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廷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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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丢了钥匙？这里捡到一串钥匙。”我小声提示每一个经过疫情监测点的行人，但是，几天了过去了一直没有见到失主，我有些着急了。我知道，丢失钥匙的人也一定很着急。于是，我在深夜值班时，不断打问失主。我想，我一定要找到失主。
疫情发生后，我被抽调到一个社区，在一个巷道口值班，这个巷道有几个出口，临时管控期间，别的出口都封闭了，只留一个进出口，一千八百多户，五千五百多人进进出出，扫码，登记，医护人员进入做核酸检测，防疫人员消杀病毒，志愿者送蔬菜和食物，风险很大，我们值班人员每天分成四组，一组六个小时值班，大夜班在晚上的23点到次日早上7点。我经常在这个时段值班。
有一天深夜，一点三十分，有个妇女请求出去一会儿，要去医院看望快生产的姐姐。“真的，我不骗人，我姐姐真的怀孕快要生娃了，不是的话，我这时候出去干啥？”按照规定，静态管理期间不能随便出入，但是，因为事情紧急，我还是放她出去了。过了五个多小时，她才回来。在登记时，她把钥匙丢在我们的办公桌上了。我打她留下的电话，但是个空号。登记的人经常写错电话和身份证号码，似乎害怕泄露自己的信息。
一串钥匙，可能是有备用的，几天了也没有见她来找，但是，我总觉得应当尽快找到失主。
我写了几张纸条，贴在场所码的旁边，希望进出人员在扫码时，注意到是谁丢的钥匙。
我也对进进出出的人员不断小声提示。眼看着就要解封，我们的值班点就要撤除，到时候，我们就不来这里了，帐篷也会拆掉，这串钥匙就只能交到附近的派出所活当做垃圾扔掉了。
“找不到失主，我决不罢休。我就不信，我这点本事也没有。”我决定在我最后一晚值班时，想方设法找到失主。我想到电喇叭，想录上寻人启事，一遍遍播放，就像以前为了督促做核酸检测，用电喇叭在巷道里喊人一样。但为了一串钥匙，又觉得不合适。只好还是见人就小声问：“谁丢了钥匙？”
夜里，下起了大雨，我一个人在帐篷了，烤着电炉子，泡了一碗方便面。风声、雨声、树叶声，我没有一点睡意。街道上静悄悄的，偶然有救护车和垃圾清运车走过。半夜里出进的人员多是和我一样去某个值班点换班的。公交车停运了，私家车在大街上随处停放。
路灯通明。
我用酒精洗洗手，时不时张望深邃的巷道，看看会不会走出行人。
不远处传来狗吠和鸡叫声。城市里的鸡叫声听上去很卑怯，没有一点乡村鸡叫的空灵和洪亮感。
在农村，要是捡到东西需要喊叫，完全可以扯开嗓门呼喊，声音可以穿越山谷，从这个山头传到对面的山头，形成神奇的回声。但是，城市里万万不行。
我担心那个丢了钥匙的人不识字，见到我贴在场所码旁边的启事也不起作用着越发让我忧心。
在我即将下班时，我看见一个正在扫码的妇女和旁边一位妇女说话，背影很像那天深夜见过的人。我再一次提示：谁丢的钥匙？
她回过头，显得一脸惊喜，对我说：“我的钥匙，我丢了一串钥匙。”
“几天前的深夜，你是不是要去医院看人？回来时还提了一些苹果和香蕉？”
“就是的。这就是我的钥匙。我还当是丢在医院里了，找了几次都没有找到。谢谢大叔。”
“不用谢，我真替你着急了几天。这下好了。”我如释重负，心里一下子轻松了许多。终于了却了一件心事。
天明时分，公交车也运行了，学生在排队等候公交车，街道上的行人越来越多了。我沿着江边大道步行去单位，心里觉得很愉快。又一次劫难过去了。我很快忘记了那个找到丢失钥匙的人的快乐，好像没有发生过这件事情一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