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力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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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中时，第一次读了《骆驼祥子》，并不复杂的故事情节、简明的人物关系以及主人公极具时代特征的性格命运深深吸引了我。高中的我对此书的感慨，更多的是把祥子和今天的新时代放在一起思考后产生的。
“三起三落”，我最早认为是小平同志的专利，可是上世纪初老舍先生笔下一位底层的人力车夫却也经历过“三起三落”，只不过他最后这一“落”便永远落了下去。从农村到城市，祥子是最先经历中国城市化的劳苦大众之一，那个时代是极其充满变数的时代，然而这个变数意味着黑暗。如同千千万万普通人，祥子有着自己的梦想——凭劳动买一辆属于自己的车，成为不受缚的人力车夫。当时的社会似乎也容许他这样做，祥子三年的奋斗换来了一辆车，这再好不过了，然而，自食其力也就半年，当兵的就把他的车掳了去。好在祥子又重拾信心继续努力，可刚攒了些钱便被孙侦探敲诈而去。与虎妞结婚后，勉勉强强度日，怎奈好景不长，先是虎妞难产而死，又是小福子上吊自杀，谁受得了这接连的打击？于是，一个骗吃骗喝混日子过的祥子形成了。
关于这“三起三落”，普遍的解读是，因为祥子生活在一个黑暗、腐朽、让好人也没出路的20世纪初的旧中国，所以祥子必然堕落。可我在思考除了所谓的时代必然，究竟什么东西左右了祥子的人生？我们该如何更好规划自己的人生呢？那时的社会可以让好人变成坏人，现时的新社会为何不能让好人变得更好呢？或许这更有当世价值。
中国自古不乏奋斗者，正如鲁迅先生所言，“我们从古以来，就有埋头苦干的人，有拼命硬干的人，有为民请命的人，有舍身求法的人，……这就是中国的脊梁。”任哪个时代都有通过自己的努力改变命运的人，可我们所见的更多是像祥子一样有过努力却一事无成的人，这是为什么呢？最直接的回答就是努力了，但不够。是啊，每个人的品行不一，自我约束力、行动力更是千差万别，有孟母不一定出孟子，只有具备潜心向学的特质才有可能成为“亚圣”。可是往深里想呢。我身边有一位同学，初中在乡镇中学读书，中考后来到县城，原本乡镇第一的他转身成了全县前十几名，令人惊诧。看来，在一个人努力一定的条件下，他所在的位置似乎更具决定意义。然而，时间久了，你会发现这种说法站不住脚。曾几何时，农转非是众多农民的梦想，许多人拼了老命也想吃上一份铁饭碗，可现在，谁家要是有个农村户口上名牌大学似乎更具优势——县城里的好像不那么光亮了。原来，位置不是随心所欲就能保证你成功的。想到这我扪心自问，到底什么决定了人生？
看过一句话，说得不是特别严谨，但提供了一种思路：在这个世界上,你到底做了些什么,这倒不关紧要。要紧的是,你如何能够使人相信你做了些什么。（语出《血字的研究》柯南·道尔）我不知道这是不是真理，但我从中抽象提炼出奉献社会这一条真理。我以为，人的价值是在社会中实现的，一个人要想成功，必须有高度的社会责任感，这是对一个人的最高价值标准。也许，如果爱因斯坦在被窝里想出了相对论，却不公之于众，那么谁还会记住这位伟人呢？祥子也好，那些努力的人也罢，他们都有自己相同的局限性。他们奋斗，他们努力，他们让自己逐渐靠近自己的目标；他们不断变换平台，更换位置，他们为了让自己获得更多的机会、拥有更容易的通向成功的门槛。可是，他们经不起打击，一声惊雷吓不到他们，可几声震天响后，他们就会畏畏缩缩；他们的路走不远，暂时的汗水可以忍耐，但一辈子的酷热他们不敢接受；他们迷失方向，成功的定义对他们来说是小我的膨胀，社会这个真正的大舞台却被他们抛弃掉。缘何如此？祥子的小我目标实在太实际了，可他终究是一个人在奋斗，刚买第一辆车时是他一个人，被人敲诈时是他一个人，堕落为“社会的垃圾”时他还是一个人。祥子的出身、地位以及周围的人与事决定了他的小我，尽管他与曹先生这个有些社会主义味道的人有过交集，可他还是选择了小我——那个时代许多中国人共同的选择。可是奋斗者远远不是这样的！毕竟中国的脊梁还有“有为民请命的人，有舍身求法的人”，他们把社会利益看得高于一切，这才有了维新变法、辛亥革命，抗日战争、解放战争，这才有了当今的新时代。“埋头苦干的人、拼命硬干的人”也一定在为社会奉献中获得前进动力，不管是钱学森、邓稼先，还是林俊德、黄大年，他们忠心报国、矢志不渝，尽管困难重重，仍能造就人生的辉煌。人生的动力从不是小我的成就，一定是对社会的奉献，决定你人生路的，也在于此。今时今世，把社会融入每一个人心里，是我们应该做的。
祥子所处的那个时代早已过去，我们的新时代已经到来，不忘初心，砥砺前行。新的时代条件下，也许不会再有祥子了，可是我们必须反思，要把自己的人生目标同社会的发展结合起来，做一个有高度社会责任感的人，唯有此才能在新时代立得住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