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松
一大早,冷清的街道上,一阵高跟鞋踏出的“笃笃笃笃”的脚步声,引来街边一个个老人的张望,让我使劲地追忆着儿时的老街。
主街大约两公里,沿着落鸿河伸展,按居民的习惯,分为上街、中街和下街。街道两旁,大多是些木质老屋,店面装卸着旧式门板;往住户家里走,可见狭窄、昏暗的小巷,巷中有门槛,院中有天井,临河人家有些吊脚楼、小轩窗。
老街爬坡的一面,有许多蜿蜒、起落的街巷,巷子中有院子,门口躺着看家的狗。抬头望去,屋顶上长着瓦松,墙壁上布着青苔,阳光从“一线天”照下来,射得石板铮亮。铁匠铺的师徒,满脸通红,汗流浃背,叮叮当当地敲着铁器;棉花铺的夫妇,背着弹弓,手握木槌,嘣嘣嘣地弹着棉花。
外婆家在中街,从老屋中那吱吱叫的梯子爬上小楼,见一张矮矮的桌上,摆着小小的佛龛,香炉中盛满了香灰,那一炷炷香烟,在幽暗中缭绕。这里祖祖辈辈都来拜过,只要有人说有神、有仙、有佛,就趴下磕头,却浑然不知哪方菩萨哪路神仙。
印象比较深的,有个牌坊口,沿着梯坎而上是县委,当年住的家属院,小间小间的屋子,据说是牢房改造的,院里有棵皂角树,我们常打皂角来洗衣物。有个大巷子,沿着缓坡而上是大礼堂。那年月看电影,入场时比肩继踵,小屁孩拼命往里挤,遇到检票的,就说大人在后面,或者说大人刚进去。“混电影”是常事,有时能得逞,有时会被拎着耳朵出来。灯光球场有时举行“毗邻六县蓝球赛”,我的两个体育老师——廷疤子、廖大汉,一个打后卫一个打中锋,决赛时几乎万人空巷。
大巷子路口,聂幺爷卖的麻辣鸡,七分钱一坨,麻得带劲辣得过瘾,吃完了还舔着手指。“老王”卖的葵花籽,五分钱一杯,香喷喷的,“格呸,格呸”地嗑着。表叔在的缝纫社,中央一张硕大的裁衣板,梁上挂着半成品的衣裤,百货公司很少卖成衣,缝纫的生意很红火;我常跟父母去做衣服,他们站着拉家常,我蹲着捡用过的扁画笔。理发店的师傅,一边给新顾客理发,一边跟坐着等候的老顾客开玩笑,不时传出一阵爽朗的笑声。
上街那家猪肉门市,逢年过节挤满了人,那时凭票供应,总是挑肥的买,熬出的油和渣,用来炒菜、荤汤、提味。中街那家糖酒公司,每次路过都会往里看,父亲偶尔买包“干崩儿”解馋。打酱油的售货员,把漏斗往瓶里一插,拿起挂在缸沿的提筒,一提两提地倒进瓶里。包点心的售货员,从一摞黄褐的纸中捻出一张,把称盘上的点心倒在中间,麻利地四角对折,用绳一捆就成了。豆腐业和下街的菜市场,居民不只关心蔬菜新不新鲜、肉蛋便不便宜,还两眼溜圆地瞅着秤杆,不能有丝毫的差错。农民抓一把山枣或樱桃什么的,往秤盘里一丟,秤杆向上一翘,居民才满意地拎起离开。
老街上的邻居,哪家有个红白喜事,都当成自家事来办。远方来了亲戚朋友,家里住不下了,隔壁打个招呼就行,主人客人间没半点忸怩。老街上的女人,像一群麻雀,叽叽喳喳,有笑不完的哈哈。她们会跟男人猜拳喝酒,男人输了,几个女人互递眼色,一哄而上剐那男人的裤子,四脚朝天地抬着,直往屁股上撞钟,直到那男人求饶。
老街上的人,懂酒敬酒,讲究“无酒不成席”。有朋自远方来,先是好酒奉上再点美食。最引以自豪是郎酒,不光本地人喝,还劝外地人喝,说喝了不打头。不光男人爱喝,女人也能喝,大多来者不拒,略扬杯酒已下肚,洒脱地亮出杯底。
老街没有斑马线,忍受着各种车辆运行,从地动山摇的货车,震耳欲聋的拖拉机,到满街乱窜的三轮车,警笛鸣叫的执法车;从东倒西歪的板板车,沿街叫卖的摊子车,到乱停乱放的摩托车,拉屎拉尿的牛儿车……睡梦中常被轰鸣声惊醒,坐在床上诅咒。
每次回到家乡,都要去老街转转。每走几处,总想翻起几页记忆。遗憾的是,随着老街的改造,那些石板的街巷,木质的房屋,老式的凳椅,慢摇的蒲扇……都渐渐消失了,只有那熟悉的乡音,还深深留在记忆里。
(此文发表在《春城晚报》2019年6月1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