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海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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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我们每个人的生活都是一个世界，即使最平凡的人也要为他生活的那个世界而奋斗。
——路遥《平凡的世界》
每次回乡下，最喜欢做的一件事情，便是倚在饭桌旁，看父亲吃东西。在泥淖中挣扎了一辈子，古稀之年的父亲，格外地喜欢“荤腥”，无论是从城里给他带回的，还是妹妹们在乡村小店、左右集镇里买来的，他都来者不拒，母亲说他馋，这辈子是饿死鬼投生的。但我们都明白，母亲心里的真实想法，一定不是这样。
父亲幼年丧母，二十六岁那年入赘到了同村的母亲家，然后带病支撑起一片天空，外公嫌他体弱，我们兄妹几个又小，想来那时候他一定很难熬。种地之余，父亲干过许多营生，爆玉米花，打白铁，修锁配钥匙，最后在我七岁那年开起了杂货店，到我上高中的时候，还干起了赤脚医生——赤脚医生原就是父亲的本行。
虽然父亲只读到小学三年级，可他极好学，即使到了现在，身边也总是放一本新华字典。听母亲讲，父亲在青年时代是学过好几年医的。他先是跟村里的老医生学，后来又被县里的培训班选去，至于后来为什么没有干下去，他常是语焉不详，甚至不愿提起。问母亲，母亲叹口气，说不就是让当时大队支书的亲戚顶了嘛，一阵无语。在幼年的记忆里，父亲有一个神秘的小书箱，上着锁，规规整整地放在他卧房的柜子上，从不让孩子们去触碰。后来才知道，那是他的医书，一本一本，被岁月蒙了尘。
父亲又可以行医了。我从学校回来，发现父亲像换了一个人，神采奕奕，药橱里摆满了各种瓶瓶罐罐。父亲有执业资格证，又曾从医几年，所以乡亲们以最快的速度接纳了他的“新生”。之后两年，家里再不宁静，风里雨里，白天黑夜，父亲总是一刻不停地穿梭在村子的街巷之间，也看到了更多的人间凄楚，为乡亲们挂账，减价，都是家常便饭。等我到省城上学，本以为一切会慢慢好起来，未料想，一场泼天大祸正在冥冥之中袭来。
刚到省城的那个学期，特别想家，所以一封一封的往家写信，通常三次两次，父亲才回一封，简简单单的几行，无外乎家中安好，你在学校努力用功之类。然而到了过年回家，一进家门，忽然被眼前的一切击懵了……大白天的，窗子上挂着布帘儿，母亲几乎皮包骨地卧在炕上，身上盖着厚厚的棉被，脸色苍白，喊她，她用失神的眼睛看了看，再无反应。父亲佝偻着身子坐在炕沿上，异常憔悴，再无了往日的神采。我一下子泪如泉涌，跪到炕上，抱着母亲失声痛哭。家里到底怎么了！
母亲抑郁了，父亲的小药铺也空了。这一切都来源于一场莫名其妙的“医疗事故”。村里一户族人，当家人比父亲要小上一辈，叫父亲小叔，他的妻子是晚期肺心病，农村里叫气管炎，因为家里穷，治不起，病人差不多要油尽灯枯。每每病情一发作，她喘不上气来，得马上打上一针“顶药”，赶紧往医院送。一开始还是父亲去诊治，但他们家拖欠的药费越来越多，且这病也到了必须住院的地步（父亲也是这病，折磨了他一辈子，特别是到了晚期，一年住几次院），那家的男人是个二“混” 子，妻子久病而麻木，有点钱都耗到了穷喝滥赌上，父亲没有办法，最后只能让他家另请高明。病人的情况一天天糟糕愈甚，可对他的男人来说，无非是换个医生，也无非是病人一休克，打两支“顶药”。这种“顶药”据父亲介绍，是不能一次打两支的，因为副作用可能会加重窒息的程度。然而，因为病人本身产生了抗体，渐渐的两支也不能缓解她的状况，于是后来的医生也放弃了治疗，让那家送病人入院就医。
有一天，病人的女儿来找父亲，原来她妈又犯了病，很吓人，央求父亲去给打针。父亲知道这事有多严重，让他们马上送人到医院去。小女孩哭着说她的堂哥结婚，喊了她爸好几次，一直不回。看着小女孩哀泣，父亲心软了，背上药箱去了那家。父亲只打了一支“顶药”，病人和小女孩再三要求再补一支，因为平常别的医生都是这样打，人体有了抗性，一支不管用。不知关于这一支的问题僵持了多久，父亲最后只好妥协，但千叮咛万嘱咐，让小女孩快去找他爸，送病人走。那个时候是上午九、十点钟，到了那个男人醉醺醺地下半晌回来，病人已经因休克而失去了意识，等到送进医院，终于不治。
听到这个消息，母亲开始埋怨父亲——人都那样了，你不该再沾的，欠着你的药费不说，他男人要是多上心一丁点儿，人会这样嘛。父亲闷头不言。那个可怜的女人草草安葬了，过了些日子，村子里开始生出一些风言风语，矛头直指父亲。于是有一天，那个醉醺醺的男人找上了父亲，恐吓他要拿出些钱来，不然就告上派出所。父亲冤枉，这个所谓的“族侄”有一个亲戚在县里混事，是哪个乡镇的头头儿，他知道被讹上了。父亲平生第一次也是唯一的一次被“请”进了派出所，尽管经过再三“调解”，他三天后回家，可还是被人敲去两千块。
两千块钱在那时候也不多，而对家里来说却是天文数字。并且这个“恶名”太让人难以招架，父亲的小药铺没了，母亲也得了抑郁症。这一切父亲在信里，不曾提过。过年回家，大哭一场后，我问他，为什么不去告，不去找律师。父亲说胳膊拧不过大腿，人家亲戚当官儿，咱斗不过人家，燃眉之急，先给你娘治病吧。治病的过程当然极其痛苦，兼之抑郁症这种病很难根除，不过，在服用了一种叫作五氟利多片的“特效药”（现在因副作用大，已禁用）后，等到我假满归校，母亲已经可以下地，也已经可以吃一点简单的流食，精神渐渐恢复了过来。她坚持说不是被气的，是想儿想的，她怕她的儿在外边被人害了，因此上日夜无眠，不饮不食，父亲劝也劝不了，以至于最后完全崩溃掉。
到了下一年暑假回家，母亲已经基本痊愈，但在她面前再不能提那件事情，只言片语也不成。父亲不再行医，家里的杂货店也关了门，种点菜，种点粮，勉强度日，大妹退了学，到外边打工。我的学费每个月就靠父亲去到远处的镇子上粜几袋粮食，家里的境况面临着朝不饱夕。于是跟父亲要求出去打工，父亲说不用，你回来之前就想好了，咱爷俩搭三间南房，门外是大街，开个自行车修理铺吧。我不明白，家里都已经山穷水尽，拿什么盖那三间南房呢！父亲遂说出了他的想法：土是现成的，到村南去拉几车；砖也是现成的，好砖买不起，就到村里砖厂那儿拾人家不要的变形砖，半头砖；檀条也有，家里那些糟木头，房后还有两株老树。人工嘛，咱俩人，你娘再搭把手。
往下两个月的时间里，真如父亲设想的那样，三间简陋的南房奇迹般地“站”了起来。父亲常念叨，眼是孬种，手是好汉，什么事儿，看是看不成的，只有伸手去做。那三间南房，确实是个奇迹。天不亮，我套上牛车去村南拉土，一早上能拉到两车到三车，这时候父亲已经载着一三马车砖头回来了，吃过早饭，一家人开始和泥砌砖。如今回想，父亲就像个魔术家和艺术家。那些看上去丑陋不堪的砖头，一递给他，他几乎看都不看，一下子就找到它们的最佳位置，而且不压线，不亏线。一面墙，是空心的，因为砖头也要稀罕着用，砖厂那儿没熟人还不让人捡哩。砖头太小，两块搭不起来，中间的空堂里再填上土，砖头之间有泥压着，当然墙子指定不会太高，所以不用担心它会倾倒。
印象最深的还是上梁的时候，那是些什么“梁”啊！两截水泥桩子，两根老榆木，剩下的都是些“歪瓜裂枣”，绑一起的，钉一起的，能利用上的，哪怕树枝都用上了。那两根老榆木，父亲和我，再叫上母亲和叔伯，还能勉勉强强拉上去，但那两截水泥桩子说什么也拉不起来，后来父亲灵机一动，弄了个吊杠，杠杆定理那样子，竟生生把它们弄上了墙。铺了好些玉米杆，旧竹竿，在上面撒上厚厚的一层麦秸，最后用泥封顶，基本算是大功告成。至于房子里边，门窗买的二手货，地面就那样了，哪还有东西来铺，烂砖头这时候也已派不上用场。
其实，父亲口里的“南房”，严格来说就是个将将就就的草棚。但就是在这个草棚里，父亲又做了许多年的自行车修理，直到他到了肺心病晚期，完全丧失劳动能力。尚记得老屋翻修，搬完了所有的东西，明天便要扒房子，我逐一走遍每一间，特别是那三间破败的南房，在那儿逡巡良久。那是我真正意义上以一个个“男人”的姿态参与的人生第一个“工程”，用自己的双手，一把土，一块砖，搭建起来，那也是和父亲共同的“杰作”，它承载着这个清苦之家最艰难最沉重的一段岁月。在那里，我烙印下什么，我丢失过什么，我又得到了什么，说不清楚，可哪是说一下子推倒，然后就格式化了呢！
父亲的肺心病，照他自己的话讲，是到底要带到地下去了。母亲的抑郁症，这些年时好时坏，她念念不忘曾经饱受的屈辱。被人欺凌，好心不得好报，类似的情结，宛若一把沉沉的铁锁，锁上了她的心门。他们是不幸的，世态炎凉，他们承受了太多，太多；他们又是幸运的，既然熬了过来，一定便有后福。
屈辱，苦难，还有灾祸，皆可以忘却，俄罗斯枪王、AK47之父卡拉什尼科夫说过，“生命如同一趟旅程，只有肩上的行囊轻了，才能走得更远些。”可我想，惟有那三间南面的房子，将永在我的梦境之上漂浮，如熠熠星光，温暖且清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