响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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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愿用一生守望夏夜璀璨的星空。邈远的星空下，晚风习习。星辉晃动的池塘边，杨柳依依，夏虫唧唧，如潮的蛙鸣涌上岸滩，摇曳着池塘边的一所茅屋。这座茅屋的主人，是一位年轻美丽的乡村女教师。她是我的堂姐，新婚燕尔，姐夫是村中的电工。
我出生寒门，六岁时母亲病危，几经辗转，从乡下来到省城，求医路上的艰辛与惊险，宛若传奇。家里出了病人，对我的直接影响，就是错过了生产队开办的学前班，错过了一九七六年秋季村小的招生。七七年早春，母亲捡回了一条命，我捡回了奈何桥上的母亲，也捡回了一个迟到的学习机会，我上学了。我的校服是姐姐穿过改小的，而它原本属于我的母亲。我的书包先是哥哥的，然后调换给了姐姐，轮到我时，书包的背带已经糟成了丝线，布面已经洗刷得发白。母亲在灯下用新布把背带一针一线重新裹起来。背带虽然得到了修缮，却与书包在色泽上形成了强烈的反差。母亲带着歉意的笑容，把这个丑陋的怪东西斜挎在我的肩上。
开学的第一天，我怎么也打不起精神，尽管我想装出无所谓的样子。我反复跟自己说，无论如何都要表现得兴高采烈，但我做不到。与同学们的新书包相比，我屁股上托着的这个怪物，出奇的大，与我营养不良发育迟缓的身体极不相称。夹杂在一群上学放学的孩子中间，我简直就是一只不受待见的丑小鸭。还有，因为没有上学前班，我连一百个数都不会数，简单的阿拉伯数字、中国发明的一、二、三……也因为我僵硬的手腕，没法写出清秀的字迹。因此，上早自习时，班干部会无端地把我拉到教室前面罚站。课间，也会经常遭到身强体壮的留级生欺侮。但我始终默默忍受着。我不能自已地把这些鸡毛蒜皮的小事告诉老师，更不能告诉已被生活重担压得喘不过气来的父亲和大病初愈一贯认定自己的孩子从不在外面惹是生非的母亲。
第一学期，我的老师是一位性情温顺的女教师，她在镇上住，到学校时不是很早。在她的眼里我叫不存在，因为她既没有为我差劲的学习能力提供帮助，也没有对一个处于困境中的孩子给予必要的支撑。好在，每次她来到学校，都会不问青红皂白地减轻我的刑罚。马上把我解放，让我获得一个学生的待遇——有椅子可坐，有桌子可用，但她从来没有明辨是非，限制她信任的小助手们滥用手中的权力。
第二学期，堂姐接替了我的班主任。她教书认真，每堂课的新知识，学生必须都要掌握。我至今记得她教我们背诵复韵母时的情景。放午学的铃声，在校园里回荡。放学的孩子欢蹦乱跳的小鸟似的飞过了大柳树，飞出了操场。无人的校园一下子变得空空荡荡。只有我们班教室里不时传出响亮的读书声。堂姐惯用的招法是过筛子，而且筛子眼很密，谁也别想蒙混过关。我们一个一个被叫到黑板前面，把满黑板的韵母背出来。只有一个不差的学生才准许离校回家吃饭。我藏着心眼，不像有些同学为尽快回家吃饭而贸然举手。我一遍一遍耐心跟读，重点记忆那几个拗口的韵母，一个一个地突破。当确信没有问题了，才胸有成竹地举起手臂。我虽然小，却懂得了一个道理：不求速度，只求稳妥，只有稳健才能行远。
我的学习开始进步了，远远越过了及格线。学生开始两极分化。给不及格的学生免费开小灶成了大姐班后的新举措。一天，我正在街上玩，大姐带着几个同学往家里去，不光是差生，还有几个家住附近的优等生。恰好父亲从池塘边路过，大姐与父亲搭讪，分手前，对父亲说：“让兄弟晚上也来吧，我带带他！”就这样，我有了第二课堂，成了大姐家里的常客。大姐一边做家务，一边辅导我们十几个孩子的功课。炕上一桌，地上一伙，每晚从五点开始，一直到晚上八点。姐夫怕吵扰我们，听评书时特意戴上耳机。入秋以后，关外天黑得早，放学后，没有家长来接，都是姐夫和大姐打着手电将我们一路送回。春风夏雨，秋霜冬雪，从未间断。就是大姐生了外甥，仍然在坚持。
上二年级时，我们搬到一所烂屋里上课。屋脊上的瓦脱落了，房薄也裂开了一条缝。夏天，外面下大雨，屋里下小雨，裱糊的纸棚因承受不住漏进来的雨水塌掉了。冬天的时候，只要外面下雪房檩旁的缝隙里就会飘下雪花。秋天，老鼠在上面打架，吱吱地叫，叽哩咕噜地滚。春天，猫也跑上去叫春，像婴儿啼。春夏秋冬，有看不完的风景；一年四季，有卖不完的热闹。因此，上课时，我常常情不自禁地望着破漏的屋顶发呆。一次，同学们正挨座有次序地分段读课文，大姐却突然跳过别人点我的名字，让我接着往下读。我的桌子上虽然架着书，心却早顺着屋顶上的缝隙钻出去飞到了千里之外。我措手不及，捧起书，却找不到行。慌急中，只好脱书背起来。在这之前，我并不知道自己有博闻强识的本领。从大姐的眼睛里，我看到了一个大大的惊讶。从此，大姐对我的要求就更严了。她把我列入重点培养对象，指望我将来为她争气。
学校每年都要组织朗读比赛和故事会。在选拔参赛选手时，我总能轻松进入大名单，可是，我虽说是个男孩子，却比女孩子还羞怯，天生上不得场面。要是在场下，我挥洒自如，春光无限。可一到人前，我的心里就紧张，声音就发颤，整个身子甚至会抖成一个个儿，像受到惊吓的小鸡雏。大姐一直迁就着我的草蛋，可四年级时，她变了主意，狠下心，非要把我推到人前去。我也是铁了心，就是不上去。她拉着我往外拽，我用力往下坠，就像拔河。大姐连气带累，汗流浃背，面红耳赤。她终于放弃了，在讲台上撂下了几句狠话。我却因为没有让大姐得逞，所以对她恶狠狠地“表扬”毫不介意。而且，我当时以为，她太过分，我不亏欠她什么，在道义上我们扯平了！可是今天回想起来，我没有体会她的良苦用心，实在欠大姐的太多。
这件事发生以后，课堂上大姐几乎不给我任何机会，包括优秀少先队员的评选，也是没有我的份儿。我以为我们姐弟之间会陷入了一场旷日持久的冷战，可放寒假前，两名同学慌慌张张地跑到我家，说是大姐让他们特意来的，要我参加教育主管部门安排的一次抽测。这次抽测是有来头的，因为我们班在全镇期末统考中破天荒地获得了第一名，教育主管部门怀疑我们的成绩弄虚作假。大姐担心没有我会折损同学们的锐气，因为我已经是班里当之无愧的学霸。
大姐学历不高，怕误人子弟，在我升入五年级时，她主动提出辞去班主任，回头去带一年级。我们的师生关系就此告一段落。后来，我从农村考入城市，师范毕业后曾短暂回乡工作，有幸和大姐成为同事。再后来，我调入党委机关。大姐不放心，特意赶过来。当时屋子里有很多人，她却旁若无人，问我为什么会调到机关去？是不是走了后门，送了礼？她生性耿直，容不得投机取巧。我是她的门生兼兄弟，自然要严加看管。当着外人面，我既不能吹嘘自己妙笔生花，也不能承认自己托了关系，羞愧得无言以对，暗暗恼她胡乱说话，不留情面给我。大姐却不依不饶，非要我表明态度。我说是文教办的领导推荐的，她仍追问：“这么多老师，为什么只推荐你？”她较了真，脸涨得通红。我也被她逼迫得简直要疯掉。幸好，有人进来找我办事，趁机溜掉了。
〇八年我盘下一处商铺，准备办一所培训机构。装修时我找到姐夫。姐夫推掉手上的活儿，一个人在我的铺子里干了二天。我给姐夫结算工钱，姐夫死活不肯收，说：“你姐有交代，你刚买了房，手里紧，能帮上忙，算是尽心，绝不能收一分钱！”我听了，眼泪在眼圈里转。姐夫拾掇好工具，骑上电瓶车消失在暮色里。
夜幕四合，万家灯火，习习晚风，送来阵阵馥郁的夜来香。我深吸一口清凉的空气，觉得有一种物质在我的周遭围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