己亥年夏,我携家人坐动车从辽西入山海关,经华北到胶东。恰是麦黄时节,城市之间,村庄之外,铁路两旁,随处可见一望无垠的麦田。金灿灿的麦穗,金灿灿的阳光,金灿灿的风,在蓝天白云的下面,黄河水般恣肆泛滥。舒坦的麦田间,有奔跑的孩子,有骑车的农人,有远足的背包客,有拍婚纱照的情侣……我想在摄影家的取景框里,定是一张酷似西方油画的明信片。
我的耳畔最先回荡的是日本电影歌曲《草帽歌》,就是因为那顶麦秸编成的随风飘坠的草帽勾起了我的心绪。但终觉得曲风太过凄彻。动车善解人意,悄然换上了李健的歌。我下意识地嗅了嗅,似乎空气里也弥漫着《风吹麦浪》的调子……
在大多数人的眼里,大地捧现的,也许只有丰收在望的麦田,也许会联想到诡谲的麦田画,可是,少有人懂得麦子有着极不平凡的经历。麦子的一生,就像一个人,着床,扎根,吐芽,破土,展叶,拔节,抽穗……从小到大,从青到黄,从荣到枯……选择一块土地,就把一生交给这块土地,即使艰难,也不抱怨;即使苦寒,也不放弃。蓬蓬勃勃地生长起来——春雨中,唱一支绿色的歌;秋风里,唱一支金色的歌。以后是霜,以后是雪,以后是霜雪交加的日子,但歌依然唱着。
我的祖上就是麦子,流浪的麦子。因为饥荒,从胶东闯关东,落地生根;又因战火,从关外流浪到关内。在“九一八”事变后,沦为亡国奴。我的太爷极尽节俭与勤恳,积攒下几十垧薄田,却因匪患频仍,不得不背井离乡。然而,躲终不是办法,尽管投靠在镇子里的妹妹家里,寄人离人终是不便。可回去,一家人的生计与安危,就成了水中浮萍,任凭风吹雨打。可蚌有蚌的哲学。在一位好事本家的张罗下,太爷筑高墙,修碉堡,买洋枪,雇炮手,又要支应吃穿用度,就只能卖地,卖地……一个中产之家折腾到日渐破落,庆幸尚得温饱。
我的父母也是一株麦子。他们出生的时候,中国工农红军爬雪山过草地,已经抵达陕北。东北解放,让他们有机会在赞歌声中迈进学堂。我的父亲后来考入鞍钢技术学校,他本可以像他的后学们一样,毕业,进鞍钢,由技术员干起,最后从工人工程师的岗位上退下来,中间如果足够出彩,也可能被提拔重用,然而,没有。带有强大自耕农基因的父亲,选择了逆潮流,在国家大跃进中放弃了学业,到铁路运输部当了名装卸工人。
美国著名媒体CNN曾经曝料:2013年3月29日,美国时任总统奥巴马在迈阿密港口发表鼓励使用“美国制造”的演说,象征制造业高端产品的起重设备威武地矗立在总统的身后,一面巨幅美国国旗悬挂在起重机的桁梁上。当奥巴马指点江山,挥斥方遒之时,忽然平地里刮起了一阵大风,扯断了系着美国国旗的绳子。随着美国国旗的飘落了,桁梁上上海“振华”和ZPMC的中英文商标赫然入目。此时此刻,全世界的镜头都对着世界第一强国,全世界的目光都落在了奥巴马的身上,全世界都鉴证了美国的尴尬。“上海振华”,无异于拍在美国总统面颊上响亮的巴掌。而那根被风吹断的绳子,不论是不是美国制造,都是对世界老大莫大的讽刺。
用美国记者的话,全场哗然。可生活在大工业时代的人们,很难想象新中国的工业化如何起步?当时有一句政治口号,“农业支持工业,全国支援鞍钢”。毫不夸张地讲,中国的工业化进程,是靠着中国农民兄弟的血汗完成了原始积累,更被中国农民兄弟坚实有力的臂膀高高举起。
我父亲就是他们中最普通的一个,靠力气讨生活。1962年中印战争暴发,中苏关系破裂,许多受援项目纷纷下马,工厂停工,工人失业。国家动员失业工人还乡。父亲毫不犹豫卖掉了房产,决然回到刚刚经历过洪荒劫难的乡原。我不能否认父亲对新中国的热情与热爱,也不能否认作为新青年骨子里对乡土对族人的眷恋,但这都不能掩盖他“靠力气到哪都吃饭”的朴素与狭隘。
我的母亲却不同,她历经千辛万苦搭上进城的末班车,像燕子衔泥一样辛苦地筑起自己的爱巢,满心期待着第一个孩子的降生。可是,在毫无征兆的条件下,父亲把这个巢,连同她的梦,一起击碎了。
小时候,我非常崇拜父亲。他高大魁梧,肌肉结实,体格强健,性烈如火,刚正不阿,似乎什么困难也难不倒他,像山一样值得我们依靠。我们固执地以为,母亲反对父亲是无厘头的。可社会的发展,一而再,再而三地证明,母亲是正确的。虽然她读书不多,却有着异于她所受教育的清醒。
回到土地上,无法安放驿动的心灵是悲哀的。整日像风车一样转或者像铃铛花一样开,到了秋天,可能就会没有收成。做为农民,就要像麦子一样扎根在土地上,冬雪里青,春风里荣,夏雨里成长……不能再有别的非分之想,和土地上所有的生灵一样在岁草里荣枯。父亲土地一样缄默着,正午的骄阳下,影子烙在滚烫的土地上,如同粗大的根须,向着季节深处延伸。母亲却不时跳上枝头,向不可抵达的远方,向想往的城市,深情眺望……她的梦想的小鸟已经被时代折断了翅膀,而命运更把她变成了深秋树上的病叶,她残了。
我是麦子的后裔,被点种在黝黑的土地上。在改革的春风里迈进了小学学堂,与我的兄姊相比,我是幸运的,不仅以自己的后发优势,巧妙地规避了十年浩劫,而且在冰消雪化的时节,获得了蓬勃向上的力量。师范毕业后,我重新回归土地,回归文化贫瘠的乡原。在黑板上按季播下一垄一垄的麦子,在稿格里种下一畦一畦的星光。麦子开花了,星星是麦子的苞蕾。诗给了季节之外的收获,也给平庸的生活注入了青春的力量。
我是一株会歌唱的麦子,走在文学的路上。每一株春天的麦子都经历过冰雪的磨砺与岁月的风霜。没有沧桑感的麦子就不会成熟,没有沧桑感的麦子就不会有爱情、诗和远方……
香港回归那年,我生活的北方,再精确点是东北,第一次出现了岗位招聘。尽管心存种种疑虑,但我仍然坐上了小镇通往城市为数不多且从不准时的班车,报名,面试,笔试,现场采访,答辩……每一环都是农村与城市之间必须攀登的台阶。尽管这其中掺杂了种种设计,种种变相的歧视,我依旧欣然拥抱了中国改革二十年来最具活力的新生事物,报之以热烈的喝彩。因为我知道,对于像我这样出身的人,终于等来了穿越已经固化的生活状态的机会,可以驭风而起,信天而游。哪怕乌云暂时遮住了太阳,但我依然渴望着风雨过后的阳光,因为我是一株诚实的麦子。
伴随跨世纪的一步,我从学校借调到镇机关工作,虽然已经三十二岁,不再是早晨八九点钟的太阳,但我却像一艘历尽艰辛从港汊驶进江河湖海的船,以一个满帆的姿态跃出了地平线。可在党委秘书光鲜的外衣下,是做不完的计划,下不完的通知,跟不完的会,整理不完的记录,写不完的材料……还要调研,培训,协调工作。在五年的秘书生涯里,我日以继夜,案犊劳形,焚膏以继晷,恒兀兀以穷年!我患上了严重的失眠证,一个人代会开下来,一个星期,甚至是几个月,夜不成眠。身子像石板,腿像灌铅,肩如负担,额头和眼睑如坠物。白天睡不醒,晚上睡不着。微薄的薪水,大量的中药。在无形的沉重压迫下,我摇摇晃晃,却身如风絮;在有形的心理压力下,我开始脱发脱眼睫毛,整张脸像落进尘埃里的萝卜,挂着一层灰儿。我约略记得世界上似乎有熬鹰这种职业,而一个秘书的出头之日,就是鹰掉下来,而你依然站着。
我婉拒了到大机关继续写字的机会,而留在了原单位,因为这里,我已经经营得有模有样。摸得着看得见的人脉,相较于破壳而去,化蛹成蝶,少了许多生存危机与不可预知的风险。我习惯于做一株麦子,脚踏实地的麦子。因为根植泥土的麦子,不惧怕自然界中的任何一场风雨和冰雪,更不会惧怕拔节、抽穗、开花、结籽,那是一条走向成熟的必经之路。经选举,我当选为党委委员,在宣传部长任上一干就是十三年,这几乎创造了一项纪录。我不承认我的无能,因为兢兢业业的工作,不仅得到了基层群众的肯定,也得到中央、省、市、县媒体朋友们的赞许。在我的笔下,前杜村成为全国文明村先进单位,党委书记王根号永成为全国劳动模范,陈日新、王丹成为农业部、妇联与中央团委共同授予的青年致富带头人。
工作之余,我执著于我的文学,撰写了几百万字的文学作品,出版了一部三十万字的散文集,并有幸增选为辽宁省作家协会十四届全委会委员。在当官和从文之间,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后者。这辈子我虽未曾有过位高权重的风光,但此生无悔,因为我未曾虚度光阴,而是以笔和文字投身于祖国的全面小康与民族复兴伟业。
我始终知道,自己只是一株普普通通的麦子,但请相信,在追梦的路上,麦子不会缺席,不会落伍,不会添乱,不会扯后腿,它会以自己的方式梦想成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