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牛虻》的艺术特色与牛虻形象的意义

        试论《牛虻》的艺术特色与牛虻形象的意义   

英国女作家艾捷尔·丽莲·伏尼契的杰作——《牛虻》，1897年问世以来，已经88年了。在这近一个世纪的时间里，《牛虻》赢得了广大的读者，受到千百万读者的欢迎。《牛虻》被译成世界各种文字，得到了空前广泛的传播。探讨牛虻形象的意义，研究《牛虻》的艺术特色，仍有借鉴作用。

                       一    

   伏尼契运用各种艺术手段来推进情节、表达主题、塑造人物，取得了很高的艺术成就。  

  第一，用富于个性化的语言通过人物的行动表现人物的性格、气质和思想，在“动”中塑造人。

  空洞无个性的对话、平淡琐碎的叙述、冗长无味的心理描写是小说艺术的大忌。在行动中刻划人物能用极少的笔墨写出丰富的个性来，写出丰满的人物来，能把人物写活。通过行动刻划人物不但是中国传统的艺术手法，也是世界文学艺术的宝贵经验。《牛虻》成功地运用了这种艺术手法。如：

   “第二天早晨蒙泰尼里醒来，亚瑟已经不见了，原来他不等天亮就上山去‘帮迦斯伯赶山羊去了’。

   “但是早饭开出来不多久，他就飞奔回屋里来，光着头，肩上驮着一个三岁模样的农家女孩子，手里拿着一大束鲜花。

   “蒙泰尼里抬起头，微笑着朝他看着。这跟在比萨和策克亨时严肃和沉默的亚瑟，是一个多么奇异的对照啊。

   “‘你上哪儿去了，你这野孩子？早饭也不吃就满山乱跑吗？’

   “‘啊，神父，多高兴啊！太阳升起的时候，山景是这么壮丽；露水又这么浓！你瞧！’他举起一只湿漉漉的泥泞的靴子。

  “‘我们去的时候就带了一些面包和干酪，到山上牧场里又挤了些羊奶喝；啊，那可真是脏！可是现在我又饿了，也要弄些东西给这小家伙吃。安尼脱，你吃点蜜糖好不好？’

  “他已经坐了下来，把小女孩子放在他的膝上，帮她把花整理好。”

   这里，通过几句精炼的对话、简炼的描写，牛虻少年时期那种天真烂漫、活泼热情、兴致勃勃、好奇好动的性格就活脱脱地跃然纸上，历历如绘。这样精彩的例子在书中是很多的。

    第二，优美的写景。情借景来渲染，景拿情来充实，情景交融是上乘，单纯为写景而写景是不足取的。《牛虻》中的环境与景色描写很美丽，粗细相得，远近相宜，似油画，又像电影镜头的移动、变换一样，细腻入微、清丽秀美，富有诗意。如：

    “他们沿着湖边走到一个僻静的地方，在一堵低矮的石墙上坐了下来。紧靠着他们身边，长着一丛挂满猩红果实的野蔷薇；一两朵迟开的奶油色花依旧悬挂在一茎较高的枝条上，满含着雨水，哭也似地在那儿摇曳着。绿色湖面上，一只微微抖动着白色翅膀的小船，在润湿的微风中荡漾。那个样子，看上去显得很轻盈，很纤弱，就好像是投在水面上的一簇银色的蒲公英。高踞在萨尔佛多峰上一所牧人的茅屋的窗口，仿佛是一只睁开着的金色的眼睛。蔷薇花在九月的闲静白云底下垂着头，做着好梦。湖水在靠岸的鹅卵石中间荡溅着，喃喃低语着。”

   画面柔和，意境隽美，诗味浓郁，颜色丰富。我们好像置身其间，欣赏了意大利夏季美丽的田园风光。从这安谧的描写中也感觉到情境是平静的，刚入情节，矛盾冲突还没有展开。

   又如：

  “这是一个柔和的春夜，天气温暖，星光灿烂。水拍打着石堤，在那石级旁边荡漾着的柔和的涓纹，发出一种像是低笑的声音。近处有一条铁连在缓慢地来回摇晃，吱吱作响。一架巨大的铁的起重机昂然而凄寂地矗立在一片昏茫中。黑沉沉的映在一片繁星密布的天空和珍珠色的云圈上，那几个带着锁链挣扎着的奴隶形象，正在对他们的悲惨的命运做徒然而激烈的抗议。”这段写景，不但具有上面所述的优点，而且还隐微的暗示读者：矛盾就要展开，牛虻逃亡的结果将是牛虻更强烈的反抗，更坚决的斗争。同时对牛虻性格的发展也有隐示。

    与表达主题、塑造人物无关的写景，是赘笔，纵然写得十分绮丽，也无补内容的空虚。写景，只有在它能够造气氛，交代、促进情节的发展，衬托人物的心境，突出主题时才有积极的意义，才有价值。融情入景、寓情于景、借景抒情、情景交融是《牛虻》的艺术特色之一。

    第三，用对话介绍、刻划人物，交代情节，展示矛盾。小说开始的几页就通过亚瑟与蒙泰尼里的对话把亚瑟的身世、理想、家庭、处境以及与其有重要关系的人物（如琼玛）介绍得清清楚楚。没有给读者芜杂拖沓的感觉，是自然而然地在强烈的艺术魅力中接受的。全书的描写多于叙述，甚至对话多于描写。伏尼契赋予对话以更多的作用。

   牛虻从街上救起了一个无家可归的孩子，当他抱着孩子向绮达要求借她车一用时，绮达不耐烦地告诉他说：把孩子送到收容所就完了。这时，作者这样写了二人的表情和对话：

    “‘他受了伤’，牛虻重复地说，‘就是要送收容所，也得等明天，目前我得先照顾他一下，给他一点吃的。’

    “绮达做了一个表示厌恶的鬼脸，‘你竟让他的脑袋贴着你的衬衫啊！你怎么的啦？脏哪！’

    “牛虻抬起头，脸上突然闪出了怒意。

    “‘他饿了！’他恶狠狠地说，‘你是不懂怎样叫饿的，是不是？’”

     这里，通过绮达和牛虻的对话，表明了两人阶级立场的不同，突出地表现了牛虻高尚的同情心，也把绮达富家小姐的神气与模样勾画了出来。

     又如，牛虻越狱没有成功是通过军长同蒙泰尼里的谈话告诉读者的；琼玛和琼玛的家庭是通过亚瑟与蒙泰尼里的谈话介绍的；亚瑟逃亡十三年之后改名牛虻的经过是通过党内的议论和牛虻的自叙来介绍的，等等。

   巧妙运用对话形式，使《牛虻》结构紧凑、自然、精炼，节省笔墨，增加了艺术感染力。

   伏尼契对于书中不太重要的人物一般不作细致的描写和刻划，而只是通过侧面的渲染、烘托、夸张来表示其存在、表示其活动的，对主要人物有时也采用这种方法。

    高度的艺术性必须与深刻的思想性相统一。深刻的思想、时代的意义、历史的再现——作品的内容只有通过完美的艺术形式才能表现妥切，艺术手段、艺术技巧只有在为表达、揭示主题和为刻划人物服务时才有附丽。伏尼契实现了二者有机地统一，用精湛的艺术技巧和激动人心的艺术力量塑造了一个不朽的意大利爱国志士的典型形象。

                     二   

   牛虻坚毅、刚勇的形象鼓舞了人们为争取自由、和平和祖国统一所作的正义斗争。克鲁普斯卡娅回忆说，列宁非常喜欢《牛虻》，赞赏牛虻的坚忍精神、赞扬牛虻的坚强意志。《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作者尼·奥斯特洛夫斯基也受到过牛虻精神的鼓舞。在民主革命时期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我国很多读者也喜欢《牛虻》，崇拜牛虻的品质和毅力。《牛虻》通过一系列生活画面和斗争场面，用丰富的细节，反映了十九世纪三十年代到四十年代意大利人民反对奥地利封建王朝统治和进行资产阶级革命的历史斗争，歌颂了参加斗争的意大利青年党人。正如耶·叶戈洛娃序中所说：“牛虻——是前世纪三十至四十年代间意大利革命志士的英勇的形象。”伏尼契以热情的笔触歌颂了意大利革命者的英雄品格，描写了牛虻视死如归为和平自由、为独立的意大利共和国献身的崇高精神，展现了牛虻曲折艰难的成长过程。牛虻典型形象的塑造显示了十九世纪批判现实主义的功绩。

   人物活动围绕着一个中心问题：准备革命——起义，推翻奥地利殖民主义者，推翻教皇的统治，建立自由独立的意大利共和国。如果有次主题的话，那就是对宗教迷信和宗教卫道者蒙泰尼里的斗争，对宗教残忍和虚伪的揭露与批判。这两个问题密切的交织、连接在一起，后一个问题是前一个问题的补充和构成部分，斗争主要是通过三个重要人物的关系与活动来表现的、展开的：牛虻、蒙泰尼里和琼玛。

   牛虻的形象是他所处那个时代的产物。牛虻的性格闪现的耀目的火花和精神世界达到成熟的高峰，是经历了一个漫长的过程的。淋风沐雨的流浪生涯，杂耍班的悲惨遭遇，使牛虻在少年时代、青年时代朦胧的信仰和理想愈来愈明确、愈来愈坚定，成为他生活的主要内容，成为他之所以生存的意义。牛虻十八岁时就已经确定了生活道路：“……把我的生命献给意大利，帮助她从奴役和贫困之中解放出来；要把奥地利人驱赶出去使意大利成为一个除了基督教没有帝王的自由共和国。”牛虻认为，他“既已了解了这个事业，就是这个事业中的一个人了。”

   十三年之后的牛虻，已不再单纯地凭热情冲动去理解早年的誓言了，而是更加深沉、更加坚决，在冷峻中潜藏着、隐忍着对封建统治、对殖民主义者强烈的仇恨。牛虻这时已不是幼稚、纯真的青年了，而是老练、沉着具有策略观点并且懂得组织民众去斗争的革命家了。

   爱国主义日益成为牛虻思想的本质和主流，同时也蕴藏着深沉的人道主义精神。牛虻同琼玛黑夜大街救小孩，对绮达高贵的态度表示愤懑就是突出的表现。尤其是当他和琼玛从杂耍班出来时的心理和表情，给人印象很深。牛虻用激动不已的近乎发狂的呼喊，说出了他人道主义的自白：

   “难道你从来不曾想到过，那个可怜的小丑也会有一个灵魂——一个活生生的、拚命在挣扎的人的灵魂，拴牢在那一个弯曲的躯壳里，被迫做它的奴隶吗？你对于一切都慈悲为怀，你看见那个穿着愚人衣服、挂着铃铛的肉体会感到怜悯，难道你就没有想到过，那可怜的灵魂是那么赤裸裸的竟连一件遮羞的彩衣都没有吗？想一想吧，它在那些观众面前，冷得簌簌发抖，被羞耻和苦恼迫得转不过气来，只觉得观众的嘲笑就像皮鞭一般抽着它，观众的哄笑就像烧红的烙铁烫着它裸露的皮肉！想一想吧，因而它嫉妒老鼠，倒不如它们还能有地洞可以钻！而且你还得记住，灵魂是哑的，它哭喊不出声来，只得忍受，忍受！”

   这是多么痛心的控诉！这是多么悲酸的揭露！因为牛虻自己有过亲身的感受，才能发现人类社会不平等的现象，看出黑暗社会造成的悲剧，对黑暗不合理的社会的抨击才那样有力。

   牛虻对教会有着特别强烈的仇恨。牛虻之所以反对教会，是因为教会欺骗了他，使他流亡国外到处流浪，经历了十三年凄风苦雨的悠长岁月；教会出卖了他，使他长时间离开了党的组织，蒙受了叛徒之冤。他“以为一切混乱和错误的大根源是那所谓‘宗教’的心理病症”，所以，他“要把教会的威信连根铲尽”。牛虻认为，教会只是“要树立一种东西来向它崇拜，要找一样东西来对它磕头”；庄严的教堂是“充满了教士和偶像的死沉的世界”，“充满着旧时代的灰尘，它们是腐朽的，它们是有毒的，污秽的！”；而“只有我们”革命者“才是生命和青春，只有我们才是永恒的春天”；他的生命，“除了跟教士们战斗之外”，“已毫无用处”。

   做为教会主要代表的主教蒙泰尼里，是牛虻攻击的主要对象。牛虻同蒙泰尼里的关系，就像“站在一个深渊的两边，要想隔着它携手是办不到的”。牛虻同蒙泰尼里之间存在着尖锐的矛盾、不可调和的斗争，他们经常进行激烈的论战。牛虻批驳蒙泰尼里的文章充满着仇恨的讽刺和狂怒的讥诮。但牛虻对蒙泰尼里主教除了恨之外，还怀着一种爱。

   牛虻爱蒙泰尼里主教，是由于血统——生身之父的关系。但牛虻对蒙泰尼里的恨却百倍于对他的爱。这种恨，不是个人的泄愤或狭隘的私利，而是政治意识的尖锐对立。牛虻反对宗教，因为它把真理隐蔽，把和平玷污，把自由封锁，把幸福隳灭。牛虻的革命理想是建立自由、民主、独立的意大利共和国，而教会凭藉宗教的孽毒成为维持封建统治和殖民统治的政治支柱。所以，反对奥地利侵略者、反对封建贵族统治者的斗争就不能不同批判宗教、反对教会的斗争密切地联系在一起。这种历史现象有着普遍的意义，宗教具有牧师的职能，总是充当统治阶级的帮凶。宗教的统治不被推翻，宗教的偶像不推倒，革命群众的精神枷锁便没有解除，也就谈不到解放。这说明了十九世纪、二十世纪不论资产阶级还是无产阶级争取自由解放的斗争总或多或少同时具有反抗宗教压迫、揭露宗教溃痈的性质。

   做为宗教的忠实信奉者和维护者的蒙泰尼里，他也爱牛虻甚至甚于牛虻爱他。但这种爱不能越出他的宗教偶像——上帝所赐予的范围，不能侵犯它所维护的那个贵族阶级的利益。

   牛虻不妥协的、彻底的、顽强的斗争精神，不惧强暴的反抗性格，是牛虻这一艺术形象的思想光辉，集中了十九世纪三十至四十年代间意大利革命志士的意志和品格。只是由于反动同盟力量暂时的强大和革命者策略上的失误，导致了斗争的失败。

   即使在牢狱里牛虻也未中断斗争，在病里锉断了八根铁条，在昏迷待毙的时候还忍受了惨无人道的酷刑，对敌人进行嘲骂、质问，慷慨陈词、谈笑自若，山崩于前不变色。牛虻惊人的坚忍精神，无畏的气概使敌人胆寒，敌人害怕他的“满口的玩笑”。牛虻说：“轮到我们收拾你们的时候，我们就要用大炮来代替这半打破旧的马枪了；那时候，你才会明白我们是多么会开玩笑的”。牛虻就是这样一个快乐的“跳蚤”。

   牛虻直到死前的一分钟也没对事业的胜利和正义性有过丝毫的动摇和怀疑，仍充满着热烈的信心、坚定的希望。牛虻在牺牲前写给琼玛的信中写道：

  “那些陷在泥沼的家伙，这样快就重新使用起秘密审问和处决的手段来，这就给了我们一个有力的转机，同时使他们自己处在一个极其不利的地位；我又知道得很清楚，如果你们留下来的人能够坚定地团结起来，给他们以猛烈的打击，你们不久就要看到伟大的成就了！至于我，我将怀着轻松的心情走到院子里去，好像一个小学生放假回家一般。我已经尽了我工作的本分，这次死刑的判决，就是我已经彻底尽职的证明。他们要杀我，是因为他们害怕我，一个人能够这样，还能再有什么别的心愿呢？”这就是牛虻的全部理想。牛虻以英勇的行动结束了壮烈的一生。

   需要指出的是：牛虻的形象有历史的阶级的局限，牛虻的思想是那个特定时代的思想。牛虻对受苦人只是怜悯和同情，只觉得“他们”值得“可怜”，没有继续探寻思考下去，透过这种悲惨的现象看到吃人社会的本质，没有认识到只有消除剥削制度才能彻底改变这种人剥削人的现象。十九世纪三十至四十年代，马克思主义还没有产生，意大利的资本主义经济在发展中，无产阶级还不强大，还没登上政治舞台。因此，牛虻思想的最高认识也只能是杰出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者、民族复兴运动的英雄，不是无产阶级革命者。牛虻只知道“灵魂是哑的，它哭不出声来，只得忍受、忍受、忍受！”他不知道，有这哑的灵魂的人们一旦意识到自己的历史使命团结起来，就会成为巨大的冲击力量，冲毁旧世界，建立起无剥削无压迫的永久和平自由的新世界。

牛虻对宗教的批判也是不彻底的。严格地说他只反对教会而不笼统地反对一切宗教，因为牛虻不要蒙泰尼里的宗教，却要保留自己的宗教——基督。牛虻没有意识到“宗教是麻醉人民的鸦片”这个本质问题，不懂得把反宗教的斗争“同消灭产生宗教的社会根源的阶级运动的具体实践联系起来”（列宁：《论工人政党对宗教的态度》《列宁选集》第二卷，第273页）。所以，牛虻是资产阶级上升时期、向贵族夺取政权时期的反封建斗士，与无产阶级战士是有本质区别的。

                   三 

   与牛虻一起做革命工作、对牛虻有深厚感情的琼玛是小说中另一个重要人物，是牛虻的同志、女友和爱人。

   琼玛与牛虻是儿童时代就在一起的青梅竹马的好朋友，当琼玛“还是一个小姑娘、穿着一件花格子罩衫、围着一个皱缩不平的胸群、背上拖着一条小辫子的时候”，牛虻就爱上她了。随着时间的流驶，他们由天真烂漫的少年长成了身体健壮、知识丰富的青年，感情的溪水泛起了爱的浪花，牛虻对琼玛爱得尤其深挚。这不仅是因为琼玛出息成了一个美丽的姑娘，更主要的是他们有共同的理想、共同的志愿、共同的语言。

  牛虻不是庸俗的色情之徒，也不是恋爱至上主义者，他对琼玛的爱情有政治斗争的内容，追求精神上的慰藉和共勉，堪似柏拉图爱情的模式。对牛虻，爱情是为革命工作服务的。当绮达要求牛虻同她到南美去过快乐的生活时，牛虻拒绝了。牛虻对绮达说：“我并不爱你。而且即使我曾爱过你，也不会跟你一起离开这儿的。意大利有我的工作，还有我的同志们……”在牛虻看来，事业高于爱情。

   牛虻十三年后同琼玛再遇并且在一块儿工作，却始终没把自己真实的身份告诉琼玛，似乎有点冷酷，其实不然。牛虻不把真情流露，几次用极大的自制力控制感情的爆发，对他何尝不痛苦！牛虻之所以不暴露身份，只因为是：一是对工作不利、对事业不利，甚至会带来恶劣的后果，也许还会给琼玛带来不幸；二是他经历的种种苦难是与她有直接关系的，牛虻不愿意把自己苦痛的经历和辛酸的往事告诉任何人，包括琼玛；三是说出自己真实的身份、暴露自己原来的面目也不会使琼玛高兴的——因为牛虻那些留连颠簸、辛苦辗转的生活不会使琼玛快慰。牛虻不愿挑起久埋心中的悲伤的回忆，给他和琼玛新的纯洁的感情蒙上阴影。

  牛虻与琼玛的爱情是贯穿全书的中心线索。他们爱情的命运与其说是偶然的巧遇，不如说是对伟大事业献身的愿望把他们联结到一起的。琼玛与牛虻一起对残暴的专制统治进行了英勇的战斗，他们置生死于度外，为实现资产阶级共和国的理想奋斗着，吃尽千辛万苦，罹过无数劫难。“他们的动机不是从琐碎的个人欲望中，而正是从他们所处的历史潮流中得来的。”（恩格斯：《致斐·拉萨尔的信》（1850年5月18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十九卷，第583页）牛虻和琼玛爱情的发展是悲剧的结局，但他们的悲剧爱情，不可同封建时代历史上的棒打鸳鸯相比，注入了为夺取政权而共同斗争的时代内容。牛虻是以喜剧的乐观态度向死亡告别的。牛虻死前给琼玛的信，是对琼玛的忠贞爱情的表白，是对诗一般美好的童年时代甜蜜的回忆，是卸下也是加重琼玛心灵痛苦的谜底。信的乐观的笔调与写信人已死去的哀痛消息的矛盾，长期寻找亚瑟、怀念亚瑟没有结果而突然知道前不久在一起工作的人就是亚瑟的喜悦同时又与亚瑟永远地诀别了的矛盾，是在一瞬间发生的，悲剧的力量这时达到高峰——牛虻从容就义了，留下的是琼玛更加沉痛的追悔、更加深挚的悼念。

  伏尼契是长寿的（1864——1960）进步作家，留下的作品不多。《牛虻》蜚声世界文坛，许多欧洲文学史书却没有述及。《牛虻》成书于无产阶级革命风起云涌的 1897 年，马克思主义已经广泛传播，一个进步的作家不能不受其影响。伏尼契在十九世纪末写十九世纪三十年代的事，对人物有没有拔高？牛虻的某些话有过于昂扬之嫌。但这无损对《牛虻》和牛虻肯定的评价。

  牛虻的形象永远活在意大利人民的心里，活在全世界广大革命者的心里。牛虻悲壮的死，使他的形象更丰满、更光辉。牛虻死的悲剧不意味他所从事的事业的悲剧，也不表示历史发展的悲剧。马克思说：“世界历史形式的最后一个阶段就是喜剧。”（《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一卷，第457页）牛虻的形象鼓舞着后来者为实现世界历史的最后喜剧而斗争。正如耶叶·戈洛娃在序中所说：“长篇小说《牛虻》将永远以它爱国精神和革命热情的活力，紧紧攫住读者的心灵。”

           1965 、 6 、 27 —— 29 草成

               1985 、 8 、 10 —— 11 改定

            2001 、 9 、 25 打字并略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