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比共和国小21岁

文/王宗伦

我比共和国小21岁。1970年国庆节，我一个多月大。

我出生的那天晚上正是生产队第一次分稻谷。我父亲在生产队分稻谷去了。我一出生，爷爷就安排我幺爷快点出去生产队报信。大队支书也在分稻谷的人群里面，他说：“哇，这个娃儿生得好，有饭吃！”

妈妈经常给我讲这个故事。好像我的出生代表着坐坐享其成的寓意一样。但我至今没有去贪图坐享其成的生活，一直靠自己勤劳的双手来谋生。因为我从小就养成了热爱劳动的习惯。我们大队还有一个和我一年生长的男孩。据说大队支书去发布票的时候，刚走到他家门口就听见屋子里传来“哇”的一声。那个时候只要孩子一出生，就可以分得粮食和布票，有吃有穿。大队支书说：“好遇时嘞！”人们就给他取名为“马遇时”。

共和国30周岁的时候，我和马遇时成了小学同学。地方下户的时候，马遇时就回家务农去了。我还在继续读书，读到初三的时候，如果不是遇到邓宗汉老师，初中毕业就回家务农了。邓老师是我人生中的一个重要转折点。记得邓老师曾用三节课的时间给我们讲述路遥的小说《人生》。朦朦胧胧地意识到，人生就是要有曲折才有意义。所以，后来的人生之路中遇到曲折的时候，我就安慰自己，这是上天给你“意义”的时候，这道坎儿一过去，意义就显现出来了。果真如此，这样一想的时候，，面对坎坷曲折也就坦然了许多。

共和国40周岁的时候，我在桐梓县城上高中。那个时候，我的文学梦简直是蓬勃发展，我和同学在学校创办了校园刊物《韶华》，用铁笔刻蜡纸油印，在学校的各个班级之间发行。那时候从牙缝里面省出钱来订阅《杂文报》，给《杂文报》投稿，还收到过编辑老师的回信。我们一大帮文学青年，后来都奔向了各自的岗位，而我仍然痴心不改，还没有放弃。

共和国50周岁的时候，我在福建打工。那个时候，我已经成为两个孩子的父亲了。我最大的梦想就是挣钱修房子。因为老房子实在住不下了。看到周边邻居都纷纷修起了新房子，而自己没有房子住，感觉很没有面子，于是就拼命挣钱，同时也支持两个兄弟读书，减轻父母的负担。青春年华最美好的十来年，主要从事繁重的体力劳动，书本知识大多丢了。这十来年的挣扎，边找边用，很多时候找的钱不够用，最终积存下来的存款还不到一万块。

共和国60周岁的时候，我生了一场大病，差点儿病死了。我回到家乡养病一年多。我二兄弟宗明已经当了医生，他知道那个病的死亡率非常高，他就想尽办法开导我。这一场病，彻底改变了我的人生观和价值观，我不再想出远门打工了。生病期间反而读了不少书，比如把初中、高中的语文书全部翻出来重新读一遍。三弟宗培从容光镇把他们办公室的报纸打成捆，步行二十里山路给我背回来，让我有了报纸可阅读。虽然是过期报纸，仍然是难得的精神食粮。病好了后，我在家乡发展蚕桑产业，把以前种玉米、种烤烟、种水稻的土地拿来栽桑养蚕，后来又招聘到县里面当过蚕桑辅导员。栽桑养蚕这条路走失败了，然后到水坝塘派出所当了一名辅警。

在派出所那些年，无论是辅助民警开展档案达标还是创建一级公安派出所，我们都是忘了命地加班，因为民警和辅警的关系处得非常好，工作起来很快乐，大家都愿意多劳动，多付出，也喜欢学习和请教。这样的干劲是很得领导赏识的，也让自己有了脱颖而出的机会，因此被公安局聘请到政工室专门从事公安新闻宣传。平台广阔了，需要学习的东西就更多了，任务也更加繁重起来。每天的工作任务都排得满满的，只有见缝插针地自学。这些年来，得到了许多领导的支持和培养，先后到省、市、县参加过一些培训，提高了自己的写作能力，也搭建了许多人脉资源，发表了一些作品，获得了一些奖项，结交了许多文学爱好者，树立了扎根警营从事公安文化工作的信念，一直干到了现在。

这十多年的公安新闻宣传，亲身经历和见证的变化也是非常快速的。从手写稿到邮局信封邮寄，到新浪博客，邮箱，再到QQ交流，微信聊天，公众号，抖音……方便快捷的网络时代，给阅读和创作插上了腾飞的翅膀。最大的突破是人与人之间可以面对面地沟通交流，很多大报大刊的编辑老师从网上了解我的情况后向我约稿，我采写的许多人物故事，就接二连三地在各级报刊杂志上与读者见面了。省报的一名著名编辑曾说：“不是因为你那里特别出先进典型，而是因为这个作者在那里。”我觉得这个编辑老师讲的是良心话，更加增加了我采写人物故事的信心。所以，这些年来采写的几百上千人，有不少登上了人民大会堂或部省级领奖台。中华人民共和国抗战胜利70周年大阅兵的时候，贵州省有4名代表受邀到北京观礼，我采写的人物就去了2人。中央电视台《今日说法》，是我小时候就特别喜欢的栏目，没想到前几年，竟然有7期根据我的作品摄制的电视专题片在上面播出。有人问我，王哥，你是如何做到的？我说，我只是一个淘金者，这些“金子”本来就生活在那里，我只是去把他们显现出来而已。比如植造“生态天堂”的老农魏发富、扎根黄莲的“教育拓荒牛”周廷猛，他们身在基层，却胸怀伟大梦想，并且不遗余力地去实践着、奋斗着。他们就是身在基层的民族脊梁，如果我把他们的故事集中起来，建一个灵魂博物馆，那将多么有意义啊！

古人说：“五十而知天命”。比共和国小21岁的我，今年正好49周岁，虚岁也就是“知天命”的年龄。我的天命，也就是日益繁荣富强的祖国给我的天命。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大庆之际，我满怀激情地撰写了这样一副对联向共和国献礼：“我心向党心，心心相印；文运连国运，运运亨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