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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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事闲翻书，看闲书不增智慧也增趣味。这部书对于喜欢吃辣椒的国人，看看还是有意义的。我们成长在一个善于吃也敢于吃的国度，说到吃几乎都会与辣椒扯到一起，而说到辣，我前阵子看到一组FAO（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发布的数据显示，2021年全球辣椒产量为3928吨，中国的辣椒产量为1960吨，占了全球辣椒产量将近一半的量，毫无疑问，咱们国家是全世界辣椒产量最多的国家。
咱们国家的辣椒产量占全球第一，那咱们中国人能吃辣这事，自然也不会落后。都说一方水土养一方人，要我说，一方水土，也形成了不同地区人们的饮食口味。关于吃辣这事，民间还有这么一个说法：四川人不怕辣、湖南人辣不怕、贵州人怕不辣。有专家说其实中国不怕辣的有五个省呢，那就是还有江西，云南，不知为什么没有俺陕西。俺不服啊。
还是说这部《中国辣椒史》吧，里面有作者在翻阅大量文人笔记和地方志的基础上，首先为我们推理出了辣椒传入中国的时间及路线图，这也是长知识啊，于是就复制了下来。
在中国，辣椒最早的文字记载来自明嘉靖至万历年间的文士高濂所著《遵生八笺》，但是作为观赏植物记录的。也就是说，辣椒可食用的信息在传入中国时不知何故丢失了。传入的地点则是广州和宁波两个港口，由宁波传入的辣椒影响的是长江中游地区和华北；由广州传入的辣椒影响的是西南诸省；长江中游的湖南、湖北、江西三省则很有可能受到了广州、宁波两地的影响。
此书里作者将辣椒传入的400年分为四个阶段。这里不赘述了。
此书最有意思的是写了辣椒“染红”全中国这一历史进程中的几个重要事件：其中，第一就是城市化、工业化成就了辣椒的“逆袭”。据作者考证，辣椒进入饮食最早是由于贵州的“土苗用以代盐”，时间是康熙六十年（1721年），当时的情况是：以粗粮主食为生的贫苦百姓，只能以味觉刺激强烈的咸味、酸味下饭。由此，辣味被打上了“低贱”的阶级烙印。中国古代的饮食文化是有阶级性的，有“官府菜”和“庶民菜”，其风味之迥异如同阶级之对立一样鲜明。近代辛亥革命以来，“官府菜”下沉，市民阶层兴起，在“官府菜”和“庶民菜”之间横楔入一个“江湖菜”，中国现代饮食中的所谓四大菜系、八大菜系即滥觞于此。“江湖菜”两头汲取，特点是口味浓郁，菜式变化繁多，在近代已然盛行。“江湖菜”虽使“庶民菜”进入了新兴市民阶层的视野，但并没有改变人们在饮食上的价值取向，辣味仍然是“下层”的口味。帮助辣椒完成最后“逆袭”的是最近三十年狂飙突进的城市化。大量来自农村的新移民在城市定居，他们最熟悉的口味是辣味，加上辣味本身所具有的天然优势，辣椒原本的乡村食物的标签被逐渐剥离，成为工业化城市中的标志性的食物，完成了从”低贱“到”登堂入室“的逆袭。
第二，他写到：城市新移民的社交需求助推辣味流行。人们直观认为，移民导致辣味饮食的扩散，主要是由于移民的迁出地位于传统辣味饮食区，但这无法解释两个现象：一是那些接纳非传统食辣区移民的城市，辣味餐馆依旧伴随着移民的大量进入而提高。二是有些人本来不吃辣，反而是成为城市新移民后开始吃辣。中国人一般都是通过吃饭拉近关系的，这时候辣椒就可以发挥作用了。我们知道，辣味其实不是一种味道，而是一种痛觉。作者总结说，人类的吃辣行为和饮酒行为有类似之处，都是通过对自我的“伤害”来获得同伴的信任的一种社交行为。
第三，辣椒的文化隐喻不断堆砌、叠加。伴随着辣椒食用实践的不断深入，辣椒的文化隐喻也在不断增长、叠加。关于辣椒的隐喻，一般人耳熟能详的就是《红楼梦》中“凤辣子”的称呼，这里以辣椒喻人，更多地是指人的性格爽朗、果断，同时也有美丽、风流的暗示。这相对于古汉语中“辣手”“辣浪”偏向贬义的表达已经发生了转化。考察中国古代性隐喻的方式，大多借助物态，而非辛香料的气味。如腰果与性有关，是因为腰果形状似肾，而中医又认为肾与性功能有关。在域外文化中，辛香料与催情相关联多见于地中海沿岸文明，尤以腓尼基文明为代表。中国人将辛香料与性欲联系的思维应该是受了全球化的影响。此外，辣椒还有辟邪的隐喻，明清以来，中国文化中有以红色为吉庆色的习惯，悬挂辣椒由此成为一种显性文化定式并火遍全国。至于辣椒的上火、祛湿功能，与其说源于中医理论，倒不如从文化人类学的角度解释更为准确。世界上最能食辣的人群却在印度、墨西哥这样的酷热地区。人类为了给自己的行为赋予正当性，就会给这一行为反复编织“意义之网”。
有评论说，这本书的价值还在于其治学路径颇具启发性：由一个不起眼的小事物切入，抽丝剥茧，逐层深入，展现的却是宏大的主题。这种由小见大的治学路径尤为西方学者所擅长，我们在曹雨这位学者身上看到了“螺丝壳里做道场”的功夫：小小的辣椒折射的却是中国近代以来，特别是近三十年来，中国饮食文化由传统向现代转变的宏伟历史画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