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鞭

                           郭松

记得在古蔺一小上学的时候，班主任教语文的廖老师用的教鞭，是一根一米见长的小竹竿，竹竿一头缠着几圈红绳，用完后便挂在黑板里侧的墙上。虽然只是一根普通的小竹竿，但在我眼里却那么威严至尊。现在想来，教即教导，鞭即鞭策。

那时候的语文课，不像现在这么复杂，小学一年级第一课是《毛主席万岁》，第二课是《中国共产党万岁》，廖老师将几个大字写在黑板上，然后用教鞭指着领读。她领读几遍后，就叫我们认读，要是谁认不得或读不准，她就会从讲台上下来，走到谁的身边，用教鞭指指点点。她有时也会举起教鞭，但往往是高举轻落，快落到手心时，力度明显减弱，只是一种象征性的警戒。

在旧学堂没有黑板之前，老师只有戒尺而无教鞭，戒尺也只有惩戒而无教育功能。明清时官学很少，启蒙教育除了义学外，主要靠私塾。许多名人的回忆中看到写私塾的很多，私塾先生用戒尺惩戒学生，是描述的一个重要情节。戒尺，只是一块长尺许、宽寸余的木板，之所以这样称谓，意在表达惩戒的标准。不管是警戒还是惩处，都应该把握好尺度，只有尺度拿捏得好，才能取得教育的效果。

戒尺又叫界方、戒饬，明代刘若愚在《酌中志·内府衙门职掌》中，记述了内书堂学生违规处理的办法：“凡背书不过，写字不堪，或损污书仿、犯规有罪者，词林老师批数目，付提督责之。其余小事，轻则学长用界方打，重则于圣人前罚跪，再重扳著几炷香。扳著者，向圣人前直立弯腰，以两手扳著两脚，不许体屈，屈则界方乱打如雨。”清史也记述：“教官考校生员之法有月课、有季考。月课每月举行一次，季考每季举行一次。考《四书》文之外，兼试策论。除丁忧、患病、游学、有事故外，不应月课三次者戒饬，无故终年缺考者，即取消生员资格。”由此看来，不论在明代还是清朝，不管是官学还是私塾，用戒尺对犯错学生予以惩戒是一种明文规定。既然有规定，那我就在思忖，这种警诫的工具也许是从镇尺演变而来的，就像县衙大堂里的醒木在桌上一拍，有震慑作用。如遇必须责罚的学生，就只好在手心或屁股上打板子了。古代教育大都是一种道德教育，许多青史留名者都是在戒尺的威严下成长起来的。试想，要是少了戒尺，少了惩戒的手段，会有多少因缺少规矩成不了方圆的事？

曾听父亲说过，他读私塾时先生是很严厉的。有一次上午上完课后，他和伙伴就去乡场上玩，不知不觉到了下午上课的时间，都忘了做先生上午留的作业。先生知道后，训斥了他俩一顿，要重打二十戒尺。轮到他时，先生念他年龄小，父亲又早逝，不忍心下手，就对他说：“你还小，这次就不罚你了。不过，以后不能再犯错。不做功课，不学本事，将来怎么能成大事？”

戒尺演变为教鞭，其实是回到教字的本义上。在殷商甲骨文中，教由爻、子、攴组合而成，爻即筹，子即孩童，攴即执鞭，教即是孩童在鞭子的监督下，学知识、长本事。正因为如此，才有“不打不成器”的古训在民间传授，才有三味书屋里寿镜吾先生那把让鲁迅心生敬畏的戒尺。从戒尺到教鞭，不只是形式的变化，还是一种教育方式的转变；从有形的普通教鞭到无形的激光教鞭，也不只是技术的更新，还是一种教育理念的转变。

陶行知先生说：“你的教鞭下有瓦特，你的冷眼里有牛顿，你的讥笑中有爱迪生。你别忙着把他们赶跑。你可不要等到坐火轮、点电灯、学微积分，才认识到他们是你当年的学生。”赶跑的学生最终成了瓦特、牛顿、爱迪生，虽心感内疚，但有些许的慰藉，他们毕竟成功了。怕就怕在赶跑的学生，后来碌碌无为，一事无成，这才是最大的遗憾。春风化雨胜于当头棒喝，但愿教鞭像乐队的指挥棒，让不同的乐器、不同的声谱奏出和谐的乐章，而不是牧羊人手中的鞭子，使羊群在驱赶与恫吓中钻入夜色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