洋货

如今的孩子都不知道，中国农村四五十年前的样子，可一个温馨的场景深深刻在我的记忆里，就像一幅做旧的板画——

暖洋洋的院子里，穿着青布裤褂，头戴土耳其毡帽的姥爷踏在小杌子上打绑腿。收拾停当，肩搭白布褡裢，走到屋门前，立定步子，望向屋内。姥娘裹着菱角一样尖翘的小脚，恰时迈着莲步走出来，塞一叠钱给他，再三叮嘱，别忘了买包洋火儿，带几颗洋钉……

我并不是第一次听大人们讲洋货儿，比如母亲口中的洋碱、洋糖、洋布，父亲口中的洋灰、洋镐、洋锹……而我在六岁的时候，也有幸住进砖木结构的洋房。在没有扯电以前，家里的照明全靠油灯。母亲把打洋油的差事委派给我。我怀抱一只大肚小口的玻璃瓶，步行二里路，到村里的代销店去。店员隔着高高的玻璃柜台接瓶子，转身拧开货架旁洋铁皮桶油污的盖子，飘出一股刺鼻的气味儿。注入瓶口的液体，有着透明的浅黄色，像橙汁，虽然味道难闻，却是个“洋妞儿”。洋油也有脱销的时候，这要哥哥到十里外的镇上去打，骑的车也是一辆老掉牙的东洋货。

洋车的概念，最初是在看过根据老舍先生的《骆驼祥子》改编成的电影后建立起来的。老北京晦暗杂乱的市井生活卷轴般铺展开旧中国的社会图景。“拉洋车的！”女人用卷帕掩住口鼻喊人的腔调，带着祥子汗褡上的酸臭味。胡同里叫车，约略等同于“打的”。我有点弄不明白：两轮间置放着踏脚椅，延伸出供人牵拉的长柄，这么个物件竟也令堂堂五千年文明的古国蒙羞？我发明造纸、印刷术、司南、火药的国家，如何失去了创造性思维？我制造出连弩、鲁班锁、木牛流马的族裔，又如何埋没了能工巧匠？

我父母都是八十多岁的人。如果姥姥、姥爷在世该是百岁以上的老人了。中国人都应该知道一二百年前历史上发生些什么。先是西洋人挑起的鸦片战争和火烧圆明园，接着是东洋人发动的甲午战争和日俄战争，再后来就是十四年的侵华战争。可对洋务运动也叫同光维新、自强运动，却未必都清楚。不好意思，这里实在有些孔乙己卖弄“回”字写法的味道。

1861年1月11日，恭亲王奕訢会同桂良、文祥上奏《统筹夷务全局酌拟章程六条》，推行以富国强兵为目标的洋务运动。慈禧重用洋务派。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和张之洞为代表的封疆大吏，借着剿杀太平天国运动，纷纷引进西方先进科技。曾国藩在安庆，李鸿章在上海，左宗棠在福州，张之洞在武昌，兴办近代军事与民用工业。造出了中国第一台蒸汽机，第一艘蒸汽机轮船，但在甲午战争中，北洋水师全军覆没，标志着晚清一批放眼看世界的人，期望不改变政体，单纯通过军事现代化实现富国强兵梦想的破灭。中国资产阶级掀起的轰轰烈烈的洋务运动，在西方祖师爷的组合拳下遭到彻底失败。而这一时局的始作俑者，竟是康乾盛世的缔造者，被史家称作大帝的乾隆。

1793年西半球的英吉利资产阶级工业革命已见成效。英王乔治五世派遣马戛尔尼率团出使大清，目的是取得一块租界，增开通商口岸，响应禁止鸦片和互派大使。为表示诚意，马戛尔尼送给乾隆战舰模型、地球仪、天气仪、榴弹炮等厚礼。可是乾隆并没有预感到世界的大变局，没有顺应历史潮流，像日本朝野一样明治维新。他是怎么做的呢？还算开明地取消了马大使的跪礼，派人带着马大使参观了承德避暑山庄的藏宝库，然后回了英王乔治一封信。傲慢，不，是夜郎自大！无知地宣称：“天朝物产丰盈，无所不有，原不借外夷货物，以通有无。”马戛尔尼一次出访失败，却最终决定了大清的命运。四十年后，当英法联军的坚船利炮敲开大清紧闭的国门时，曾经被乾隆不屑的洋货终于酿成了一场延宕百余年的“洋祸”！

新中国成立以后，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始终致力于一个现代工业国家的建设。靠着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骨气，靠着献了青春献子孙的拼搏进取，我们终于建立起完整的工业体系，那些曾以洋货自居的工业制成品和日用百货，也在新中国的工业浪潮中悄然被国货取代，经历着从贵族到平民的身份转换。但是，由于科技水平低下，生产设备落后，管理粗放，工作效率极低，“傻大黑粗”，成为中国制造的代名词。

1978年中国科学院院长郭沫若以《科学的春天》为题，在全国科学大会闭幕式上发表了激情洋溢的讲话，科学的春风吹遍了长城内外，大江南北。“攻城莫畏坚，攻关莫畏难。科学有险阻，苦战能过关。”老中青少，一代代科技工作者，既异想天开，又脚踏实地；既辛勤耕耘，又刻苦钻研；结出了丰硕的科技成果。中国创造在替代进口，填补空白中高歌猛进；中国工业在“三来一补”和“代工”中赢得了世界工厂的美誉；广交会、进博会和义乌小商品集散中心，成为国货输出的基地与窗口……

2010年中国超越日本跃居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然而，国人却趋之若鹜远赴东瀛抢购“智能马桶盖”。这倒逼中国制造2.0版的面世。这是一个具有5000年悠久历史的古老民族走向伟大复兴的自信，也是世界上唯一一个建立起全部工业门类的现代化国家的大国担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