豆腐人家

                             郭松

记得小的时候，我家附近有个豆腐坊，在蔬菜公司对面那个坡上。

说起做豆腐，刘家最有发言权，这活得晚睡早起，这手艺难学，是经验活。火候、做法有差异，做出来的豆腐就不同。刘姐跟父亲学了几年，也没学到手，只能做个副手。

豆腐坊的锅很大，灶也很大。刘伯做豆腐，用的是柴火，鼓风机一吹，一会儿就烧开了。杀火时，用钩耙将柴火掏出，免得烧老。灶头没半个钟头降不了温，锅里的豆腐让余温煨着，点出来才多。烧柴使整个作坊热得很，哪怕大冬天，也只能着件汗衫。

过浆时，一桶一捅地提来提去。刘伯上点年纪，毛病就多了，常说上火、头晕。这夜熬得，这力苦得，铁打的身子也扛不住。他自己偷着去看病，病没看好，钱袋子被掏了不少，半年都没缓过来。后来去县医院，没查出大的毛病。吃了些药也不见好，他思量了老久，觉得人老了都这样。

街上卖豆腐的，就属刘家卖得多，一天七八板，赶场天，一天能卖十几板。豆腐用木板车载，上面装一个架子，因被豆腐水泡过，车上积着一层垢。到街上时，裤脚、后背常濡湿。豆腐水酸性大，接触多了皮肤会腐蚀、开裂。父亲常在刘姐面前掀开裤腿，手一摁说：“闺女，你看。”摁完得过一阵，凹下去的肉才会恢复原状。父亲体重也一百零几斤，豆腐却有几百斤，就这么个木板车，摇摇晃晃地在街上走，好像一不小心就会翻倒。要是遇上刮风下雨，更是麻烦，这木板车在风雨中得散架。

刘姐五六岁就跟着父亲走家串户，也不知道哪儿来的脚力，竟能跟一整天。有时父亲做完豆腐回到家，已是深更半夜，她一觉醒来，旁边多个人，胡茬往她脸上蹭。她八九岁时，不上课就跟着父亲在摊子上，看着街上的孩子跑来跑去。

刘伯说做生意，最重要的是笑脸迎人。刘姐见着个人就嘴角上翘，眼睛眯着，很认真地笑一阵。但没啥效果，生意还是不好。当然，有时碰上运气，可以卖掉十来板。卖完后收拾好，她抱着板或布跑回家，母亲见了会笑呵呵的：“闺女，厉害啦！”但凡需要孩子干活，大都会这样说。

逢年过节时，卖的豆腐多，一天得做二十来板。头天傍晚开始做，深夜睡一阵，又爬起来继续做。刘姐得一大早起床，随父亲到街上卖。父亲用木板车一趟一趟地运着。她把钱放在桶里，负责收线找钱，父亲负责起豆腐。从早上八九点，忙到晚上七八点。她和父亲手忙脚乱，恨不得有几双手。

等人散去，刘伯拿出一两块钱给她，让她去买些包子馒头填肚子。买完还剩下的钱，父亲不会向她要，她也不会给他，拿来作零花钱。父亲给她做了个存钱罐——用一个竹筒，顶端破开个够塞得进硬币的口子。存钱罐做得精巧，搁米缸里用大米磨过。父亲说等存钱罐塞不下了就用刀破开。

十岁那年，刘姐随父亲在街上卖年豆腐，因忙乱给一个大爷数错了钱，少给了几块豆腐。过一会儿，他儿子端着盆回来，将豆腐放在她面前。大爷站在背后没说话，精神有些糊涂了。他儿子说你是欺负老人不识数。父亲又是赔礼又是道歉，把豆腐补齐了才把人请走。等人走了，他回过头来对她说：“长这么大了，数个钱还会弄错。”她好长一段时间，对豆腐的个数和钱数反复确认，顾客走了还觉得不安。

时间越往后，卖豆腐这件事成了刘姐心里的负担——同学都叫她“豆腐”。她也打心底对卖豆腐抵触，这种抵触被父亲理解成懒惰或胆小。她坐在豆腐摊上如坐针毡，时刻关注是否有同学在附近。要是发现同学，就低下头或别过脸。但同学似乎都知道她在哪儿卖，老远见了就过来问：“嘿，在卖豆腐？”“嗯，是……是吧。”接着她会小声地问：“是要……买豆腐？”同学大都会说：“不买，只是来看看。”有时候，同学会说：“我得问下大人”，之后就消失了，再也没回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