忧心
网站用户
四十四
转眼间三年过去了，党中央做出决定，要求加大扶贫攻坚力度，2020年年底前，全国扶贫工作必须要做到所有贫困户全部脱贫，在中华民族复兴的道路上一个都不能少。全国上下要打一场扶贫攻坚战。
中央的决策一下，各级政府立刻开会部署扶贫工作任务，要求每个单位、部门都要安排扶贫任务，派遣驻村扶贫第一书记和驻村扶贫队员，同时，还要派遣若干名帮扶队员。其中，第一书记和扶贫队员要常驻派驻村，而帮扶队员则根据需要随时入村，但在每周周四扶贫日，则必须进村入户进行帮扶。
姜水旺所在的学校也接到了扶贫任务。学校被安排到同样处在黄河滩区的乡镇——柳林镇的六个村包村扶贫。柳林镇，是平阳市下辖太平县的一个镇。姜水旺作为帮扶队员与另外八个人一起被分到了其中一个村——黄助村进行扶贫。
五月六日，按照太平县委县政府要求，所有第一书记、扶贫队员和帮扶队员必须进村开始扶贫工作。姜水旺第一次进村，还感觉到纳闷：这都改革开放近四十年了，怎么还有这么多的贫困户呢？
太平县，是国家贫困县。这也是历史遗留问题。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全国贫困人口占据很大的比例，国家为了做到有的放矢，让这部分人尽快能够脱贫，专门成立了扶贫办公室，针对这部分地区制定专门的扶贫政策，主要分为国家级和省级两个级别。定为国家级的，由国务院扶贫办负责；定为省级的，则由省级扶贫办负责。被定贫困县的级别越高，县级财政能够获得上级财政补贴的力度就越大，得到的优惠政策也就越多。为此据说当时还闹了不少笑话。刚开始的时候，由于一些地方政府的领导文化程度低，对国家的贫困县政策理解不够透彻，也没有领会国家的意图。其中一个县被国务院有关部门定性为国家级贫困县后，这个县的县委书记，大怒，这也太丢人了，我主政这个县好几年，却成了国家贫困县，这不是说我无能吗？这下不把人丢到全国了吗？于是，就召集县里有关部门连夜召开紧急会议，讨论有关对策。经过一夜的讨论，最后达成共识：派出得力人员到上级有关部门去公关，不惜一切代价，也要把国家级贫困县的帽子甩掉。最后，经过努力，终于达到了目的。
就在县委书记和县长沉浸在成功的喜悦中的时候，国家对贫困县的扶持政策出台了，他们一看，国家给的这个扶贫政策蛋糕不是一般的大，简直是太实惠了。这两个人后悔死了。咋办？赶紧又召集紧急会议，这次会议要解决的问题难度更大啊！原来是给评上的，自己钻山打洞把这个帽子推掉了，现在再要回来，就是到了上级面前，情何以堪啊！会议的中心议题只有一个：必须想尽一切办法，把国家级贫困县的帽子抢回来！这次会议开的更长，开了两天一夜，最后拿出一个方案：再次派出得力干将，到上级部门去公关。派出的人员尽管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无奈，国家级贫困县的名单已经公布，不可更改。而省级贫困县的名单还没有公布，于是就在省级贫困县的名单添上了太平县的名字。但是，定为省级贫困县，也必须要报个贫困人口的数字啊！于是就把申报国家级贫困县的数字留到省里相关部门了。后来近三十年，国家和省里每年都要按照扶贫政策向贫困县拨付扶贫专项资金，下达扶贫项目。由于工作不够细致，就被一些相关工作人员钻了空子，贪污、挪用、套取扶贫资金的现象屡见不鲜。到底谁是贫困户，有的地方，甚至出现连贫困户自己都不知道，自己原来是贫困户。
尽管国家和省政府年年下拨扶贫资金和扶贫项目，但是扶贫效果却不佳。每一任县委书记卸任的时候，上报的都是该县在他的“强有力”的领导下，已经脱贫，可是新一任县委书记上任的第一件事，就是把贫困县的帽子戴回来！出现了“年年摘帽，年年戴帽，周而复始，无穷尽焉”的怪现象。
后来，新闻上居然出现了更无厘头的闹剧：某地县委县政府居然挂出了“热烈祝贺我县被评为国家级贫困县”的条幅，堂而惶之公然挂在该县城镇的主干道上。
四十五
根据国家要求，不仅要有数字，还必须精准到户。这下麻烦了。很多地方，原来的贫困户只是在纸上，不需要去做具体工作。一说要到户，这就必须要一户一户，逐户去对号落实。
对县级政府来说，最要紧的是，如何把贫困户数字分派到各个乡镇去。对县级政府来说，这还比较好办，召集一个乡镇书记、乡长会议，把数字一分，就完事了。麻烦的是乡镇这一级别的领导，上面把数字分下来，自己就必须把这个数字分下去。咋分？他们也有他们的办法。回去马上召集村支书和村长会议，让他们先自行申报贫困户数，加起来以后，核对一下数字，看与上级分的数字能不能相对应，如果能，那就按他们申报数执行就行了。如果村里报的超了，就让报的多的，把多余的部分去掉；如果不够，让那些报的少的村，再挖掘一下潜力，总之一句话，首先必须达到数字准确。
刚开始，对贫困户标准没有具体的要求，也没有具体的实惠。村里在分派任务时，遇到了阻力。给自己戴上贫困户的帽子，自己的孩子咋说媳妇啊！谁愿意把自己的闺女嫁给一个还没有脱贫的穷光蛋啊？于是，先把一些愿意报名的真贫困的人家报上去，不够数，没办法，一些村干部干脆就把自己和自己一门的人通过做工作报了上去。不管怎么着算是完成了任务。
过了两年，上级部门开始对贫困户制定政策扶贫，不仅有钱，还有化肥等物质。一些当初没有当贫困户的人家开始有意见了：某某凭啥能当贫困户，我就不能当，他家有车有楼，还有人在政府上班……
针对出现的这种新情况，上级部门及时对贫困户的标准进行了界定：有车有楼的不能当贫困户，村干部不能当贫困户，有固定工作的不能当贫困户……后来，又对家庭年均收入制定了具体标准。
这样，就出现了新问题：必须对贫困户重新认定。一些县级政府不得不对贫困户指标进行重新调整。有一个乡，把各个村在数字上能够达到标准的家庭都报上去，还是不够数，没办法，就把剩下的数字全部分给了一个人口大村，这个村一下子，贫困户就达到了一百多户。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姜水旺和他的伙伴们在学校党支部书记的带领下进村了。
进村后，首先召开了由镇政府包村干部、村干部、扶贫人员三方联席会议。在会上由包村干部对扶贫政策、信息采集要求、对扶贫人员的工作要求进行了一一说明。这个村有五十八户被定性为贫困户。在会上，对贫困户进行分配，每个帮扶队员分了六户。
散会后，由村干部分别带领帮扶队员入户对接、调查和信息采集工作。姜水旺和村支书赵喜来分在一组，由他带领逐家入户。姜水旺跟着赵支书出了村室。
赵支书，六十九岁了，据介绍，他从二十七、八岁，就在村里当支书，明年就准备退休了。
水旺一听就知道，这就是一个有故事的人。
四十六
走到一户既没有院墙的人家，赵支书领养水旺进了大院。赵支书说：“这是黄金来家。”然后对着开着的堂屋门里喊：“金来，金来在家没有？”语音未落，噌噌从屋里面窜出来四条大黄狗，把水旺吓了一跳，赶紧向赵支书的身躲。
“没事，我的狗不咬人。”随着声音从堂屋里出来一个中年人，看上去，也就三十四、五岁，上身披着一件已经发黑的白衬衫，坦胸露肚，下身穿着一条半新半旧的黑裤子。
“咋了，支书，有事啊？”中年人问道。
“县里扶贫来人了，这个姜老师就是你的帮扶责任人，以后由他对你进行帮扶。今天要对你进行信息采集，一定要好好配合啊。”赵支书说。然后，对姜水旺说：“这个就是黄金来。你先跟他聊聊，需要啥信息问他就行了。我有点急事，办完我就过来。”说完，赵支书就走了。
姜水旺说：“你好，金来，我是姜水旺，你是我帮扶的六户人家中的一家，今天来就是进行信息采集，把你的户口本拿出来吧。”
“进屋来吧。”说着，也没顾水旺，径自进屋了。他的四条狗也跟着他进屋了。水旺这才有机会打量一下，这个破落的院落。除了三间堂屋，连个厨房也没看到，在堂屋的西头用烂砖垒了个厕所。这与其说是院，不如说是一块荒地更合适，除了中间一条小路，其他地方都长满了杂草。
往房顶一看，盖了好几块油毡纸，用砖压着。水旺正准备往屋里迈步，才发现，屋里连下脚的地方也不好找啊。垃圾扔的遍地都是。往里一看，三间都通着呢。东头一张大床横在东墙边。黄金来不知道啥时候已经躺在床上了。
水旺看门边一把破扫帚，烂的就剩下一把碴子了。水旺拿起来在正对门的地方扫了一遍空地，把扫帚放在原来的位置上。就站在这片地方，问：“金来，你有病吗？”
“你才有病呢！我身体好着了。”
“好着？那为啥躺在床上啊？”
“我生气。村里面让我当了这么长时间贫困户，啥也没给过我，这算什么贫困户啊？你看看，我这家穷的，吃了上顿没下顿，我这儿贫困户能白当吗？”
“你这四条狗一天，二斤粮食够不够？”水旺看了看爬在床边的四条狗问。
“二斤？那还不把它们饿死啊！”
“是这样，金来，我今天来你这儿，就是先采集一下你家的基本信息。我是你的帮扶人，以后你有什么问题，可以直接跟村里面说，也可以跟我说，我可以帮你向上面反映。把你户口本拿出来，让我看一下。”
“在桌子上呢，自己拿。”
水旺蹚着垃圾到他床前的桌子上，拿起户口本一看，户口本是新办的，户主和家庭成员，就他自己。就拿出信息采集表，填写了姓名、性别、年龄、身份证号码，发现他才三十二岁。填写完后，把户口本又放在原地儿。
“你的文化程度是啥？”
“小学。”
“你家有几亩地？”
“二亩。”
“年收入是多少？”
“没收入。”
“咋会没收入啊？你的地上没种东西啊？”
“地包给人家了。”
“你说你吃了上顿没下顿，你的狗粮是哪来的啊？”
“好了，我困了。你该知道的也知道了，以后多给我申请点补助就行了，你走吧。我要睡觉了。”
说完，一打滚，头朝里一扭，不答理水旺了。
水旺一看，今天也聊不出来啥内容了。于是就扭头出了黄金来的屋子，迈步到了路上。又等了十多分钟，赵支书回来了。
四十七
在街上，水旺一边跟赵支书走，一边问赵支书：“黄金来，就他一个人吗？他没成家啊？”
“别提了，懒的出了名了，谁家闺女愿意嫁他啊。别说让他养活人家了，人家还得养活他。整天就带着他的四条狗玩。”
“又不种地，那他吃啥啊？”
“他的地包给邻居了，一年给他几百块钱。没钱花了，就到村室去闹，弄两个零花钱儿。村里也是拿他没办法。不像原来在生产队的时候，谁敢到队里胡闹，我直接就叫民兵把他吊在梁头上，收拾的他服服帖帖的。现在不能那么干了，法制社会，讲究要依法办事儿了。其实，要是啥都依法来办事，在农村很多事儿是办不成的。再一个法律规定也没这么周到。有很多事，法律还是没有办法的。你就拿这个选村干部来说吧，满十八周岁的人都有投票权，这是法律规定的吧，法律规定该是很神圣的权利吧，可是在农村有时候一袋洗衣粉就能把他这张票给换走。本来给他权利，是让他选一个能胜任的干部，可是这张票到需要用的时候，他就不这样想了，他只想咋着能为自己谋点私利。法律讲，拉票贿选犯法，可是在农村交易的双方都不说，谁知道，法律能拿他咋办。有些村，有能力的人不愿意拉票，当不上；没能力的人靠拉票也说不准能当上。农民不想致富，那是假的，但是谁能带领他们致富，他们并不是所有人都清楚。农村的村干部油水不大，这张票也不太值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