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宗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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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宗伦
清明节来临之际，我的第二部作品集《咱们这些人（一）》出版了。书收到了好几天，我都没有对外发布消息。我计划在清明节前，先到邓宗汉老师的墓前焚祭一本，然后才向朋友们赠送。
这是一个神圣的仪式。因为师恩难忘。
想让邓老师看到我的著作，是缘于二十多年前的一个梦想。读高中的时候，一帮同学哈凿凿地整起编文学刊物，自己在钢板上刻腊纸，然后油印，自办发行。双手脏兮兮的，鼻子眼睛也是油墨。累是累，但感觉很神圣。特别是看着自己的名字前赫然标注着“副主编”三个字那种暗自得意的劲头，已经到了走火入魔的地步。但是，嘴巴却咬得梆梆紧，生怕一不小心就会暴露自己“图名图誉”的鬼板眼。想出名的花肠子，真的比青春期的萌动还强烈。每一份报纸出来，我都要寄一份给邓老师。邓老师把报纸张贴在校园内，让同学们阅读。我暗自想象自己荣归母校的那种风光场景，有时候走路走路，走着走着就噗嗤一声窃笑起来。
“神经病！”
也许，这就是梦。
美妙的文学梦，真的让人利令智昏。等到名落孙山的时候，梦破了，开始品尝痛苦的滋味。失眠，自卑，抱怨，发泄，……失败的年轻人容易干的蠢事，我都基本干过。我把几大本日记本，一页一页地焚烧了，把亲友来往的信件，以及自己苦心编辑的报纸也付之一炬，然后背起几件旧衣服，到伟人南巡讲话的时候“划了一个圈”的地方打工去了。我发誓从此与那个“神经病”一样的“哈儿梦”一刀两断，安安心心做一个现实生活的人，打工挣钱，养家糊口。
可是，打工的那十年，曾经的那个“哈儿梦”，却又时不时从思想深处跑出来吓我一跳，跑出来惊扰我的体力劳动。我终于知道，只要真正爱过，要想遗忘，便是假话。那个“哈儿梦”，经常与现实生活中的我打架，撕扯得我血肉模糊。我就拼起命干活，我与机器一样，不分昼夜地劳动，机器上的“计件”与我的薪水成正比时，我常常暗自得意，我终于用我的体力劳动，把那个“哈儿梦”死死地蹭在思想深处的某个角落。我不能让那个“哈儿梦”有丝毫动弹，因为我需要用我的身体去换钱。我流淌着汗水，耗费着青春，日复一日地把时间变成金钱。比如八角钱一个小时，或者一块钱一个小时。如果是“计件工资”，只要我有足够的时间和力气与机器周旋，换来的工资则更多。我不让那个“哈儿梦”得寸进尺，因为我太需要钱了。为什么把那个“梦”贬称为“哈儿梦”？因为做这种梦的人，十有八九是赔了青春又贫困的怪逼。有时候水都舍不得买一瓶，但如果拿买水的钱买书的话，保证比谁都快。那书里面真的有甘泉吗？鬼才晓得。相反，许多书让你读着读着，就读得一脸泪水。原来生活中比我苦难百倍千倍的人儿多了去了，他们都那样坚强地与生活的魔鬼作斗争，我却遇到一点点小事就母兮兮的，真的是个求凿凿。
打工那些年，我就像一台机器一样，整天轰隆隆地运转。如果这台轰隆隆运转的机器，就这样匀速地运转下去，我也不会有什么烦恼，每天超强度地陪伴机器运转后，一倒在床上，就像死猪一样呼噜呼的，等到睁开眼睛的时候，第二天的上班时间又到了。我曾一度沾沾自喜，这样的体力劳动让我忘记了一切烦恼，我像一台机器一样，给老板生产着源源不断的剩余价值。然而，我的价值在哪里，我不知道，更不要说“价值观”这样的奢侈文字了。
机器总有停止的时候。机器停止的时候，我就无工可做。我一无工可做，我就空虚不已。我一空虚不已，我就胡思乱想。当我胡思乱想的时候，有人就来约我一起去干坏事。他们眉飞色舞地描述干坏事的乐趣、方法、胆量。好像他们觉得我这个人非常适合干坏事一样。也许他们看中我面相老实巴交内心却有异常的欲火在燃烧的那种奸诈吧。反正那些年，很多人都想约过我去干坏事。我也曾考察过，研究过，反思过，最终没有去。也幸好没有去。后来我到了公安机关当辅警，当面对那些坐在铁板凳上戴着手铐的年轻人，我就爱问他们为什么走到这条恶路上来的人生历程。有时候，我要给他们倒一杯水，告诉他说，我也差点成为你这样的人，我喜欢老老实实地跟他们讲述我回心转意的心路历程，我最终没有去干那些坏事，根本原因就是碍于面子。我总是觉得，万一哪天栽水了，消息传回家乡去，人们就会惊诧地说，干某某坏事的人，就是那个“副主编”，就是写过某某文章的某人啊，我如何面对曾经自以为是的那个我？我怎么面对我心里面曾经树立起来的那个我？就在我陷入黑夜而又两眼抹上污泥般的糊涂日子里，偏偏是那个“哈儿梦”，常常半夜三更跑出来敲打我的脑海，让我失眠，让我不甘，也让我警醒。我是何许人也，怎么能去干那些坏事呢？万一哪天我“著名”了，我干过的那些坏事，就会让我有种站在茅坑的粪盖盖上的感觉，就算这层粪盖盖有足够的厚，蒙得了别人，也蒙不了自己的良心。那个被我一度嗤之以鼻的“哈儿梦”，让我非常顾及脸面，生怕一迈出去，就没脸面去见邓老师了。
邓宗汉老师是我人生路上第一个拐点的恩师，他的“跟踪教育法”，简直就像无形的鞭子，我打工跑得再远，都仿佛有股力量在鞭策着我。比如我打工回来的时候，父亲总是会告诉我：“你们邓老师在街上碰到我，都还在问你的情况呢。”父亲说这话的时候，我就沉默。我不沉默，我难道要哭出来才行吗？我都已经出去打工了，按时下的行话，就是已经废了。一个青年，一旦走上打工之路，人生的命运多半就那么定格了，这个时候的这种关心问候，就让人感觉特别难受。我就想，能不能有朝一日也堂堂正正地去面对自己当年的恩师呢？我想，我要找很多的钱，试过几回，我的智商不够，很多时候面对利益下不了手，总是忍让，包容，结果就输得一败涂地。商场上有句行话叫见到猪都不杀——有罪。我就是那样的猪。官场上呢？也许老老实实地干好自己的本职工作，也还有人求你，如果有个“火柴篼”摇起，总有人看你的脸色。但是，考不起学校，进不了体制，这条路也堵死了。
一个人因为想得太多而活得太累，再加上喜欢空想，就更累了。这个时候，我人生的第二个转折点来了。打住，在说第二个转折点时，先说说第一个转折点。
第一个转折点是初三的时候。我本来已经厌倦读书了，混完初中就了事。初三那年，邓老师当我们的班主任，他的几句体贴的话，让我感觉非常温暖，从此重新燃起了读书求学的希望。初三毕业的时候，我英语考了3分，数学2分。但是，我特别渴望复读。我拿着成绩通知书，站在邓老师的办公室门口，看到那些考得好的同学，个个兴高采烈，考得屁的，个个焉巴屁臭，灰溜溜地溜了。我等大多数兴高采烈的同学与老师辞别后才轻轻走进去，小声地给邓老师讲：“我想复读。”邓老师的声音还是那样小，他从来没有大声过。记得他说：“有志者，事竟成。虽然基础差点，只要用功，也会成功的。”当时感觉邓老师的这句话拨云见日，感觉自己应该努力，努力就会成功。如果当时邓老师劝我回家务农，我肯定也相信。老师一句鼓励的话，就让一只焉巴了的气球重新鼓起了气。所以我常说，这是我人生中的第一个转折点。从那时开始，我不管对什么人都说鼓励的话，不说泄气的话，就是从邓老师那里学来的“人生法宝”。
第二个转折点，是金传芳大爷。他是我的邻居。那时他从部队转业回到桐梓，在桐梓党校上班。经他介绍，我和堂兄弟王宗儒一起到桐梓插班读初三。虽然还是没有考起，但是打开了视野。特别羡慕读高中的人。后来几经周折，我也上了高中。读高中的时候，也就是我前面所说的那个“哈儿梦”开始的时候。谁知高中毕业，还是一锅大白水。我的二弟三弟读书比我好，我如果长期占起茅坑不拉屎，就将影响下面的兄弟们读书。于是我主动放弃复读，回风水小学去代过课，又去乡政府混过，然后外出打工。一打就是将近十年。话说就到了第三个转折点，高中同学辜昊成在水坝塘派出所当所长，把我“请”到那里当了一名辅警。当了辅警，派出所的书报杂志多得很，没事就读书看报，曾经的那个“哈儿梦”又复苏起来，一些豆腐块就陆陆续续登上了报刊杂志。
听说我到了公安机关，而且发挥了自己的特长，邓老师是喜不自禁。为什么用喜不自禁这个词呢？我可以举例说明。我在2007年买了一套二手房，也厚起脸皮办了个搬家酒。邓老师那里，我并没有通知他。可他得知后，专程让儿子邓毓兴和儿媳牵着他，到我家来送了份礼。他那时七十七岁，病得走路都已经很困难了，上楼下楼都要人扶着才能挪动步子。我从他欣喜的眼神中感觉得出，他对我这个学生是没有放弃的。也就是说，他的“跟踪教育法”仍然在实施中。
2009年，邓老师去世了，我含着悲痛的心情写了篇《钓住恩师的身影》，后来，这篇文章选入了一个年度选集，我专门送了一本给邓老师的儿子。那个时候，我就萌生了一个念头，等我出版了自己的作品集，一定亲自到邓老师墓前焚祭，向他老人家汇报我的写作成绩。2015年春节，我的第一部作品集《破译潜逃密码》出来时，就在邓毓兴老师陪同下，来到邓老师墓前进行了焚祭。其实我也知道，那些变成灰的纸张，并不一定升到所谓的天堂。但是，因为我心里面有这个仪式感，所以就树立了一个信念，每出版一本自己的作品集，首先就到邓老师的坟前焚祭，向他老人家作无声的汇报。说也奇怪，自从有了这个信念后，我在思想动摇或倦怠时，只要一想到这是在为去邓老师墓前作报告而积累时，浮躁的情绪就安定下来，又继续努力工作了。邓老师一生不吸烟、不沾酒、不染不良嗜好，不说脏话，勤勤恳恳做事，干干净净做人。我如果写些乱七八糟的东西，怎么敢去面对慈祥善良的邓老师呢？我对每一个文字就苛刻起来，要求自己一定要写得干净，高尚，才能作为奉献给邓老师墓前的礼物。
我曾经写过一篇回忆邓老师的文章，叫《照亮人生的那盏灯》，而我现在的感觉，已经从“灯”这个意象更进了一层，总感觉有一双慈祥善良的眼睛在看着我，眷顾我。有时候，我又感觉这样慈祥善良的眼睛有很多双，在替邓老师帮助我，鼓励我。在我的潜意识里，那是邓老师的眼睛转世到了他们身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