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八大杠

虎虎实实的三角车架，鳄盂头似的鞍座，方方的龟壳般坚实的后座，明光锃亮的两只电镀车轮，加上雄鹰振翅般的U形车把，如同自行车家族中的一匹大洋马。这就是我们家的国防牌自行车。

国防牌自行车在新中国的赞歌声中应运而生。1952年8月，泰东铁工厂、震环铁工厂牵头，联合50多家企业，经青岛市人民政府批准，分别组成公私合营的青岛自行车制造业第一，第二联营社。国防牌自行车是分为载重型和普通型，俗称“大国防”，“小国防”。到1967年改为金鹿牌，共生产15年。主要特点有两个：一是后轮采用倒轮闸，向后轻倒即可刹车；前轮采用杠杆触闸，刹车力强；二是“三大一吊”：大飞轮、大牙盘、大扣链子、吊簧鞍座。1966年，化工部对“凤凰”“永久”“飞鸽”“国防”四种牌号的自行车进行烤漆件检测，确认“国防”牌自行车零部件烤漆质量超过英国产“兰陵”牌自行车烤漆质量，名列第一。

国防牌是自行车中的“贵族”。1962年4月中旬，国防牌自行车走高端路线，“大国防”牌每辆零售价560元；6月15日起下调为440元；1962年8月1日零售价降为320元；同年11月1日，又降为280元。在官网查到，1962年中国老百姓人均年收入为173元人民币，工人月工资约合14.5元。按照物价与工资比，300元在当时的农村是能够买三间房的，在今天也相当于拥有一辆价值10万元的小轿车，因此，对于一个普通的中国人，能够拥有一辆国防牌自行车绝对称得上是奢侈品。

我们家的“大国防”就购置于1962年。现在，我愿意把这份自豪献给耿直淳朴勤劳能干的父亲。一直以来，我都以为他不曾阔过，不曾时尚，不曾领风气之先。母亲的病和经济上的拮据，如同一座大山压在他的肩上，把挺直魁梧的父亲压得喘不过气来，弯成一把躬耕的犁铧。

那一年对我们却是一道分水岭。父亲不顾母亲的强烈反对，响应国家号召，辞了在城里的工作，回到广阔的农村，回到辽阔的黑土地，回到曾经出发的地方……父亲背着母亲变卖了家产，趁着国防牌自行车调价，买了一辆，骑着它“衣锦还乡”。在我贫瘠的乡原上，自行车是那么稀罕，直到我记事时，一个村庄，一条街上，拥有的平均数也不会超过两辆。如果赶集上店，相亲娶亲，借车人口吻的谦卑，今天的人是不能理解，不能想象的。

国防牌自行车是父亲的伙伴与兄弟。在割资本主义尾巴的特定时代，父亲骑着它，把偷偷从庄稼地里挖来的苣荬菜驮到城里走街串巷去卖，换回贴补家用的零用钱。骑着它到百里外的东部山区购买建房的木料，常常是今天驮回一根摇车杆，明天驮回一根柁。物资的奇缺，赋予它特殊的使命，坚固耐用的设计，俨然可以让它扮演一辆小货车。每年我都能看见父亲一次把三只一人高的口袋挂在“国防”车上。在我的眼里，它就是劳模车，英雄车！

五岁那年，父亲载着母亲、姐姐和我到镇上，坐小火车到城里，给我看过医生，逛了公园，又到国营商场，买下母亲心仪的红灯牌收音机。因为买了收音机的缘故，从镇上回乡下的路，父亲不得不把母亲与我和姐姐分开，轮流交替，往前倒算。在墨一样的夜幕下，父亲放下我们，回身去接母亲和红灯牌收音机。父亲不放心，再三叮嘱我们不要乱动，可在父亲消失在茫茫的夜色中以后，我们还是战战兢兢瞄着家的方向迈开了双腿。忽然一个骑车的陌生人在我们身边停下来，自言与父亲相熟，好意要载我们一程。我相信了，正欲挪动步子，身旁的姐姐暗暗紧拽着我的衣角。回到家里，提起这段经历，父亲的紧张，已经给出了答案。这是我第一次坐父亲的车子出远门，却差点永远地离开父亲母亲，离开兄弟姊妹，离开这个承载苦难与光荣的大家庭。现在回想起来，那个春风沉醉的晚上，应该是我人生中至暗的黑夜。

大一点，邻家的孩子聚在一起学自行车。人小，掏裆，斜吊在车架上踩半圈，再倒回来。在颠簸的乡间土路上，一群孩子，欢呼雀跃，俊逸得像夏天剪过湖面的小燕子，在天地间来来回回地飞。可我只有羡慕，因为我们家的“大国防”笨重，又是倒闸，在不熟练的情况下，常常是不经意间一倒，车子瞬停在原地，然后，墙一样倒下来，重重地把我们压在身下。为了征服它，我们想了许多办法，比如把车靠在柴垛上、栅栏上、树干上，爬上高高的鞍座，然后，用力一踩脚踏，手也同时向侧后推着柴捆、树干，随便什么抓着的东西。常常是在下一秒，人仰马翻，跌得浑身青肿。

姐姐上高中以后，这辆又高又重的“大国防”成了她的校车。尽管娇小的姐姐多次向父亲描述某某骑着斜梁的“凤凰”，某某骑着坤式的“飞鸽”“永久”，可是在母亲病后，我们家已经濒临生活的绝境，实在没有多余的钱，再添置新车。姐姐高中毕业后，我骑着它到县城参加中师考试，一路的颠簸，一路上车高腿短的折磨，让我对遥远的行程产生深深的厌倦与恐惧。在城里读师范，节假日，乡下同学常常结伴骑车回家，然而，“大国防”却让我打消了这样的念头。

我进城读书那年汛情特别厉害，家里里生外熟的墙皮被渗漏的雨水泡掉了一块，河防也开了口子，通往镇上的路被冲毁了，可父亲是村上的干部，要守堤，让姐姐单独送我到镇上的车站。姐姐把我的行李捆扎在国防车上，车把和车座或挂或堆，如同一头负重的牤牛，成了我们坚强的依靠。可在临出发前，父亲终是不放心，交代了工作，从河堤上泥腿泥脚地跑回来，并不顾姐姐的阻拦，坚持送我到镇上去。一路上，霏霏细雨，时断时续，就如同我初次离家远行的心情。

后来，先是国防车的鞍座吊簧断掉了，接着是车把，最后车圈也锈蚀了，再撑不住车条。父亲决定让心爱的国防车退休。贩菜的四叔却暗暗倾慕国防车，找上门来，死活要了粗壮的车架，组装了一辆机动三轮。城市乡村，或平明欲曙，或夜色未央，都能听到叔叔的三轮“突突”一溜烟地飞过。这也总让我回想起一段惨痛的经历。

那年夏天，病中的母亲离家出走，父亲骑车跑遍百里内的大小村镇，每当夜幕降临，父亲才在我们的忧虑与盼望里骑进院子。连续七天，不知跑了多远的路？他嘴唇干裂，眼睛充血，身体佝偻，小腿浮肿，车停不下，人下不来。在众人劝说父亲放弃的那一晚，父亲甩开众人，又向前骑行了一段，猛然在一家灯火辉煌的饭店门前发现了乞食的母亲。父亲把病饿中的母亲载了回来，而且，自那一年起，父亲骑车寻找母亲成为生活的常态，直到母亲七十岁时卧床，整整三十一年。岁月如同一只烙铁，把父亲和他的国防车深深地印在我的心里，如同一幅只有黑白的木刻。

链子断了，可以接上。车条松了，可以校紧。光阴逝水，却永不回头。一个甲子过去，我们的“大国防”已经淹没在历史的尘埃里，可我以为，它是新中国工业发展活的标本，不仅见证了共和国的三大改造与民族工业的成长，而且承载着我们的苦难与欢乐，并以物质文化传承者的姿态介入了我们的人生。

当下，中国已经进入汽车时代，自行车已经退出了历史舞台的主会场，但在我的梦里，常常有一个追风少年，撒开车把，平展双臂，像鹰一样在风中翱翔……

文中史料引自《国防牌自行车的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