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二
状告张全福这件事,就像天上的一团乌云,一阵风给吹散了,散成了一丝丝,一缕缕,而后化为乌有。一切又恢复了正常,村两委班子在张全福的带领下继续开展工作。
这天晚上,张全福又组织召开村两委班子会,地点还是张全福家。会议一开始,张全福就直奔主题,说:“咱们村里的情况大家都知道,没啥收入,穷得叮当响。这没钱,就啥事都干不成。别说干事了,就是来个人咱们都发愁。县里的,乡里的,来的都是领导,来了就得招待,这招待就得花钱。说实在的,看着鸡、鸭、鱼、肉,一盘一盘地往桌上端,我也心痛。陪领导们吃的时候,还不觉着怎么着,可把领导们送走之后,看着一桌子的空盘子,鱼刺,鸡骨头,我的心里就别提多难受。可不招待行吗?领导来了,不是检查,就是指导,不是评比,就是排队,咱不热情点,不安排好点,就得吃眼前亏。你们几个不当家,不用考虑怎么来钱。我是支书,我是当家的,我得考虑怎么来钱,我得考虑吃完了怎么结账。咱们的钱从哪里来?这几天,我琢磨来琢磨去,觉着村里留下来的那二百多亩地,是个来钱的地方。”
张二章说:“那二百多亩地是个来钱的地方,可每亩地租金才200块,二百多亩地一年收入还不到5万块,太少了。可惜,当时合同定的大低了,合同期限又太长,20年,现在想改都没办法。”
张全福说:“合同定的是低。但当时的情况,大家也都清楚,那些地都是沙荒地,定的高了没人租,每亩200块钱,还是咱们给人家说好话,做了好几天的工作,人家那五户才答应签合同。谁知道,人家那五户承包后,又是打井,又是改良土壤的,一鼓捣,几年下来,沙荒地成了好地,一亩地,光麦子一季就收八九百斤。现在村里的群众都有意见,有好多人向我反映,埋怨村两委班子把合同定得太低了,说他们那五户占了大便宜,要求我们提高承包费。”
张二章说:“从现在来看,承包费是不高,可怎么提?人家都跟村里签了合同,合同不到期,咱们要提高承包费,是咱们违约,咱们不占理,人家那五户要是不同意怎么办?”
张全福说:“签了合同怎么了?签了合同就不能改合同了?新中国成立后,咱们国家老多不平等的条约,不是都废除了?合同不合理就得改,他们五户不同意,可全村大多数人同意改。你们说,咱们村两委班子,是维护少数人的利益,还是应该维护多数人的利益?”
支委关新志说:“要是他们就是不同意,怎么办?”
张全福说:“他们就是不同意,就没办法了?咱们先礼后兵,先做做他们那五户的工作,如果他们同意提高承包费,就让他们五户继续包着,如果他们就是不同意,咱们也得往前走,就强行把地收回,重新发包。地是村里的,咱们说了不算,他们五户能说了算?”
关天说:“要是他们五户往上边反映,告咱们违约怎么办?”
张全福说:“告咱们?告,咱们就怕了?我不是也被告过,怎么样了?能把我怎么着?我不是照样当支书。咱们村两委,大小也是一级组织,他们五户是老百姓,民告官,他们能告赢?乡里,就是县里、省里也得向着咱们说话。”
关天说:“可毕竟咱们不占理。”
张全福说:“怎么不占理?你小子在替谁说话?邓小平都说了,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但富起来后,不是让他们吃香的、喝辣的,自己享清福,而是要他们带动其他人也富起来。现在,他们五户已经富起来了,接下来,该是其他人也要富起来的时候了。我们不占理?我们是在落实邓小平他老人家的指示,谁敢说不对?好了,就这么定了,二章,关天,你们俩先找那五户谈谈,就说村里的群众都有意见,村两委定了,每亩租金提到400块,合同得重新签。”
张二章、关天两人接了个烫手的山竽,可又不能不接。怎么说,张全福也是村里的“一把手”,不接这个活儿,就等于不尊重领导,不服从领导,不听指挥,就是不遵守组织纪律。可接这个活儿,怎么去完成?明知不占理,怎么找人家谈,怎么张这个嘴?人家那五户肯定是百分之百的不同意,去人家家里说这事,说不定一张嘴就挨骂,还会被轰出来。关天对张二章说:“明知不可为而为之,咱们这当村干部的,还真得是厚脸皮。”
张二章嘿嘿一笑,说:“你刚当村干部,脸皮还薄,我当的时间长了,脸皮厚得早超过那发面饼了。张全福让咱俩去做人家的工作,等于让咱俩去挨骂。可人家把活儿派给咱俩了,能明着抗旨?咱们先做做工作试试,做不做,是咱们的事,做通做不通,那可不是咱们的事。做不通,咱俩就把活儿退给他张全福,他是支书,他本事大。”
张二章、关天两人商量了一下,决定采取先易后难的工作策略,选择一户好说话的,作为突破口,然后再各个击破,实现全部做通工作的目的。他们把那五户的情况虑了一遍,包括,家里谁做主,谁说了算,讲不讲理,有没有过硬的社会关系,有没有靠山,家族的势力等等。经过认真分析研究,他们两个决定,今天晚上先去做关友彬的工作。
关友彬平时不爱说话,本分,是种地的好手。他的爱人也比较老实,就两个女孩,正在上学。关友彬还是张二章的远房亲戚,关友彬管张二章叫表姑夫,平时两家走的较近,关系处得不错。张二章、关天晚上造访,关友彬俩口子非常热情,又是沏茶又是敬烟。客套过后,关友彬问:“姑夫,你们来有啥事?”
张二章笑了笑说:“也没啥大事。昨天村里开了个会,对你们五户租种村里土地的事研究了一下,今天,我们俩来,就是跟你说一声。现在,村里的群众都有意见,说你们几户交的租金太少了,占了村里的便宜,都要求村里提高点租金。村里有几个刺儿头,还说要到乡里、县里去反映,张全福一直压着。最近几天,这几个刺儿头闹得欢了,不提高点租金,就压不住摆不平了。全福让我们俩跟你们五户说说,把租金往上提点,堵堵有些人的嘴。”
张二章的一番话还没说完,关友彬脸上的笑容就早已没了踪迹,气呼呼地说:“姑夫,村里谁有意见,我怎么没听说?”
“人家有意见,还能当着你们的面说?人家一直向张全福反映。”
“是谁反映的?”
“是谁说的,我们也不能告诉你,我们当村干部的,有组织纪律,不能随便说,不能给你们制造矛盾。”
“姑夫,我们可是亲戚,谁说的你都不能告诉我?”
“不能。告诉你了,我违反纪律是小事,租金的事没解决好,又添了你们之间的矛盾,我这村干部能这么干吗?你就别问是谁了,反正是有人反映这个问题,我们村干部就得解决。”
“解决什么?当时租地的时候,是你们村干部做我们的工作,我的工作还是你做的呢,你忘了?当时,那些地都是沙荒地,让谁租谁不租。现在我们改良成好地了,有人有意见了,要提高租金了,你说合适吗。再说了,我们可签了合同的,20年的合同,合同到期还早着呢,等合同到期了再说吧。”
“当时,地是怎么租的,我清楚。可现在情况变了,群众有意见了,而且是村里的大多数群众有意见。你说,我们村干部,是照顾你们少数几个人的利益呢,还是考虑大多数人的利益呢?情况有了变化,我们就得按变化后的情况来说,啥事也不是一成不变的,什么时候也不能一条道走到黑。是签合同了,签了字的合同就不能变了?合同是死的,人是活的,合同是人签的,活人还能让合同憋死。旧社会,地主家的房子、地,没房契,没地契?一解放,那些房契、地契还管用吗?谁说了算?人民群众说了算,党和政府说了算。”
关友彬有些发火了,说:“你俩能代表人民群众,你俩能代表党和政府?”
张二章端起茶杯喝了一口,说:“怎么不能?俺俩是张全福派来的,张全福说我俩能代表,就是能代表,你说不能代表,管用吗?”
关友彬真的急了,站起来,指着张二章说:“你就是能代表全国人民,能代表党中央,能代表国务院又怎么样?你们当村干部的不讲理了?我告诉你们,合同盖着你们村委会的大印呢,今天你就是说破天,我也不同意你们改合同。你们要是敢撕毁合同,你这个表姑夫我也就不认了,我坚决同你们斗争到底。”
关友彬急了,张二章并不急,笑了笑说:“斗争到底?看你能耐的。还不认我这个姑夫了?我们俩来你家是公事,提租金改合同是村两委班子定的,跟你谈是张全福派我俩来的。我这么大岁数了,还不知道跟你近?我愿意提高你的租金,改你的合同?”
关友彬口气缓和了些说:“你既然不愿意,开会时,你咋不反对?”
“我咋反对?人家全福当着家做着主,坐着村里的第一把交椅,我能明着跟人家唱反调?我要是唱起了反调,乡里知道了,我这个村主任还当不当?你这么大个人了,怎么这点事都弄不明白?”
“不管怎么说,合同,我是不同意改。你这当姑夫的,可不能看着我受欺负,袖手旁观。”
“我还能不管?但关键得看你怎么做了,还得看你们五户是不是心齐,如果人那家四户都没意见,就你自己反对,这事就不好办了。如果你们五户心齐,都不同意,那张全福就改不成这个合同。现在那四户怎么想的,我们还不清楚。”
“那四户,你不用问,肯定都是不同意。”
在关友彬家,关天一句话都没说。出了关友彬家门,关天问张二章:“今天你是咋了,怎么前面态度很坚决,后面态度很温柔,来了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
张二章笑了笑说:“说实话,这改人家的合同,既不合情理,又不合法。可他张全福定了,我们能反对的了?况且,让咱俩去跟人家五户谈,这分明是把咱俩当枪使,让咱俩得罪人。咱俩凭啥跟人家这五户死磕?我这是虚晃一枪,没想真刺真挑。你想,就是合同改了,多收了租金,收上来的钱也轮不到咱俩花。张全福让干啥,咱们不能明着反对,让干啥咱就干啥,干不干是一回事,干好干不好是另外一回事,干不好是没本事,他不能说咱不干、不配合。完不成任务,给他汇报,接下来怎么办,咱们听全福怎么说。”
一进张全福家,张二章就嚷嚷了起来,“真没想到,第一家就谈崩了。我想,这关友彬好赖是我的亲戚,怎么也得给我留个面,可人家今天就偏不给这个面。还没说几句话,就把我和关天轰了出来,还说今后不认我这个亲戚了。你说,这可咋整?”
张全福说:“咋整,定了的事还能变?他一个关友彬咱们都修理不了,以后,村里的工作还咋推动?他要是不听劝,我有的是法子治他。这样,你们俩跟其他四户也谈谈,要记住,谈,就是通知他们,把两委班子研究的意见告诉他们,而不是求他们。至于关友彬,就不用再理他了,我要让他来求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