响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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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关于逝去的生命，我一直心存愧疚。
我曾经写过我的外婆，却囿于篇幅短小，总觉得对不起她。在外人眼里，外婆是个女强人，可在我心中，她却和普通的乡下老太一样柔弱与迷信。
她害肺病，终年两靥绯红，似两朵初开的夹竹桃花。在大家都在忙着浆洗、晾晒、糊窗、打样、贴衬、纳底的同时，她却留着心眼儿，忙里偷闲，准备着过冬的工作。因为整个冬天里，她都被病魔所折磨，像一只蚕宝宝卷裹在被窝里咳喘不止，并不时把青白的一口浓痰，在嘴里咕噜几下，吐到炕沿下盖着手提盖子的痰鱼里。尽管有女儿媳妇们侍候，但仍力不从心。母亲和舅母们轮班守在病床前，边唠嗑边掏挖外婆在入冬前备好的山楂，把籽去除，然后和冰糖一起熬煮。在缺医少药的年月里，外婆就是靠它维系生命。像一切蛰伏的生灵，等待春天，等待温暖，等待复苏！
外婆家里供着保家仙。北墙边一个不起眼的小龛。一张覆着雪白麻布的方桌，靠墙戳着一张写着某某仙名的玻璃相框，桌边儿是两碗供菜和一盘供果。逢初一十五，外婆小小的身子虔诚地跪在下面的拜垫上，嘴里念念有词，却不发出声音来。我们到她家里聚餐，她从不上桌。我问母亲原委，母亲轻声回一句，吃着素呢，不愿见荤腥儿！
那一年，年根儿上，我母亲住在医院里，病入膏肓，命悬一线。医生委婉地告诉父亲准备后事。外婆闻讯后，特意提前杀了年猪，摆排香案，为母亲祈福。这样觉得还不够，又提了黑猪头到我们家里来，把我们赶进屋里，独独把哥哥叫到寒天冻地的室外。我们蹑手蹑脚溜到门边，眯起眼睛，从门缝向外偷看。只见猪头已端端正正摆在矮脚饭桌中央，桌前摆着一只填满五谷杂粮的香碗，香碗里燃着一束高香。外婆郑重其事地跪在院当心，不知祷告了些什么？不一会儿，她站起身，吩咐哥哥跪下磕头。不是跪一次，磕一次，而是要向着八个不同的方向跪拜。哥哥顺从地履行着作为家中长子的责任与义务，没有反驳，没有辩白，没有违拗，虔诚而恭顺。哥哥起来后，外婆别转过身子，对着母亲医院的方向，掏出手绢，擦抹着淌到面颊上的一行老泪。
后来，母亲奇迹般生还，直到康复，外婆也从未向人提起和哥哥拜八方这档子事儿。也许这跟当时破四旧的政治气候有关，也许外婆压根儿也并不相信什么神仙，也许外婆要的是结果而不是过程，也许这完全出自母亲的本能，只要对孩子有益，无论让她去做什么。也许，已经没有也许。
关于生命的话题，在我的笔下似乎都很沉重。实在是抱歉，这份无言之重，我始终无法绕开，更难以释怀。它时时提醒着我——从何处来？到何处去？我是谁？我到底想要哪些？我得到了吗？我还坚持什么？
二
说起来，我的祖上闯关东的经历，流荡而富有传奇。他们历经时世变迁与社会动荡，虽曾有过暂时的迷茫，但他们从来没有迷失过。
他们不受疆域的局限，不受民族的束缚，不受地理的阻碍，漂洋过海，流徙关东。关东的辽阔放远了他们的目光，关东的荒远放逐着他们的双脚，关东的冷冽放纵着深深藏于他们内心没被完全驯服的原始的冲动与野性。面对荒原与空寂，你很难确定家乡的方位，飘忽不定的行踪与方向，居无定所的盲目与恐慌，漫无目的的漂泊与流浪，从体魄到性情，从外在到内里，彻彻底底地改变了他们。荒野小径，脚印重叠着脚印，目光叠压着目光，叹息吹拂着叹息，迷茫叩问着迷茫。开始还清楚从哪里来到哪里去，可是，随着一次次扑空与落荒，希望与绝望，他们渐渐感到力不从心，渐渐感到惜惶无助，渐渐感到孤寂迷茫。从哪里来？到哪里去？露宿荒郊野外，借宿茅庵草堂，后来的境遇更糟，只能裹卷在逃荒的人丛，栖身于马架子，地窨子，草窝棚，饮凄风苦雨，啜数九寒霜。他们在闯荡关东的路上颠沛流离，没有乡土，没有家国，没有亲人，没有同伴，孑然奔跑在逃荒的路上。
我的祖太爷挑着担，从山东到东北，一路匆匆忙忙，风雨兼程，猛然定住脚步，怆然回顾，自己竟无处投奔。先是东山里族人的聚居地，后是同宗人的落脚地，都因无法立足，只得硬着头皮，东游西荡。虽然投亲靠友这条路走起来是这样艰辛，但他仍没有放弃这唯一的选项。从郭家村到郭家堡子，从罗套到谢套，到处是冷眼与铁面，它们像刀子一样剜着这个年轻人的虚荣与自尊，削损着他的锐气与血性。他身似孤鸿，心如飘絮，天地之大，家在何处？他不再轻狂，不再孤傲，不再凛冽。碰壁与撞墙，让他学会了伪装，学会了圆融，学会了谦恭，学会了讷言敏行。他开始佝偻本来铁硬的脖颈，蜷起袖子，吞吞吐吐地说话，蹑手蹑脚地走路，夹紧了尾巴做人。他完全变成老实本分的农民，一路踉踉跄跄，跌跌撞撞，最后投宿在自己姑妈的大车店里，做地里的帮工，也做店伙，闲余时间，便去耍身上的手艺。他有一手苫屋顶的绝活儿。他节衣缩食，口挪肚攒，居然攒下了几个钱。他时刻准备着出手，暗地里窥视着买地的时机。他是那么幸运，别人转手的低洼地，到他手里居然五谷丰登，种什么，长什么。他阔气起来了，盘了宅院，起了粮仓。昏暗飘摇的油灯下，他数着一枚枚油腻腻的铜钱，听着铜钱碰撞发出的叮叮的响声。他有些陶醉。他把钱藏起来，思忖着钱的花法。他决定买地，买更多的地，买更好的地……他拴下车马，把理想系在鞭杆子上，把希望压在车轮子上，把生活寄托在马的四个蹄子上。他坐在车沿上，向外有节奏地踢蹬着耷拉的双腿，重新挺起了倔强的脊梁！
三
我的太爷是典型的富二代，他承袭了父辈的传统与一切美德，辛勤节俭，朴拙和善，大小粗细农活均拿得起放得下，只在农活实在忙不开时才叫短工，是个人人称道的庄稼佬儿。待到民国年间，已广置田产，富裕程度在整个村中位列前茅。然而，太爷的表现却令人大跌眼镜，即使在外面挨了腚瓜儿，也不会哼哧一声。他老实巴交，不善辞令，虽然腰缠万贯，却常遭人欺。每回被人欺辱到头上，也只是忍着，从不与人争风吃醋。我分析原因只有二个：一是我们是外来户，在当地根底浅，没有牢靠的靠山，而发迹快，成了暴发户，自然让坐地户们眼红。忍一点风平浪静，退一步海阔天空。被坐地户们欺侮，不计较，是一种以退为进的大智慧。二是家里虽有钱，却人丁不旺，从祖太爷到太爷都是一脉单传。在极重宗族与家族势力的中国旧农村，自然露出了破绽。身单力孤，就必须卧薪尝胆，就必须忍辱负重，就必须藏拙守困，就必须蓄势待发。
太爷上有一姊，下有一妹。为了强外势，壮家声，祖太爷把大女儿，我的大姑太许给了东刘二堡的闵家大院，闵家是城里有买卖，乡下有土地的大户人家。庭院深深，重门似海。如同今天嫁入豪门一样，祖太爷怕自家闺女受委屈，置办妆奁不惜血本。好地就卖了五十多亩，绫罗绸缎装了满满橙橙八只箱子，赠送银圆若干，外加一挂套着三匹骡子当时最新潮最时髦最牛气的胶皮轮大马车，骡子的颈项上挂着锃明瓦亮的铜铃，拴铜铃的皮带上錾着一圈红缨。车把式一声响鞭，三匹骡子个个欢似蛟龙，快如猛虎，扬起一溜烟尘，载着大姑娘绝尘而去。大姑太嫁了好人家。大姑也太争气，虽不是长房长媳，可进门不久即当家，每回娘家人去，都是杀鸡宰猪，闵家老太爷亲自作陪，给足了大姑太的面子，长大了祖太爷的脸。
祖太爷嫁女儿的风光，令村中浮浪子弟打起了歪主意。一天，陈姓闲汉买通村中有些脸面的媒婆登门说亲。怕开罪于人，祖太爷、太爷不置可否。孰料，媒婆在外逢人便讲他说成了一门亲事，郭家老太爷答应把二姑娘许给陈某（我不愿提他的名字）。闲汉陈某吃喝嫖赌抽五毒俱全，游手好闲不事农桑，房无一间，地无一垅，从前往后看是个盲流，从后往前看就是个流氓。他纠集一伙人，整天偷鸡摸狗，大吃大喝。正经人躲着他走，老实人他欺上来。祖上无能，惹不起，躲不起。死逼无奈，只得忍气吞声把老姑太嫁过去。每提此事，父亲眼白充血，目光如炬，咬着牙，看向我，让我明白他有多么恨！我迎着他的目光，问他为什么会这样？他终于无尽伤怀地慨叹，“我们老郭家让人熊了，熊走了一位黄花大闺女！”祖太爷憋气带窝火，却又无可奈何。一则怕老姑娘受苦，二则不能委屈了老姑娘。祖太爷一视同仁，和大姑太一样陪送老姑太。只是把银钱车马，兑成衣食用度，并拿出二十亩地作陪嫁。可陈某顽劣如初，没几年工夫，就把家产输光吃净，不时还打上门来讨要。老姑太死后，虽在一个村儿住着，却再不认这门亲戚，彼此再无走动。直至今日，老死不相往来。
身逢乱世，烽烟四起，盗贼遍地。也是祸不单行。我们先是孤户，后来村中来了一个本家，却不学无术，专门滋事，交了许多江湖朋友，常寻到家里威逼太爷买枪买炮。太爷没法儿，只好带着全家从乡下躲到镇上，先是落脚在大姑太家，但久住不便，又辗转到镇上，张罗买房置地。但乡下的地贱，又遇离乱，因此，乡下几亩地才能换镇上的一亩地，很不划算。当时祖太爷已过世（祖坟在郭家堡子），由太爷当家主事。太爷心疼，咬咬牙，又带着一大家子人回了乡下。那位本家闻讯又至。太爷没法儿，只能言听计从。卖地！卖地！修围子，筑碉堡，买军火，雇炮手，看家护院。从二位姑太太出嫁，到炮手临门，这一通折腾下来，偌大的家业终于败下了一大截子，但相较于长年累月靠扛工过活的人家，家境还算殷实，年景还算过得去。
我常常想，为什么一个中产之家会走投无路，而且在几经挣扎之后，仍然呈现出家道败落的迹象，是他们少智谋？少决断？少信仰，少耐心？这是不够勤奋？不够节俭？不够努力？医得眼前疮，剜却心头肉。在兵齑匪祸频仍的旧时代，他们只能苦苦支撑。这种垂死的挣扎，谁也不知道能够苦捱几时？杜甫笔下的安史之乱，李清照经受的靖康之变，朱耷经历的国破家亡，浓缩了多少无辜者的血泪与无助者的辛酸？在社会撕裂般的大动荡里，一个个原本富足的小康之家，他们的命运只能是破产。而我的祖上也亦然，不论他们有多勤谨，多俭省，多努力，无非是多增加了一个《子夜》中的吴荪甫，《林家铺子》中的林先生，《春蚕》中的老宝通。
四
太爷育有二儿二女。我的大爷连娶了三房媳妇，每一次迎娶与前二房的出殡都少不了花费。大爷虽居乡下，却完全是富家公子的派头，肩不担担，手不提篮，还常年吸食鸦片。我的第三位大奶出身于破落地主家庭，别的嗜好倒没有，只喜欢看小牌。常言，小赌怡情，大赌败家。我们家的大爷、大奶奶，玩得正是这种时髦与心跳。
太爷过世后，大爷、大奶就借机闹着分家，而且提出不要老宅子，计划好在相中的自家一块地里重起宅院。由此，在分家时多划出二十亩地抵作费用。这样一来，大爷一房分地七十余亩，有人丁七口，因为当时大姑、二姑已出阁，六姑还未出世。六姑是大爷的遗腹女。爷爷一房分地五十余亩，并分得老宅，人丁正好也是七口。家道由中产阶级已沦落为小康之家，但日子总算还过得去。
大爷气管不好，是越抽越薄的家底儿危机，还是难以忍受的病痛折磨，没有等到老姑娘出世，便自缢于炕沿下，其时应该不到五十岁。也许他已预感到时代的风云变幻，提早凿穿了封建家庭这艘风雨飘摇的破船。也许只是他感觉到这个败落之家已无法承受他富家老爷的花销，及早地为孤儿寡妇留下几个活命钱。也许他的死纯粹就是个偶然，与历史潮流无关。总之，大爷死了。村里人无不暗暗长出一口气，叹息道：长房这一支完了！
大爷的长子，我的大伯当时还是十五岁的少年，并非大奶亲生，因而并不受待见。冬无棉服御寒，夏无短褂解暑。白天浪荡街头，夜里钻柴洞，蹲粮仓。大爷升天后，剩下孀妇孤女，一片凄惶。大奶整日唏嘘不止，心慌意乱，手足无措。原来还担心大伯会寻机报复，可大伯不计前嫌，主动跑到大奶面前，跪下道：“妈，我爹先走了。我虽然不是你亲生的，但我会像亲生的一样孝敬你。人人都说我们这一家完了！但妈你不用怕，咱不能让人笑话，咱要活出个样来给人家看看。田里的活我都会，只要你在背后支持我，我保证我们的日子能过起来，弟弟妹妹们绝不会没饭吃……”大奶闻听号啕大哭，边哭边抹眼泪，算是悔过，也算是同意，但心里并不完全相信一个十五岁孩子说出的话，可形势比人强，如今已是山穷水尽，也只能走一步看一步！
春耕时节，大伯家里却没有牛具，大奶是个中年寡妇，不方便抛头露面，弟妹们尚年幼。死逼无奈，大伯硬着头皮儿跪门求帮，他对有牛具的郑老伯说：“我爹活着的时候与您老不错，现在我爹不在了，但交情还在。我们家落难了，我相信您老是重情重义的红脸汉子，绝不会看着不管。现在我们家由我当家，需要老伯支持。我们家有车，你们家有骡子，我们串换着用，你看行吗？”一番话说到了郑老伯的心里，老爷子本就看着孤儿寡妇着急，却碍着面皮与闲话没有伸藤。今天见盟侄儿求帮到自己的门口，与老伴一商量，当即慨然应允。他拉起大伯，爱抚地拍打着大伯说道：“你不记你后娘的仇，有气量！今天你跟我说这事，有骨气！不会使犁耕田我来教你，地里头有什么不懂的，尽管来问我，我得对得起朋友！”
十五岁的大伯扛起了犁，也扛起了一个家。大奶带着几个大一点的妹妹跟在大伯牲口后面，犁开了大爷去世后的第一条垅。那一年，大伯家的地获得了丰收，大奶和姑姑们谁也没饿着。从此，一向不事农桑的大奶也编起了草鞋，过起了清贫的农家日月。只是家里的地，因为赌债，因为烟债，因为好吃儿，顶掉了不少。这也是上天的安排，解放后定成份，全家人定了贫农。
我节衣缩食的爷爷奶奶一家却定了中农，而且，随着大伯、二伯、父亲、四叔相继工作，兴阶级成份“暗戴帽”那阵儿子，还背着我们在中农的前面加了个“上”字，而这多出来的一个字，直接决定了五叔的命运，并影响到我们这一代人的前程。五叔县一高中未毕业，即通过了空军飞行员的考试，却因政审不合格而被拒，以至终生务农。比我大的哥哥姐姐们在入队、入团与入党问题上，都曾经遭遇滑铁卢，却因是暗戴帽而不明臼里。
我的奶奶四十几岁即中风，瘫痪三年后去世。我的爷爷六十几岁中风，七十岁离世。在他们身上没发生什么精彩的故事，少有惊险刺激的情节，更无光耀门庭、光耀子孙、光耀春秋的史实，平平淡淡不温不火地走完了庸常的人生。尽管他们把中风遗传给了子孙，但他们依然值得子孙们的景仰与缅怀，毕竟在动荡的时光里，他们用智慧和汗水、心血和生命保住了一份赖以维系一脉香火的家业，虽不富裕，但已足够！
五
我的祖太爷在浑大平原一个名叫义和的小村子里扎下了根基，他像欧洲人漂洋过海登陆美洲大陆一样开拓并缔造出家族赖以繁衍生息的胎盘。胎盘上的根脉粗壮而繁盛，不仅在东北大地枝繁叶茂，而且尽力一伸，居然跨越重洋，深扎进美利坚的国土。
祖先的闯荡史，也是一部创业史。在历史猩红的册页上，有遍野狼烟，有铁马金戈，有热血抛洒，尽管我的祖先巧妙地进行了闪躲，但他们的经历一样不乏惊险与刺激、浪漫与传奇。重写逝去的生命，就是为了提醒活着的人。
它让我相信：你可以没有能力，但决不能放弃努力；你可以没有天分，但决不能不够勤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