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黄河河口三角洲上,黄河故道纵横交错。在清水沟和甜水沟之间,黄河右大堤的一个夹窝里,有一个70年的村庄。这就是垦利区黄河口镇生产村。
生产村里有一位老幼皆知的共和国的同龄人,长者叫他大拴,平辈的叫他拴哥,晚辈们叫他拴叔或者拴大爷,孙辈们叫他拴爷爷。拴曾是村里的赤脚医生,后来被选拔为国家正式医生,他,就是当地赫赫有名的崔风皋。拴是他的乳名,村里人都爱叫他拴哥。
建国初期,农村缺医少药,疾病流行。无数患者只能忍受病痛的折磨,得不到及时医治。残酷的现实,拴哥看在眼里,记在心上,立志学医,解除村民的病痛。1968年民丰中学毕业后,他毅然决然地报考了惠民卫校,求学期间,他刻苦学习和精心钻研。为了学习准确针灸,他先在毛线团上练习扎针,后在自己身上练习扎针,家里的老人看到孩子身上的针眼点点,心疼的掉眼泪,劝他回家务农。为了认识更多的草药,他经常拿着医药书到田间寻找各种草药。1970年他以优异的成绩毕业,怀揣少年时代的梦想,回到了深深爱着的故乡,当上了一名赤脚医生。拴哥不忘初心,处处为患者着想,从不计较个人得失。
拴哥不管是什么样的天气,不管是什么时间,给乡亲们瞧病抓药,随叫随到。1970年7月,生产村麻疹疫情严重,拴哥和同事们不分昼夜地投入到抢救麻疹病人的工作中。有一位张大爷家里五个孩子同时发病,疫情危重,一家人急得团团转。拴哥根据五个孩子的病情,确定治疗方案,历经七个昼夜的紧张救护,五个孩子终于转危为安,拴哥却累倒在病床上。拴哥和同事们不知熬过了多少个不眠之夜,付出了无数的血汗,翌年春天才扑灭疫情,全村300余名患者得到康复,受到了上级部门的嘉奖。
1974年冬天,李大娘患重度脑出血,经医院治疗后仍瘫痪在床,生活无法自理。拴哥毅然决定义务为李大娘针灸治疗。忙碌一天后,拴哥穿行在村里坑坑洼洼的小路上,去给大娘针灸治疗。没有一分钱的回报,也没有一丝分外的企求,拴哥就凭着对老人的一份爱心,对自己医术的一份自信,坚持了整整一年的时间,李大娘能够下地走路,逐渐生活自理。老人特别感动,逢人就夸拴哥是个神人。
70年代的农村,交通工具依然非常落后,一旦村里出现重病患者,送医院抢救十分困难。村民张先生的妻子因家庭纠纷服农药,拴哥立即和病人家属一起拉着地排车狂奔到乡医院,3000多米的长跑,累得他们气喘吁吁,上气不接下气。还有一次,村里的张大娘,因肝癌病重急需到滨州医院治疗,她的家人既无车辆又不知道医院的路,拴哥二话没说,和病人的儿子一起用自行车拖着地排车,行程二百多里,把张大娘送到滨州医院。这样的事情做了多少,拴哥他自己也记不清了。
过惯了农耕生活的乡亲头疼脑热都要是挨着,自从拴哥回乡行医之后,乡亲们换了个活法,不舒服爱往他家跑。80年代里,农村实行责任制,家家户户都有大片的农田,一年四季人们都在辛勤地忙碌着,拴哥家总是人来人往,热闹不已。谁家老人、孩子病了,无论是寒冬酷暑还是狂风暴雨,不管是白天黑夜还是农忙时节,只要有人叫门,拴哥及时出诊;行动不便的患者,拴哥都是主动上门服务,他对患者总是那么亲切。在艰苦的农村,拴哥这一干就是10年,在这10年中,他积累了丰富的临床经验,他采用传统的望、闻、问、切,就能准确的判断病情;对村里的各类病人的资料掌握详细,对于那些冬季易犯病的患者,能够提前提醒防范。
拴哥家里有五个孩子,他整天给老百姓看病,自己田里的庄稼全靠妻子一个人。1982年夏收的一天,彤云密布,全村人都在麦田里抢收成熟的麦子。拴哥也请假回家麦收。村民陈先生的儿子因意外摔伤头部,严重昏迷。人命关天,拴哥立即放下手中的镰刀,飞快地来到患者家中,第一时间找来三轮车,护送患者前往县医院,孩子病情危急需要转院,没有救护车,拴哥立即联系自己的朋友陈医生帮忙,经过几番周折把患者转往中心医院抢救。拴哥忙碌了一天一夜回家后,家里的小麦被冰雹砸了个精光。
1985年大年三十傍晚,拴哥正在家里准备和家人吃个团圆饭,张大军的父亲突然冲进院子,说大军高烧昏迷不醒,拴哥饭也没吃就跟着老张急三火四跑去,拴哥一看症状便知是急性脑炎,必须抓紧送县医院抢救。他立即联系了三轮车,和患者的父亲一起把病人送到县医院。因为走得匆忙,患者家属忘记带钱,拴哥又帮着病人家属去借钱,晚上还自掏腰包,请司机和患者家人吃了一顿年夜饭。
1980年12月,拴哥被县卫生部门选招为正式的乡镇医生,分配到新安乡医院工作,1984年11月调往西宋乡医院,1988年8月正式加入中国共产党,1993年1月被聘任为西宋医院院长。1998年3月被调往垦利县医院工作,1999年3月晋升为主治医师,2009年9月光荣退休。不论走到哪里,拴哥的老病号们就会跟他去哪里。德技双馨的拴哥被生产村的乡亲们称为“老百姓的贴心人”。
岁月飞逝,年逾古稀的拴哥还时常怀念在生产村的日子,对那片土地,那里的父老乡亲有着难以忘怀的真情。
郭学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