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邵丽的《黄河故事》和《金枝》有感 

读邵丽的《黄河故事》和《金枝》有感

             郭进拴

    最近网购了 河南省文联主席、河南省作家协会主席邵丽的 两部长篇小说《黄河故事》和《金枝》，读后深受启发。

  “黄河故事”开宗明义，既指出小说讲述的地理空间，也指出文化空间。古老的黄河是中华民族的母亲河，但黄河两岸水土流失，生态恶化格外严重，历史上黄河数次决堤，也留下了苦难深重的民族记忆。黄河与两岸人民的关系非常特殊，既紧密相连，又充满苦难，是爱恨交织。以“黄河故事”为题，小说“先天”预设了这种复杂的情感和美学底色。事实上，小说中人物的关系也是爱恨交织，复杂、微妙。

  邵丽的长篇小说《黄河故事》（河南文艺出版社2020年12月出版）叙写的是一个家族的秘史，而这个秘史在追溯父亲死亡真相的过程中渐次清晰。这是一个关于逃离和回归的故事，是一个残忍和温暖的故事，也是一个弥合伤疤和精神溯游的故事。在这样一个故事中，“我们家”不仅仅是“我们家人”，同时也是生活在黄河岸边的“小人物”，每一个“小人物”都有着像黄河水一样浑浊而奔腾的一生。作家通过叙述姚水芹、李轩、泥鳅（赵伟峰）、乔大桥等以及“我”的家族的“人物志”，揭示生活表象下面的真相。他们就是我们身边普普通通的人，就像黄河中的一滴滴水，每一滴水都是一张碎片，一张张碎片的拼凑便成了我们的“黄河”。他们倔强、努力、痛苦、悲伤、幸福，每一个人都有着独特的经历，而每一个人都不是非好即坏，而是痛苦中含着幸福，悲伤中含着愤怒，倔强中含着梦想。每一个人都有一口气，一口气后面是家族关系的盘根错节，是生活中的密密麻麻。

邵丽以极具耐心的笔力勾勒出琐屑的家长里短，只有对生活具有深刻的洞察方能将妯娌之间那种微妙的关系拆解呈现，通过人物的不同视角还原生活的真相，还原父亲死亡的真相。正如作家在代后记中所言：“其实当我们置身其中，能够深深地感受到的是爱不起来、恨不彻底、痛不完全的无奈。”黄河自古不仅是一条灾难之河，也是一条灌溉之河，它承受苦难，创造苦难，同时也克服苦难，这种复杂精神在每一个生活在黄河两岸的人身上都打下了深深的烙印。小说中的每一个人，母亲、父亲、我、大姐、二姐、弟弟、妹妹等都有这样的烙印，他们身上的复杂性、永恒性便是人性。

与此同时，小说通过“我”的创业历程，两位姐姐、一位妹妹的婚姻变动，泥鳅在大城市的打拼史，呈现出了一幅改革开放后横跨几十年的社会变迁画卷。在这幅画卷中，我们能够看到，尽管短短的几十年，社会变迁却是巨大的，观念的更新、物质的丰盈、生活的变化在作家笔下的细节中一一展开。我们置身巨大的漩涡，每天迎接的不仅仅是生活的挑战，更是精神的挑战，我们身处信息的迷宫，努力捕获自身的位置。身份的焦虑使得我们不断地寻找和回归，循环往复，就像黄河水一样奔腾不息。

《黄河故事》写的不仅仅是黄河，是黄河岸边的我们每一个人的故事。我们从小说中能够读到熟悉的父亲、母亲，熟悉的兄弟姐妹，熟悉的痛苦和悲伤，熟悉的欢乐和眼泪。

  邵丽谈到写《黄河故事》的初衷，提到写在该书开篇前的一段话：“看见最卑微的人的梦想之光，我觉得是一个作家的职责所在。往大里说，其实是一种使命。毕竟，那梦想之光如果没有足够的慈悲和耐心，是很难发现的。我斗胆说，那种光芒唯其卑微，才更纯粹更纯洁。我知道从逻辑上讲这种说法未免能够自洽，但这的确就是我写《黄河故事》的初衷。也可能我几岁的时候因为和父亲形成的隔膜几十年没有得到化解，让我理解父亲的角度更加挑剔和刁钻。但自我为人妻为人母，尤其是父亲去世后，当我沿着历史的轨迹一程一程地回溯往事时，才体味到父亲作为一家之长的苦衷、妥协和悲哀。他生活在一个动辄得咎的环境里，小心侍奉的工作和生活危如累卵，稍有闪失便可能鸡飞蛋打。这是一个懵懂的少年所不能理解的，她哪里知道她对父亲爱的渴求是一种竭泽而渔的贪婪？除了给妻子子女安全的庇护，父亲也应该有自己的光荣和梦想。但是没有，终其一生，他得到的无非是追求，幻灭，再追求，再幻灭。那循环往复的击打，让父亲终于像一个父亲了，他不再抗争，从善如流。也许说起年轻时候的追求来，他自己都会哑然失笑。但我相信，我以及很多仁慈的读者不会笑，毕竟，我们也要像父亲那样活一辈子。”

 正如著名评论家白烨评论的那样：作品的主旨在于回归和寻找。父母的形象在“寻找”中渐次鲜明，至爱亲情也在“打捞”中逐渐回归。看似是在揭示隔膜与疮疤的叙事，不知不觉中就反转了过来。父母的不易、亲情中的苦涩、日常中的复杂、平凡中的亮光，都汇聚起而来，既令人为之唏嘘，又引人深长回味。

黄河作为一条地理意义的河，是导致父亲溺死或自杀的那条可恶的河。“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奔流不息的黄河在过去的岁月留下了饥饿、屈辱、死亡的悲伤记忆。“我的父亲叫曹增光，他生于黄河，死于黄河，最后也将葬于黄河岸边。他再也不是我们家的耻辱，我要完成的正是我父亲未竟的梦想”，这是小说的最后一段。青春时愤而出走的女儿回到家乡，重操父亲做餐饮的特长。

 黄河作为一条情感牵挂的河，是母亲客居深圳十年后挂在嘴边的家门口的那条河。正是由于这种牵挂，小说开头就写到母亲动议为父亲寻找墓地，“我”因此回郑州办理此理。此间是不断闪回的记忆、补叙。小说结尾，死去多年未曾入土的父亲获得安葬，在岁月的照拂下，牵肠挂肚、寝食难安的黄河故事获得了似乎圆满的结局。

 再说这篇文章的题目，“下半场的母亲”。黄河故事获得和解的关键是母亲。小说中的父亲是讲述和记忆的对象，真正的主角是母亲。母亲决定了夫妻情感的方向，甚至也决定了整个家庭命运的方向。“下半场的母亲”，是字面上的“晚年的母亲”——这是时间纬度上的母亲，也是实指，象征寓意更加宽阔深邃。小说里实指的母亲，一个受过旧式家教的中原女性，通过包办婚姻嫁给不爱也不认可的丈夫，生了四女一男五个孩子，丈夫中途意外死亡，五个儿女在母亲独力抚养下成家立业。按照想象的生活逻辑，小说里的母亲形象应该伟大、坚强、忍辱负重。但邵丽解构了这个人设构成，一反模式化逻辑，从晚年母亲的谅解开始，借由“我”的视角，回溯作出巨大牺牲和付出极大心力的母亲为什么会让父亲紧张、两个女儿痛苦，“我”甚至离家出走，其他三个孩子在母亲的影响下也各有各的不如意。

 中原是孔孟文化的大本营，中原作家对于“家文化”具有特殊的书写敏感和探索热情。比如作家梁鸿的《梁光正的光》。邵丽的这部长篇，重点也是探讨婚姻和人性。在母亲和父亲的婚姻里，母亲占据主导地位，是强势一方。父亲世俗生活的无能、拘谨懦弱的性格，包括贪嘴爱吃，与母亲对一个养家糊口、成家立业男人的要求相差甚远。母亲背负着沉重的家庭负担。随着对丈夫从鼓励到失望到绝望到嫌弃，母亲也从一个受过中学教育的类闺秀人物蜕变成霸道、横蛮、偏执、势利、冷漠、强势的母亲。这是母亲的上半场。

 终其一生，母亲对父亲其实不认可，更没有爱情。虽然小说最后也出现了母亲珍藏的一只纳好的鞋底子，但我宁愿把这个细节看成作家的一厢情愿。因为贪嘴和无能被妻子严重嫌弃的父亲离家出走后，掉进黄河，意外死亡，成为横亘在两个女儿与母亲关系间的毒瘤。这个毒瘤，被下半场的母亲亲手剪除。

《金枝》开首：“整个葬礼……”父亲之死，这既是人生的终结，又是小说的开始。临终前的父亲异常平静，既出人意料又谋划许久地要求回到河南老家，颍口是他工作和生活了一辈子的地方，“这里四季分明，热天也是干爽的，不像深圳那么潮腻腻的。”父亲更是有点未卜先知，早早地问村里要回了老宅的半亩地造了屋子，以便回归故土有个停灵的地方。对父亲来说，老宅既是他的出生之地，也是其当年逃离被逼成婚的地方。从老家出逃参加革命，历经磨难到最终的回归落葬，其命运可谓回到原点。起点和终点本身并没有多少故事，重要的是人生艰辛的旅途。现象学的基本原理告诉我们，对象在某种事实状况下被给予我们，因此我们在定义对象时，必须把这种事实状况包括在内。正如去度假地的旅途是度假的一部分一样，通往对象的道路也是对象的一部分。

这

和《黄河故事》有所不同，《金枝》不再以记忆父母为主旨，以身心内外安葬父亲为完整剧情。记忆和安葬父亲仅仅只是《金枝》的前半部分，全书16个章节分为上下两部分，结构上的用意是明确的。更不同的是，此次人物关系呈开放状态，前后上下都有所延伸，角力的重心伸展为因父亲的两次婚姻而造成的两个家庭子女的分分合合，互为怨恨的对立又有着割舍不断的血缘亲情。他们都是些尊严被冒犯的人群，彼此间都拥有一个共同的父亲是其前因后果，怨恨又产生了心灵的自我毒害。过去的历史事件所产生的残像余韵像发芽的种子，培育了各自不同的爱恨情仇。其间不乏父女间留下的童年创伤，也有因父亲缺失所产生的仇恨情绪。无法回避的机遇和荒诞，难以忘却的记忆和历史支配，叙事者清楚地知道这一点，知道混杂是现实的另一种说法，明白父亲的默认是最明白无误的回答。子女们的情感与动机是复杂的，他们对所谓故乡、家族、血缘的认知受到局限，是相对的，彼此间各据优势但只能隔岸相望。沉默失语的父亲更是此一时彼一时，“父亲的人生，生生活成了两截，前半截风云激荡威严有加，后半截波澜不兴俯首帖耳”。两边的亲人阵营分明，水火难容，而唯一的父亲则分身乏术，有时难免身在曹营心在汉。“像过往一样，我父亲始终还是没有态度。对待穗子，像对待穗子的女儿一样，他不与穗子搭言，也不干预她的任何行为，他不想为她们多说一个字一句话。他一辈子都不曾爱过她们，但他一辈子都欠着她们、怕着她们。”

几近沉默而又无处不在的父亲真不好说。根据心理分析的基本原则，我们在谈论“父亲”或“父权”的时候，尽管与现实中的父亲息息相关，却已经超越了具体的父亲本身，而是进入了父亲意象的范畴。因而，我们所寻找的，也并非仅仅是个体的父亲，而是父亲的意象、父亲的象征意义。倘若我们根本就不理解父亲的真正含义，那么，我们就无法满足我们孩子的期待，尤其是内在心理上的期待。这也让人想起在《黄河故事》中，“我”听了二姨言说起父亲后感慨道：“我在她的叙述里慢慢地、小心翼翼地还原父亲，真害怕稍微多用一点力，父亲就消失了。”

“整个葬礼，她自始至终如影随形地跟着我，吃饭坐主桌，夜晚守灵也是。我守，她就在不远处的地铺上斜笼着身子，用半个屁股着地，木愣愣地盯着我。我去宾馆休息，她立刻紧紧跟上，亦步亦趋。她根本不看我的脸色，也不听从管事人的安排。仿佛她不是来参加葬礼，而是要实现一种特殊的权利。这让我心中十分恼怒，不过也只是侧目而视，仅此而已。”这才是《金枝》完整的开头。同一个父亲的两个女儿的对峙，一个是“笨拙的乡村妇女，臃肿、肥胖、衣着邋里邋遢”；另一个则是“沉稳、得体、腰板挺得笔直，哀伤有度。我是父亲的长女，是个有在艺术界有影响的知名人士”。她们分属两个母亲，分别来自农村和城市的两个阵营。为争夺父姓的权利而积怨已久。其实，这才是贯穿全书的主轴。

值得关注的是后者周语同，作为叙事者的“我”，占据着叙述的高度和出发点，也即是小说的视角。视角构成小说，它使现实发生了变化，它本身就是小说。当小说发展时，视角需要不断更新。视角是一种难以界定为主体或客体的事物，它以客体为焦点，却以表达主体为目的。一个主体对另一个主体说话时，同时也是对自己说话，重要的并非是信息，而是“我”与“你”这种位置的结构，“我”与“你”可以是同一的人，也可以是不同的人，但任何情况下都可以通过语言塑造成型。视角不能被看成是感知主体、观察感知对象的一个角度，而是对象本身的一个性质：视角对“我”来说，并不是对物的一种主观歪曲，相反，是它们本身的一个性质，或许是它们最根本的性质。正是由于它，被感知者才在它自身中拥有隐藏着的不可穷尽的丰富性，它才是一个“物”。父亲既是对象，也是一种视角的视角：我记忆父亲，同时也唤起父亲对我的记忆；我看父亲，父亲也在那里看我；我诉说过去，父亲也在沉默中诉说。死去的父亲如同幽灵般地活着，他是两个家庭同一支血脉的节点，一个既存在又缺失的节点。何况，作者的惯性思维经常构筑的是二元组合，诸如两个时代，两代人，两座城市，父亲与母亲，“我”作为女儿总还拖着个妹妹等等。

邵丽的小说擅长家庭婚姻的叙事伦理，最近以来更强调代际之间的情感纠葛及个人的教育成长的反省，注重语境的时代特色和历史影响。《金枝》往上走甚至延伸至祖孙四代，无论是新旧冲突、时代变迁、伦理纠葛和历史机缘上，也无论是言说和空白的层面上都留有了足够丰富的想象空间。

女性叙事，

《金枝》的《金枝》告诉我们的是，死者令生者挥之不去、悔恨不已，这是一种暗自不断的咬噬；由此，历史变得可以吞食一切，记忆变成了封闭的场所，此间发生着双方的对立：一方是遗忘，它并不意味着被动或损失，而是对过去的一种抗衡；另一方面是记忆的留痕，它是被重新唤起的曾经遗忘了的东西，从此往事不得不改头换面而发生作用。《金枝》分上下两部分的结构，除了代际的分隔和传递外，重要的还是这两方面的角力和争斗。爱恨矛盾如同心理分析般展开了明暗双方在同一位置上的矛盾纠葛，它还可以诊断同一方位的歧义和多义性。说到底心理分析就是一种小说类型，《金枝》当属其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