忙碌中伛偻，双鬓在操劳中霜白。突然有一天，我猛地发现，一向壮健的二大娘衰老了。松弛的皮肤，布满皱纹的脸，写满了岁月的沧桑，如同一只失水的苹果，褪去了先时的色泽。伛偻的身材消瘦了，像一根需要扶持的竹杖，在风中摇晃。秋风起，树叶飘零，打着旋儿，落在她的身上。风吹起她满头白发，如同漠野之上，随处可见的一支蓬松的苇絮。那时那刻，我的心痛了，我的眼酸了，我从来没有那么强烈地感受到心灵的撞击，我从来没有那么真切地感受到岁月的无情与残酷，我也从来没有那么深刻地知道自己内心深处深藏着的爱——对二大娘的爱。在此之前，我一直以为二大娘是一个与我无关紧要的人，一个不远不近的人，一个可有可无的人，但是，就是从那一天起，我终于清醒：她虽是我生命中的过客，却是我人生的向导；她虽与我无血缘之亲，却悄然走进我的生命。

六十岁以后，弱不禁风的二大娘疾病缠身，与同样体弱多病的二伯父相依为命。屋漏偏逢连天雨。一年初冬，天冷路滑，本就糖尿病的二大娘不慎摔断了股骨头，二大娘从此落下了残疾。走路几不可能。下地，要在炕上打磨磨；外出，只能拄拐挪移。她前脚挫，后脚踮，瘦弱的身躯不自觉地摇晃着，一头白发麻线一样被风撩起，欲掉未落的门齿突出唇外。脸上丘壑纵横，皱纹如刀割剑刻，她一生走过的路，遭遇过的不幸，都好像用一种常人无法读懂的符号镌刻在她的脸上。她的眼神是那么慌悚与无助。虽然她行动不便，但仍坚持自己走，不肯坐轮椅。她的二女儿搀扶着她，去离家不远的浴池去洗澡，她艰难的步姿，引来路人的观望，其情其景，惨不忍睹，令人唏嘘不已。

二伯父仙逝后，二大娘如失伴之鸟，更加郁郁寡欢。她神情落寞，老态龙钟，甚是凄凉。多病与行动不便，逼迫她深居浅出，只有天气晴好的日子，才会被家人搀扶到室外。我偶尔见她独自枯坐，但因为忙，却也是与她打声招呼匆匆走去。虽然面前秋花似火，骄阳满地，却难以排遣她心头的寂寞与孤独。而在我的记忆里，二大娘绝不是脆弱的人，当她的大女儿，我的大妹妹，被病魔一点点吞噬时，她表现得是那么勇敢与坚强。是她一直陪伴在女儿身旁，亲手送女儿上路。如今，她却整个垮掉了，新生活的曙光再也唤不起她的一丝生趣。她把自己称作多余的人，一天天默数着窗外梧桐树上的叶子，看今天比昨天又少了几颗？

过年时，我去拜望她。她非常高兴。大声小气地吆唤着堂兄堂嫂为我端茶倒水。她格外健谈，提起小时候我淘气，弄坏她脸盆的事，难抑心中热情洋溢，止不住“哈哈”仰面大笑，转瞬，竟悲从中来，泪流满面，泣不成声。我苦口婆心劝慰她，却不能完全明白她何以如此？她抬头挥手，拦住我的话头，唉声说道：“好久没说这么多话了，人家忙，没人爱听我倒腾陈芝麻烂谷子。你也忙，好容易歇几天，也别在我身上耽搁久了，你去吧！”我塞些钱给她，她羞涩地笑了，像个孩子。我想起小时到二大娘家拜年的情景，二大娘也是这样款待我们，也是把自己舍不得吃的零嘴塞进我们的手里。也许这就是因果，就像午夜的烟火，绚丽地绽放，悄然地寂灭。

二大娘走了，走得匆忙且蹊跷。她给自己一个别人无法理解的了断，却是自认为脱离苦海的解脱。堂兄对我讲，二大娘年青时被亲戚介绍到鞍钢做学徒，费尽千辛万苦，转为正式的打字员。与二伯父结婚后，毅然放弃来之不易的工作，回到乡下，侍候卧病在床的婆婆，照顾年幼的小叔。在乡下，没得吃，没得住，尝尽人间酸苦。如果不顾念着家里，只图个人安逸，城里的生活会过得很惬意，很幸福，但她们选择了回来，选择了牺牲，选择了奉献，选择了一条风雨不归路。

我常常想，像二大娘这一代中国妇女，她们所走过的道路，她们所经历的人生，她们所承受的磨难，是我们这一代所无法想像的，她们忍耐，她们坚忍，她们砥砺，胼手抵足熬出来，幸运地赶上了改革开放，可她们老了，没有医保，没有社保，只能靠养儿防老。然而，传统的养老方式，却难以抵拒社会风气的转换。她们成了多余的人，因为她们没有打拼下足以封子荫孙的江山，没有积攒下足够安度晚年的财富，她们被岁月击败了，沦落为社会的弱势群体。我也常常在想，像二大娘这样一个没有多少文化，几乎终其一生生活在中国最为封闭的农村的人，为什么却比我们这些读书人更深明大义？更通情达理？更懂得体恤怜惜？我们应该向她们致敬，并在她们健在的时候，竭力把社会亏欠她们的补上。

几年了，我总想写点什么，纪念她，我的二大娘，却一直没有勇气动笔。随着时日的推移，一些生活中的过往，非但没有在微风中淡忘，反而更加清晰起来，压迫得我坐卧不宁寝食难安。就像一颗无处安放的方糖，怕它丢了，怕它化了，只有把它吃到肚子里，才会安生。现在我知道，二大娘留给我的记忆，就是一颗美丽的方糖，我决定把它吞下去，让它溶化在我的血液里，我的身体里，我的生命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