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松
下班后,沿着海蓝路、海宏路走路回家,经过海贝中英文国际学校的时候,门口被私家车和等待的家长堵满了。孩子们鱼贯而出,大人们蜂拥而上。恍惚间,感觉自己也背着书包,竟有想蹦蹦跳跳的念头。
小时候,放学路上的孩子,就像一群麻雀,叽叽喳喳,玩够了、玩饿了,才回家。回想那时,最大的快乐就是放学路上。几乎所有的趣人趣事,都是在放学路上邂逅的。每天都充满新奇,作文里那些瞎编的“一件有意义的事”,就是放学路上想象出来的。
每条巷子、每个拐角,每只街边狗和墙头猫,那些裁缝铺、竹器店、小作坊,那些打铁的炉灶、卖冰棍的吆喝、爆米花的喷香、弹棉花的铮铮响,谁家的杏子出墙了、谁家树上筑了鸟窝。对成长的孩子来说,那是最肥沃的土壤。很难想象,抽掉“放学路上”这个页码,童年还剩下什么,可能啥都没了,连日记都不会写了。
看着眼前放学的孩子们,我突然替他们惋惜。他们像被装进一只只笼子,直接拉回家。放学路上少了乐趣,除城市让路程变远、让脚力不及外,更重要的是路途变了,传统街道消逝了,那些温暖而有趣的沿途,那些细节丰富、滋养脚步的路途消逝了。
“城市应是孩子嬉戏玩耍的小街,是拐角处开到半夜的点心店,是列成一排的锁匠鞋匠,是楼上窗口探出头凝视的白发老奶奶……”这是简·雅各布斯《美国大城市的死与生》中的一段话,我以为是对传统街道最生动的描述。
这样的街道生趣盎然,能为孩子成长提供最大的乐趣、最多的养分。若街道能给人以“家”的熟悉感和亲切感,那么孩子无论怎样穿梭和游走,都是快乐地、收获地回到家里。路上所有的插曲,包括挨骂的那些顽皮、冒险和出格行为,都是人世给他们的礼物。
简·雅各布斯反对仅把公共设施和住房作为衡量生活质量的指标,认为一条理想的街道应丰富人与人间的交流。这个视角对人有重要的精神意义,顺着她的思路往下走,会发现通常说的“家园”“故乡”——这些饱含感情温度的地方,都在于有良好的人际关系……所谓“家园”,并非一个单纯的空间,而是一群人对生活属地的认同和依赖。单纯的个体是没有“故乡”的,单纯的门户是无“家”可言的。
我有个朋友,先后搬了三次家,原因在于他买了更大的房子。我问,你儿子还记不记得以前的家?带没带他回去过?没有,朋友摇头,他就像住宾馆一样,哪儿都行,我明白了,在“家”的搬迁上,孩子无动于衷,感情上没有缠绵。
他想不想以前的小朋友?我问。不想,他说哪儿都有小朋友,哪儿的小朋友都一样。“搬家”意味着记忆和情感的变迁,意味着朋友的告别和人群的刷新,而他只是随父母财富的变化,从一个空间搬到另一空间。我问过一位初中语文老师,她说现在的作文很少涉及“故乡”,因为孩子们会茫然。
是啊,故乡不是一个地址,不是写在信封和邮件上的那种。故乡是一部生活史,一部留有体温、指纹、足迹,由旧物、难忘的人和事构成的生活档案。这个年代,有一种切割的力量,把生活切成一个个单间。我曾在一院子住了20多年,搬离那天有点失落,很想跟谁道声别,说点什么,却想不出那人是谁。
有一天,忽然收到一条短信:“松哥,你妈叫你回家。”我愣住了,以为恶作剧,可很快亲热起来,40多年前,类似的喊声无数次在傍晚响起。老街上,一个贪玩的孩子,除了家长的呼喊,邻居和小伙伴也会帮着喊叫。我把这条短信的主语换成同龄朋友,大家感动之余,以各自的腔调呼喊,别让妈等急了。
如果说我们曾经的童年叫作露天童年、旷野童年、老街童年,那么如今孩子的童年只能叫作温室童年、玩具童年了。面对现代街道和路途,父母不敢把孩子轻易放出去,不允许他们有任何闪失。就像风筝被收起来,不用担心它被风吹跑,被树挂住,但飞翔就此成为传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