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基层伸出温暖的笔锋—读报告文学《箐口之变》

作家欧阳黔森在《报得三春晖》一文中写道：“一个伟大的民族从不会缺失记忆，一个失去苦难记忆的民族是失语的民族，而一个失语的民族注定没有未来。我想，参加过这场人类历史上最为波澜壮阔的扶贫攻坚的人们，他们的经历便也成了我们民族集体经历的一部分，此后，便成了我们民族集体记忆的一部分。”在这里，“记忆”二字被他有意识地赋予了一种严肃的精神思考和自觉的文化担当。按我的理解，欧阳黔森所看重的，应该是记忆对保存文化火种、重铸一个民族的灵魂那种不可或缺的精神质素。

正是缘于这样的思考，当我初次阅读郭勇的长篇报告文学《箐口之变》的时候，从一开始便被他书稿中笼罩着的那种立足基层、捍卫记忆的写作情怀和努力精神深深地打动了。正如他在本书《后记》中写到的那样：“当我们看见一个可复制、易推广的典型将要出现时，会做出什么样的行动呢？看不见也就罢了。看见了，它就不再是简单意义上的书写，更多的是一种责任与担当。”这样的一份责任与担当，颇有些“立此存照”的意味。而这份责任与担当的背后，更多的则是体现了一个作家身上感时忧世的民生情怀。

作为一本观照乡村、观照基层的报告文学作品，《箐口之变》以毕节市大方县猫场镇箐口村脱贫攻坚的进程为线索，通过叙写箐口村农民从“坐等救助”到“主动突围”，最终摆脱贫困的故事，表现了中国基层惊心动魄的变革。全书以“废墟之痛”始，“返巢之‘变’”终，包含了引凤还巢、作风建设、借石攻玉、发动群众、村企一体、三权分置、抱团发展、村规民约、村民自治多个章节。在写实与虚构之间，郭勇讲述了箐口村村民们在脱贫道路上的喜怒哀乐，并试图为该村的发展变化“树碑立传”。书中展现的仅仅是在“这场人类历史上最为波澜壮阔的扶贫攻坚”中的一个迅速脱贫的小故事，在广袤的中国大地上它渺小得或许不值一提。但正如欧阳黔森所言，他们的经历将成为我们民族集体记忆的一部分。

在我看来，《箐口之变》作为一个报告文学文本，在艺术创作上至少在两个方面达到了高度的融合与统一，郭勇在讲述箐口村脱贫致富的故事时，其实是很好地兼顾了新闻与文学双重特征的特点的。一方面，作者从纪实的角度出发，以箐口村在脱贫攻坚中的变化和成效作为蓝本，立足于一种经验性的探讨。他在叙写箐口村发展变化的过程中，虽然不乏“小说家言”，但在透析“箐口经验”时却处处表现出学者式的冷静、理智与克制。让事实本身来说话，作家仅仅是以一个旁观者的视觉，记录下自己的见闻、惊讶和思考。另一方面，作者把“箐口”作为一个窥视外界的窗口，以“解剖麻雀”的方式鸟瞰中国大地上发生的基层社会变革，凸显了一个作家的社会责任和精神担当。正因如此，本书不仅成功地为外界展示了“箐口村”易于复制、易于推广的典型经验，呈现了一席脱贫攻坚的“党建盛宴”，而且充满了个人化的写作印记、富于文学化的表现手法。从内蕴上说，《箐口之变》一书热切地表现出了作家关心国家发展前景、关心农村和农民命运的价值取向和精神情怀。

事实上，农村和农民命运历来都是作家们关注的焦点、热点和痛点，九十年前，胡风在为萧红的《生死场》所作的后记中写道：“蚁子似的生活着，糊糊涂涂的生殖，乱七八糟的死亡，用自己的血汗自己的生命肥沃了大地。”其实，郭勇在书的第一章“废墟之痛”中一开始展现出的箐口就是一个让人绝望的“生死场”，正如书中对“箐口”的字面解释（“箐”泛指树木丛生的山谷，“口”则形容破裂的地方，合起来就是“偏远、贫穷、落后”的意思）以及传唱的民谣（箐口生得毒，喝水当吃肉。男人不在家，女人坐起哭）。从这些充满疼痛的叙述中，道尽了箐口村数十年来贫困潦倒的沧桑历史。但是，随着脱贫攻坚的不断深入，基层党组织得到了有效巩固，老百姓的内生动力开始被激发出来。在这场决胜贫困、同步小康的大会战中，中国农民那种坚韧、执拗、不畏苦难的精神品质得以淋漓尽致的展现。为此， 我把《箐口之变》中这一“变”字理解为农民精神的解放和自我意识的觉醒。这种自我意识的觉醒，使他们不再只盯着自家的一亩三分地，而是融入了集体化的大潮中。更令人欣喜的，是他们身上“等靠要”的思想转变，有效地凝聚了同步小康的正能量。甚至可以这样说，像《箐口之变》这类探讨基层变革发展的书籍，他们所展示的乡村和乡村中的个人，是新时期中国农村和中国农民的集中体现。

换言之，他不仅写出了乡村在发展变化中的痉挛与阵痛， 而且写出了个人在脱贫攻坚这场硬仗中的挣扎与奋斗、欢笑与眼泪。比如，作为箐口村带领群众脱贫致富的“领头羊”，不管是村里老支书李兴国，还是“80后”的村主任张凌，他们在最开始组织村民实施变革的时候所遭受到的压力都是空前的，他们的内心也经历了一番疾风暴雨式的斗争。毫不夸张地说，他们都很可能被认为是与风车作战的疯子堂吉诃德，外在的诋毁和误解是不可避免的。但他们的身上，却处处体现出了共产党人身上那种“舍小家，为大家”的民生情怀。因此，一旦他们的做法得到部分群众的理解、响应乃至做出某些成效的时候，其他老百姓干事创业的激情便被他们彻底带动起来，进而自发地组织起来，抱团发展，最终才有了箐口村的“蝶变”。当然，这样的变化乃是在村“两委”的领导下和上级党委的支持下做出来的，其核心要义都在于基层党组织发挥桥梁纽带的作用。正因如此，“箐口之变”不仅仅是一个脱贫致富的故事，箐口的变化是在党支部的领导作用得到巩固的情况下迅速发挥出的优势。套用书中的话来说，那就是“党建引领、村企一体、抱团发展、共同富裕”。

应该说，郭勇在透析“箐口经验”时表现出了学者式的冷静、理智与克制，但我还是在他隐忍的叙述中感受到其内在的大欣喜、大感动。他笔下所展示的人物、细节和场景，处处隐含着诉说者本人的形象，处处体现出了对农村和农民的生存状况的关心、关注，一以贯之的是深切的民本情怀。一直以来， 我们的各类作品中对农村的描述大多是偏远、闭塞、落后、封建迷信等，而对农民的描述大多止于善良、麻木、老实，甚至迂腐等。在我们的印象中，似乎这些语词都是农村和农民最好的标签。这些处在被侮辱被伤害位置上的农民，他们“手无寸铁”，毫无话语权，根本没有辩驳的余地。我们先前的许多作家也总是习惯于站在道德或人性的制高点上，对农村和农民进行大肆批判、揶揄与嘲讽。实际上，他们中的很多人根本没有真诚地坐下来倾听过农民内心的诉求、惶惑与隐忧。但在《箐口之变》这类关注基层社会变革的书籍中，我感受到了一种温情的变化，那就是我们新生代的作家们并没有对农村和农民进行肆意的批判，而是以一种“同呼吸、共命运”的感受去状写基层，更多的包含了一种同情的理解在里面。所以他们在观照农村和农民时，总是向基层伸出温暖的笔锋，传递了一种和谐温婉、振奋人心的力量。

近年来，屡屡听到我们的很多作家为了寻找到新鲜的写作资源拼命地找寻底层经验，甚至去向西方取经，却没想到底层经验就时刻发生在我们的身边，藏在我们生活的这片广袤无垠的土地上。就拿扶贫攻坚来说，我们的人民创造了多少可歌可泣的故事，这些难道不值得我们的作家们大书特书吗？这些难道不值得我们的作家为之摇旗呐喊吗？回过头来，再来审视“箐口”脱贫致富的故事。我们惊喜地发现：党对农村的坚强领导，是使贫困的乡村最终走向富裕道路的最重要的保证（习近平语）。新的时代，新的气象，我们的作家需要从基层的社会变革出发，讲述好新的“中国故事”，传递党的好声音，传递社会正能量，以此激励国人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为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不懈奋斗。（作者：雷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