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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海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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散文
201909/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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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一年,我和父亲盖房子

其实我们每个人的生活都是一个世界,即使最平凡的人也要为他生活的那个世界而奋斗。

——路遥《平凡的世界》

 

每次回乡下,最喜欢做的一件事情,便是倚在饭桌旁,看父亲吃东西。在泥淖中挣扎了一辈子,古稀之年的父亲,格外地喜欢“荤腥”,无论是从城里给他带回的,还是妹妹们在乡村小店、左右集镇里买来的,他都来者不拒,母亲说他馋,这辈子是饿死鬼投生的。但我们都明白,母亲心里的真实想法,一定不是这样。

父亲幼年丧母,二十六岁那年入赘到了同村的母亲家,然后带病支撑起一片天空,外公嫌他体弱,我们兄妹几个又小,想来那时候他一定很难熬。种地之余,父亲干过许多营生,爆玉米花,打白铁,修锁配钥匙,最后在我七岁那年开起了杂货店,到我上高中的时候,还干起了赤脚医生——赤脚医生原就是父亲的本行。

虽然父亲只读到小学三年级,可他极好学,即使到了现在,身边也总是放一本新华字典。听母亲讲,父亲在青年时代是学过好几年医的。他先是跟村里的老医生学,后来又被县里的培训班选去,至于后来为什么没有干下去,他常是语焉不详,甚至不愿提起。问母亲,母亲叹口气,说不就是让当时大队支书的亲戚顶了嘛,一阵无语。在幼年的记忆里,父亲有一个神秘的小书箱,上着锁,规规整整地放在他卧房的柜子上,从不让孩子们去触碰。后来才知道,那是他的医书,一本一本,被岁月蒙了尘。

父亲又可以行医了。我从学校回来,发现父亲像换了一个人,神采奕奕,药橱里摆满了各种瓶瓶罐罐。父亲有执业资格证,又曾从医几年,所以乡亲们以最快的速度接纳了他的“新生”。之后两年,家里再不宁静,风里雨里,白天黑夜,父亲总是一刻不停地穿梭在村子的街巷之间,也看到了更多的人间凄楚,为乡亲们挂账,减价,都是家常便饭。等我到省城上学,本以为一切会慢慢好起来,未料想,一场泼天大祸正在冥冥之中袭来。

刚到省城的那个学期,特别想家,所以一封一封的往家写信,通常三次两次,父亲才回一封,简简单单的几行,无外乎家中安好,你在学校努力用功之类。然而到了过年回家,一进家门,忽然被眼前的一切击懵了……大白天的,窗子上挂着布帘儿,母亲几乎皮包骨地卧在炕上,身上盖着厚厚的棉被,脸色苍白,喊她,她用失神的眼睛看了看,再无反应。父亲佝偻着身子坐在炕沿上,异常憔悴,再无了往日的神采。我一下子泪如泉涌,跪到炕上,抱着母亲失声痛哭。家里到底怎么了!

母亲抑郁了,父亲的小药铺也空了。这一切都来源于一场莫名其妙的“医疗事故”。村里一户族人,当家人比父亲要小上一辈,叫父亲小叔,他的妻子是晚期肺心病,农村里叫气管炎,因为家里穷,治不起,病人差不多要油尽灯枯。每每病情一发作,她喘不上气来,得马上打上一针“顶药”,赶紧往医院送。一开始还是父亲去诊治,但他们家拖欠的药费越来越多,且这病也到了必须住院的地步(父亲也是这病,折磨了他一辈子,特别是到了晚期,一年住几次院),那家的男人是个二“混” 子,妻子久病而麻木,有点钱都耗到了穷喝滥赌上,父亲没有办法,最后只能让他家另请高明。病人的情况一天天糟糕愈甚,可对他的男人来说,无非是换个医生,也无非是病人一休克,打两支“顶药”。这种“顶药”据父亲介绍,是不能一次打两支的,因为副作用可能会加重窒息的程度。然而,因为病人本身产生了抗体,渐渐的两支也不能缓解她的状况,于是后来的医生也放弃了治疗,让那家送病人入院就医。

有一天,病人的女儿来找父亲,原来她妈又犯了病,很吓人,央求父亲去给打针。父亲知道这事有多严重,让他们马上送人到医院去。小女孩哭着说她的堂哥结婚,喊了她爸好几次,一直不回。看着小女孩哀泣,父亲心软了,背上药箱去了那家。父亲只打了一支“顶药”,病人和小女孩再三要求再补一支,因为平常别的医生都是这样打,人体有了抗性,一支不管用。不知关于这一支的问题僵持了多久,父亲最后只好妥协,但千叮咛万嘱咐,让小女孩快去找他爸,送病人走。那个时候是上午九、十点钟,到了那个男人醉醺醺地下半晌回来,病人已经因休克而失去了意识,等到送进医院,终于不治。

听到这个消息,母亲开始埋怨父亲——人都那样了,你不该再沾的,欠着你的药费不说,他男人要是多上心一丁点儿,人会这样嘛。父亲闷头不言。那个可怜的女人草草安葬了,过了些日子,村子里开始生出一些风言风语,矛头直指父亲。于是有一天,那个醉醺醺的男人找上了父亲,恐吓他要拿出些钱来,不然就告上派出所。父亲冤枉,这个所谓的“族侄”有一个亲戚在县里混事,是哪个乡镇的头头儿,他知道被讹上了。父亲平生第一次也是唯一的一次被“请”进了派出所,尽管经过再三“调解”,他三天后回家,可还是被人敲去两千块。

两千块钱在那时候也不多,而对家里来说却是天文数字。并且这个“恶名”太让人难以招架,父亲的小药铺没了,母亲也得了抑郁症。这一切父亲在信里,不曾提过。过年回家,大哭一场后,我问他,为什么不去告,不去找律师。父亲说胳膊拧不过大腿,人家亲戚当官儿,咱斗不过人家,燃眉之急,先给你娘治病吧。治病的过程当然极其痛苦,兼之抑郁症这种病很难根除,不过,在服用了一种叫作五氟利多片的“特效药”(现在因副作用大,已禁用)后,等到我假满归校,母亲已经可以下地,也已经可以吃一点简单的流食,精神渐渐恢复了过来。她坚持说不是被气的,是想儿想的,她怕她的儿在外边被人害了,因此上日夜无眠,不饮不食,父亲劝也劝不了,以至于最后完全崩溃掉。

到了下一年暑假回家,母亲已经基本痊愈,但在她面前再不能提那件事情,只言片语也不成。父亲不再行医,家里的杂货店也关了门,种点菜,种点粮,勉强度日,大妹退了学,到外边打工。我的学费每个月就靠父亲去到远处的镇子上粜几袋粮食,家里的境况面临着朝不饱夕。于是跟父亲要求出去打工,父亲说不用,你回来之前就想好了,咱爷俩搭三间南房,门外是大街,开个自行车修理铺吧。我不明白,家里都已经山穷水尽,拿什么盖那三间南房呢!父亲遂说出了他的想法:土是现成的,到村南去拉几车;砖也是现成的,好砖买不起,就到村里砖厂那儿拾人家不要的变形砖,半头砖;檀条也有,家里那些糟木头,房后还有两株老树。人工嘛,咱俩人,你娘再搭把手。

往下两个月的时间里,真如父亲设想的那样,三间简陋的南房奇迹般地“站”了起来。父亲常念叨,眼是孬种,手是好汉,什么事儿,看是看不成的,只有伸手去做。那三间南房,确实是个奇迹。天不亮,我套上牛车去村南拉土,一早上能拉到两车到三车,这时候父亲已经载着一三马车砖头回来了,吃过早饭,一家人开始和泥砌砖。如今回想,父亲就像个魔术家和艺术家。那些看上去丑陋不堪的砖头,一递给他,他几乎看都不看,一下子就找到它们的最佳位置,而且不压线,不亏线。一面墙,是空心的,因为砖头也要稀罕着用,砖厂那儿没熟人还不让人捡哩。砖头太小,两块搭不起来,中间的空堂里再填上土,砖头之间有泥压着,当然墙子指定不会太高,所以不用担心它会倾倒。

印象最深的还是上梁的时候,那是些什么“梁”啊!两截水泥桩子,两根老榆木,剩下的都是些“歪瓜裂枣”,绑一起的,钉一起的,能利用上的,哪怕树枝都用上了。那两根老榆木,父亲和我,再叫上母亲和叔伯,还能勉勉强强拉上去,但那两截水泥桩子说什么也拉不起来,后来父亲灵机一动,弄了个吊杠,杠杆定理那样子,竟生生把它们弄上了墙。铺了好些玉米杆,旧竹竿,在上面撒上厚厚的一层麦秸,最后用泥封顶,基本算是大功告成。至于房子里边,门窗买的二手货,地面就那样了,哪还有东西来铺,烂砖头这时候也已派不上用场。

其实,父亲口里的“南房”,严格来说就是个将将就就的草棚。但就是在这个草棚里,父亲又做了许多年的自行车修理,直到他到了肺心病晚期,完全丧失劳动能力。尚记得老屋翻修,搬完了所有的东西,明天便要扒房子,我逐一走遍每一间,特别是那三间破败的南房,在那儿逡巡良久。那是我真正意义上以一个个“男人”的姿态参与的人生第一个“工程”,用自己的双手,一把土,一块砖,搭建起来,那也是和父亲共同的“杰作”,它承载着这个清苦之家最艰难最沉重的一段岁月。在那里,我烙印下什么,我丢失过什么,我又得到了什么,说不清楚,可哪是说一下子推倒,然后就格式化了呢!

父亲的肺心病,照他自己的话讲,是到底要带到地下去了。母亲的抑郁症,这些年时好时坏,她念念不忘曾经饱受的屈辱。被人欺凌,好心不得好报,类似的情结,宛若一把沉沉的铁锁,锁上了她的心门。他们是不幸的,世态炎凉,他们承受了太多,太多;他们又是幸运的,既然熬了过来,一定便有后福。

屈辱,苦难,还有灾祸,皆可以忘却,俄罗斯枪王、AK47之父卡拉什尼科夫说过,“生命如同一趟旅程,只有肩上的行囊轻了,才能走得更远些。”可我想,惟有那三间南面的房子,将永在我的梦境之上漂浮,如熠熠星光,温暖且清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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