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山魂

顾颉刚说：“苏州城之古为全国第一，尚是春秋物”。香山帮就是春秋物。它是中国最古老，也最有代表性的建筑门派。一直想写一部关于香山匠人的长篇。时至今日，香山帮匠人以及营造技艺已逼仄到宫殿、寺庙和园林的修补，后继乏人，而遗忘，更让人惊心动魄。曾有记者打电话到主持古村落保护的苏州市文物保护办公室，询问蒯祥故居，香山帮发源地渔帆村的相关情况，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工作人员表示，她从未听说过渔帆村。无独有偶，苏州大学曾对大学生问卷，大多对“香山帮”一无所知。

我不能只是一声叹息。我得做点什么。写小说！使命感就是动力。尤其是，我的父亲是香山水作，我的祖父是香山木作，我的故乡在香山。虽然，那里已经没有亲人我也从未抵达，但是它一直在心里。我不去是因为我很茫然。我实实不知道太湖边上的香山是山是镇还是乡村。我没有百度，也不愿意百度。

2010年，完成长篇《上海旧影》后开始准备这部小说。一年过去了，所有能找到的资料都已看完，要写，必定要实地调查，去香山。怎么去，去了找谁？

李叔同《晚睛集》有云：“念念不忘，必有回响”。2011年1月13日，本土著名画家朱墨春先生在我的博客留言，说他认识蒯祥二十三世孙蒯岐生先生，人称蒯香山。他是香山活地图，活资料库。

太好了！

冥冥之中，老父带我回乡。

1月18日。中雪。阻了去香山的路。

2月25日终于成行。拖着坏死的关节，忍着剧痛，感觉有点悲壮。幸亏墨春开车接送。时年83岁的蒯老说，香山有72村。我一下子懵了。电话问哥哥：我们老家是香山哪个村？哥哥说，渔帆。我吃惊地说，确定？他说确定，还奇怪我怎么不知道。是啊？我怎么知道？母亲也不知道。那么，哥哥是怎么知道的呢？我没有心思追问，也许，能找到失散的叔叔和姑姑呢！蒯老摇摇头，他不认识我父亲。91岁族叔也不认识。前者还没出生，后者晓事前，父亲已经离开家乡，遑论他的弟妹了。

渔帆村以及周边村庄永远在地球上消失了。开发商的推土机消灭了它们。我站在废墟上，百米开外，太湖似梦似幻。

故乡，像一只大鸟，突然飞来，又突然飞走。

香山古村落形成于春秋战国。连年战火、朝代更替，风霜雨雪，它们岿然不动，然而，一张纸，一个念头就让它们灰飞烟灭。它们是如此重，又如此轻。冯骥才先生说，这些古村落是中华民族绝不能丢失、失不再来的根性的文化遗产，是蕴藏着我们民族基因与凝聚力的“最后的家园”，可是，有多少人懂得呢？声色犬马毁灭了文化和人性。一边在世界各地打香山帮的牌子，一边拆了他们的老巢，他们的集聚地，这是很辛酸的。失去家园的人们集聚在一个叫什么花园的建筑物里，四层高的长方形，孤零零地站在公路边，不是农村，也不是城镇。乡亲们称之为“集中营”。卡夫卡说，现在，根早已从土地里拔了出去，人们却在谈论故乡。怎么办呢？我只能在蒯老的指点中，在自己的想象中重建——借用苏童先生的话：“我没见到这个村庄，但我希望通过小说去抵达那里。”

就在构思这个小说时，传来南京再建桥因责任问题而坍塌，七人死亡的消息，和香山匠人的品牌形象形成强烈对比。短视、政绩和利益驱动，付出的是生命代价。一位学者说，“历史是回不去了，但并非全无用处，有时它会在我们以为快要忘记的时候，突然闪过一道光，照亮我们。”我希望这部小说是道光，哪怕微弱。

父辈的遭遇给了我写这个小说的底气，然而，世远人亡。怎么办，补课！我四赴香山，采访蒯老，和老乡聊天，串串村子，跟着“人物”走一走，感觉一下。

60岁是花甲之年，耳顺之年，还乡之年。我朝着小说深处的故乡走去。2010年4月21日，开了一个头：“大雨。看起来是没完没了了。现在是2010年的4.21，18点30分。天光四季有时，因此即使下雨，天上有微光。坐在窗前昂头，能看见对面楼上的水箱，一个很规则的长方体，它一动不动，顽强地和哗哗的雨声对抗。我的家乡叫东方威尼斯，我的乡音是水声。母亲说，你祖母的父亲是水手。我想象不出水手的家是什么样子的，如果是我，家里是不是该有锚？有海洋动物标本？水手的女儿怎么会嫁到香山，嫁给一个木匠？”

“我”的介入，会有断裂感，调子也难把握。于是，又开了一个头。第三人称，写了三万多字，不满意。还是不满意。推倒重来。既然找准了位置，就得让它闪光。我想以最恰当的“容器”装下人性的晦暗和明亮，装下和时代紧密相连的命运感。我不知道能不能做到，但我必须尽力。在消费主义盛行的时代，坚持文学理想，这是一个作家的本分。

写长篇特别需要意志，需要每天定量写作，身心俱遣、物我两忘，而疼痛让我无法集中精力。2012年，我再次施行人工关节置换，也因此中断了《香山帮》写作，康复期间，写一点短篇，直到2015年，日日折磨我的关节问题暂时解决了，可还是受病痛的困扰。因为行走困难，常年只能坐着，体质很差，写作过程中，老慢支经常发作，没日没夜的咳嗽，腰椎间盘凸出、视网膜病变……生病落痛，满心苍凉。可是，不服输的信念支持着我，但凡有一点精神立即扑到电脑前。然而，状态不受意志所控，强迫自己坐在电脑前，其结果是逃遁。胡适的拖延症厉害，日记总是打牌，打牌，而我看大片，刷微信。

我没有文凭没有受过系统教育，没有固定的模式和概念，也不在意什么主义，只是一个人埋头写，根据心里想的写。人物所有的感受都来自我自己，我就是X就是Y。因此，常常是，日食无滋味，夜寝无安魂。当然，还有不自信——我永远对自己没信心。中断，继续……成了写作常态，也许是我作品比较少的原因之一吧。

身边的人劝我别写了，说你要命还是要小说。这原本不是问题，可它成了一个问题。医生说我命门的火微弱了，怎么指望烈火烹油的状态？完美如卡夫卡，四十岁就挂了。用生命演奏的英国女大提琴家，杰奎琳·杜普蕾只活了四十二岁。

哪能不写呢。我曾在第一部小说集的后记中说，小说是我的精神支柱。写下去是一定的，可怎么写？由此带来写作策略，写作风格的考量。也许是退守，也许是重开一条道。这个小说，或许是尝试。

2016年，是我父亲百年诞辰。毕飞宇先生说：“我更看重的，是这个小说是不是我此刻最该写的那部，是不是命运里我必须要写的那部。” 那么，它就是了。水姑的原型是我祖母，她的确是水手的女儿，祖父是做家具的，也就是“小木”，在王天井巷开红木家什店，的确被人在茶里放了烟炮，上吊自尽，祖母随即病亡。母亲说，父亲是三房合一子，可母亲又说，伯母出家后，叔叔被送去当了和尚，更小一点的姑姑送了人。年远代湮，难得确闻。

小说完成了。用德国作家托马斯·曼的话来说：“终于完成了。它可能不好，但是完成了。只要能完成，它也就是好的。”

2017-4-2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